半個多世紀過去

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早已遠去

但西南聯大的精神以及大師風骨卻一直保留在這片大地上

這個周末，估計很多人都看了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片《無問西東》。

應該有很多人都還記得王力宏所飾演的富家子弟沈光耀，作為清華高材生放棄了優渥安逸的生活棄筆從戎成為飛行員，最後英勇赴義駕機與敵艦同歸於盡的故事。

但電影結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下來觀看片尾的彩蛋。彩蛋中，那些電影里我們以為的「跑龍套」的角色一一顯露真身，原來電影里的那些故事都是彩蛋里大師們的陪襯。

在為義士動容落淚之餘，沈光耀的母校，在那個動亂年代依然「弦歌不綴、靜聽雨聲」的西南聯大，其背後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那些人，更加值得人動容，可以說是群星閃耀、風華絕代。

西南聯大，是由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牽至昆明而成。這一遷，遷了八年，直至抗戰勝利，各校回遷，西南聯大的存在歷史才正式划上了一個句號。

雖然僅有短短八年，但這依舊不妨礙它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傳奇。

在最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這裡雲集了當時學術界各領域的泰斗。

八年時間畢業人數僅有不到4000人，但這裡卻走出了一百多位青史留名的文人墨客，科學院院士154人，工程院院士12人，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獲獎者其中有一半都是出自西南聯大，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4人，諾貝尓獎獲得者兩人。

1

1937年，國都陷落，敵寇來襲。

京津地區陷入了日軍的炮火，南開大學三分之二都在火海中毀於一旦。

炮火來到清華園之時，牆壁因抖落而簌簌地落土，哲學系教授馮友蘭身穿長衫，手無寸鐵，卻在國軍撤出北平後，與他同樣手無寸鐵的文人同僚相約，一同巡邏護校。

（馮友蘭）

但那時北大紅樓和清華園的頹勢和滿目瘡痍已是勢不可擋。

8月28日，清華、北大、南開三位學校的校長，接到了來自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當時日本人開出了很高的年金要求中國的一些文人學者留下任教，面對威逼利誘，中國的知識分子這一刻展示出了真正的風骨。

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陳三立拒絕了日本人的遊說，怒斥道，「呸，中國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

（陳三立）

最終絕食五日，含憤而死。

北大教授鄧以蟄，當時沒能南撤，被扣留在北平。但即使如此，八年間，他也從未去日偽大學教過學，靠變賣自家古董艱難度日。

他十三歲的兒子，在日軍召開的佔領北平記者會上，將日本國旗撤下，踩了兩腳，遭到日方追查。

鄧以蟄只得將兒女先送往昆明，在臨別之際，鄧以蟄含淚叮囑兒子一定要學習科學，科學才能興國。

後來他的兒子真的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實現了父親的囑託。

他的兒子，名叫鄧稼先。

（鄧稼先）

比起教授，學子南渡的路途更加艱難，許多學子身無分文，一路乞討這才到了長沙。

直到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才正式開課。

然而好景不長，正式開課沒多久，南京淪陷，日軍的炮火再度逼進長沙。

2

長沙告急後，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長沙臨時大學立刻搬遷至昆明。

這是一次教育界的長征，南遷之路一共有三條，教授學生一路歷盡艱苦。

其中有一個由200多名學生和少數老師組成的步行團，他們徒步跋涉3600里，一路風餐露宿，行走68天，才終於抵達昆明。他們遠離故土，僅憑著少年熱血和文人意氣，就踏過了無數個漫長的日夜。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前往昆明時不滿16歲，他從淪陷區逃亡昆明足足用了三年。

「當時日本飛機每隔三四個鐘點來一次，茶館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老闆說我給你打掃茶館，你只管逃跑隱退，一切由我負責。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東西讓我吃。老闆聽了很高興，後來其它茶館也讓我去打掃，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為別人打掃茶館來維持。」

1938年4月28日，三所學校的師生抵達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成立。

當時由於資金有限，條件非常艱苦，就如《無問西東》中所描述的一樣，西南聯大是一個茅草蓋起來的學校。

當時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受邀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但他們的方案卻被一次次駁回。

原因很簡單，就兩個字：沒錢。林徽因一邊改圖紙一邊流眼淚，哭聯大，也是哭國家。

最後西南聯大頭上有瓦的只有圖書館，部分教室和實驗室可以用鐵皮，其他的建築一律都是茅草。

修好的鐵皮屋，每逢下雨就沒法下課，因為老師的聲音永遠抵不過雨打鐵皮的聲音，這也就有了電影中「靜坐聽雨」的橋段。

教室里也是只有椅子沒有課桌，一間宿舍要住40個學生。聯大的廚房也被稱作是」世界上最髒的廚房之一」，甚至都能從粥里挑出石子兒來。

即便如此艱苦，這些國之棟樑，依然賡續著中華的文明，傳承著知識的火種。

3

而在昆明這個坐落在西南邊陲的山城中，在此後的八年中，匯聚了那個時代中最為閃耀的一群人。

在當時，有文化的「大學生」是特別受寵的一幫人，當時的聯大校長梅貽琦其實並沒有什麼官職，也不富裕，但當地不會有人不尊重他，很多大講師和學者，連當時的國民政府高官都要敬他們三分。

（梅貽琦校長）

學生們從長沙遷至昆明的路上，只要落腳有人煙的地方，均受當地人民厚待。

學者為昆明的市民演講，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吳晗講形勢，直講得「台上失聲痛哭，台下群情激奮」。

諾貝爾得主李政道在後來接受採訪的時候也說過，「他們（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沒什麼本錢，但是對大學生是特別保護的，所以我對雲南的人民非常感謝。」

當時宿舍沒法自習，全校有三千多人，但圖書館只有不到300個位子，於是學生們都走出了校門，走到學校附近青石板路的街道兩旁的茶棚中。

一壺茶，五分錢，能喝一整天，老闆也不介意是不是虧本。附近幾條街的茶棚上坐滿了聯大自習的學生。汪曾祺就是在這茶館中，寫出了文學生涯最初的幾篇小說。

不光學生艱苦，老師更艱苦。在南遷之前，這些教授在北平都說的上是高收入人群，然而來到了聯大之後工資遠遠不夠生活。

著名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的重要骨幹趙忠堯在最艱難的時候，做起了肥皂；

而聞一多則做起了圖章販賣，當時好多教授都幫聞一多打了廣告，即使是平時意見不合的「仇人」；

朱自清把自己最愛的藏書變賣了個七八；

化學系教授高崇熙種花賣花；

為了解決吃菜問題，好多教授開始自己種菜吃菜，有一次聞一多看到西紅柿長了蟲子正一籌莫展，剛巧植物學泰斗吳征鎰經過，正好指導聞一多如何種菜；

除此之外還有製作墨水的、賣茶的、提煉酒精的，連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都上街開始賣米糕了……

（聞一多製作印章）

他們本可以領取政府的經費補助，但是他們還是選擇了聯名拒絕，「全民族都為抗戰作出了巨大犧牲，很多人民比我們艱難，我們有什麼理由接受補助，還是讓這些補助用於抗戰吧。」

4

雖然生活困苦，但聯大師生的精神依然積極自由。

西南聯大八年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比之後清華北大南開三十年加一起培養出來的都要多。

為什麼？

究其根本就是得益於聯大積極自由的校風，西南聯大中86%的教授都是留學生，因此吸取了國外治學中的很多先進經驗。

西南聯大很多學系都是沒有月考和期中考試的，只需要期末寫論文，課程都是「啟發式」的。

聯大哲學系的老師都是帶著自己「一生研究的問題」站在講台上講課的。把自己懷疑的、不確定的都講出來，讓學生跟著他一起思考。

西南聯大的學生潘際鑾後來回憶道，「西南聯大的老師，不僅是要求我們學會他們在課上講的內容，還要求我們自學，把課上沒有講到、但是又相關的原理，自己融會貫通。」

除了自由之外，嚴謹同樣也是西南聯大必不可少的氣質。「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獎者王希季在校一次考試中，就因為小數點錯位而得了零分。

當時在西南聯大，考試不及格不能補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門基礎課考不過，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為止。西南聯大沒有學年的限制，採用選課制與學分制相結合的制度，學生如果有基礎課一直學不好，可以換專業讀下去。

西南聯大的學生，喜歡跨系、跨院地去旁聽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老師也同樣喜歡互相旁聽，時不時還要進行一些「學術對話」。

學習之餘，西南聯大的學生老師們還經常忍受著日軍時常的空襲，甚至一天兩次空襲警報，所以那是聯大學子將「跑警報」當作家常便飯。

江湖傳言有一次，空襲警報照例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往外跑。國文系教授劉文典也跟著跑，突然想起自己「十二分佩服」的陳寅恪年事已高，視力有問題，行動不便，趕緊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寅恪的寓所，攙扶陳寅恪往城外跑。

同學們要攙扶劉文典，劉文典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寅恪先走。

或許正是這種對於文化和人才的珍視和尊重，才造就西南聯大那個學術百花齊放的璀璨時代。

在那個時代，西南聯大的學術整體水平非但沒有下降，很多專業領域還有了明顯的提升。這完全要歸功於教授與學生們「南渡的悲憤，北歸的願望，艱難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以及學術參展的決心和能力」。

5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在舉校被迫南遷時，由羅庸和馮友蘭寫的詞，悲壯且豪邁，這句歌詞歌詞激勵了國難下的一代學子。

8年過去，歌詞里的這些祈願，通通實現了。

在祖國需要他們的時候，西南聯大1100多名學生投筆從戎，像電影中的陳光耀一樣，參加中國遠征軍，血灑疆場。

半個多世紀過去，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早已遠去，但西南聯大的精神以及大師風骨卻一直保留在這片大地上。

我們懷念西南聯大，是懷念他們身處逆境而堅持正義必勝的信念卻永不動搖，懷念他們的青年熱血瀟洒自信。

而今，我們所有條件都比那時強上百倍千倍，但卻早已難尋那樣的風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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