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對蔣介石忠心耿耿 又身居高位 為何至死不願加入國民黨？

戴笠其人，「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章士釗評）。

雖然官拜國民政府軍統局局長，但戴笠的出身其實很是貧寒。

戴笠於1897年出生於浙江江山縣保安村的貧寒家庭，他出生的時代正是國家內憂外困的時代，幼年的戴笠天資聰穎，學習成績十分優異，但是由於少年人的虛榮心理，偷了東西而被學校開除，從此戴笠便開始了四處流浪的生活，甚至幾度混跡於賭場，流連於風月場所。

當時的中國可謂風雨飄搖，內憂外患不斷，戴笠也深深為祖國的前途感到擔憂。後來幾經周折等到黃埔軍校開學招生，過早輟學的戴笠卻因為學識的原因未能考上黃埔軍校而大為失意。但是天無絕人之路，黃埔軍校的再次招生，給戴笠又帶來了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而戴笠也緊緊地抓住了機會。

學識不夠，人脈來湊！

戴笠雖然生活一度窮困潦倒，但為人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很是會借著各種機會發展自己的人脈，而他幾年前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給當時的《星期評論》主編，後來擔任國立廣東大學即如今的中山大學的校長戴季陶倒的一碗茶，也為他此刻能夠鹹魚翻身買下了伏筆。借著「拉關係，攀親戚」的套路，戴笠因此得以進入黃埔軍校而開啟自己一生的輝煌特工生涯。

進入黃埔軍校只是領了個入場券，要得到蔣介石的青睞卻還有一條很漫長的路要走。對蔣介石來說，黃埔軍校前四期的學員是他重要的政治資本，也是他著力培養的對象，但對第五期以後的學員則沒有那麼上心了。戴笠能從眾多師兄弟中殺出重圍，讓蔣對他委以重任，主要是做到了以下幾點。

首先是找准自己的定位。作為黃埔六期騎兵科的學生，戴笠清楚自己帶兵帶仗的本事是遠遠比不上其他的師兄弟，那就得找一個領袖急需而又自己擅長的領域。經過一番找尋以後，戴笠發現情報學是他所擅長而又是極為重要的，於是他就在蔣介石面前刻意表現這一點。

1928年，戴笠在老同學胡宗南的幫助下成了蔣介石的一名侍衛，他便趁著這個機會收集一些他覺得蔣介石會感興趣的信息做成簡報或摘要放在蔣介石桌子上。

起初蔣介石對這樣一個小侍衛並不是很感興趣，便把這些情報隨手扔到垃圾堆里。但慢慢蔣介石發現戴笠提供的信息有價值時，便開始把一些情報交給他做，戴笠於是便從一名侍衛成了情報人員。

其次是要擅長揣摩蔣介石的心思。蔣介石雖然將一些情報工作交由戴笠去完成，但在當時的整個情報系統中，還有黃埔一期的賀衷寒、滕傑、鄧文儀等資格更老更受蔣介石信任的學生。戴笠的脫穎而出，在於他能揣摩到蔣介石的心思。

比如說，在呈送情報時，賀衷寒等人完全不考慮蔣介石的時間，經常提交洋洋萬言的文件，讓蔣介石不得不多次強調要簡明扼要。相比之下，戴笠則更務實，有一句說一句，讓蔣介石對他大為賞識。

最後就是對蔣介石的絕對忠誠。情報部門是極其關鍵的一個部門，一個情報往往能左右一場戰役、一次競選甚至是一個國家的興亡，執掌這個部門的人如果不能對蔣介石絕對忠誠，蔣又如何能夠放心呢？因此戴笠總是會在各種場合極力表現出對蔣介石的忠誠。

如1927年蔣介石下野後想到日本東山再起，戴笠立即跑到蔣介石門口，向蔣介石表示願意當他保鏢護送他。

西安事變時，整個形勢不明朗，戴笠卻毅然和宋美齡、宋子文一起飛赴西安，還帶上兩把左輪手槍，表示願與蔣介石同生死。一見到蔣介石，他立刻衝上前去，跪在地上抱住蔣介石的腿失聲痛哭，說自己沒有保護好他。即使是演得有點過火，也令正處於危險境地的蔣介石大為感動。

即使後來身居高位，戴笠也始終把自己的位置擺得很低。1945年，在西方有一種說法，說戴笠是「中國的希姆萊」。在一次中美合作的晚宴上，戴笠特意花時間和美國人解釋，說他不是希姆萊，而只是「總司令的戴笠」而已，希望不要聽信別人說的壞話。

戴笠很清楚，自己現在的地位權勢都是來自於蔣介石的信任，他永遠只是蔣介石手中的利劍，而不是執劍人。

作為蔣介石的「配劍」，戴笠的刀下亡魂不乏許多異議分子、日本人和漢奸、國民黨內蔣介石的政敵和很多民主人士。但令人奇怪的是，戴笠儘管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丹心一片，卻至死沒有加入國民黨。

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當時國民黨內部殘酷激烈的政治鬥爭。

因為如果戴笠加入國民黨，他又是國民黨高官，必將引起其他高官的警覺，勢必會將自己捲入權力鬥爭之中，而無法安心致力于軍統工作；反之不加入國民黨，蔣介石亦可放心將大權置於戴笠之手，其他國民黨高官也可安心。

另外，在貪腐至極的國民黨政府里，戴笠也不願與這些人為伍，甚至鄙夷這幫政客，清正一生，也許才是戴笠最深切的想法。

因此效忠蔣介石，不加入國民黨對戴笠來說或許是最好的辦法了。

主要參考資料

曹瑞濤《戴笠的「忠誠」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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