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性騷擾聯合國也有份，罪而不罰已成慣例

全球範圍內對於性騷擾問題都保持著高度關注，18日《衛報》的一則報道將聯合國的辦公室性騷擾問題也擺上了桌面。在不同國家工作的聯合國員工以匿名的形式接受了《衛報》的採訪，她們講述了自己遭受的不同程度的性騷擾、控訴加害者後得到的意想不到的回應，以及聯合國內部的沉默文化。

聯合國的沉默文化

在接受採訪的員工中，有15人表示他們在過去5年里經歷過性騷擾，包括口頭騷擾，甚至是強姦。其中有7名女性曾正式報告自己的遭遇，對於其他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是因為她們擔心會失去工作。

受害者被迫離職

一名諮詢顧問在為世界糧食計劃署工作時遭到了上司的騷擾，但她卻沒有報告。「如果你報告了，那你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尤其你只是一名諮詢顧問。」有3名來自不同辦公室的女性在報告了性騷擾問題後，卻在過去一年中被迫離開工作崗位，或遇到終止合同的威脅，但是一名被指控性騷擾的高級官員卻仍能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聯合國員工對於該組織的依賴，不僅是為了就業，還涉及工作簽證和其他福利，包括學費等。許多受害者和目擊證人擔心被報復，最終選擇不出聲。

內部調查袒護加害者

其中一名女性表示自己在偏遠地區工作時被一名聯合國高級工作人員強姦，她準備了醫療證據、證人、證詞，但聯合國的內部調查組卻告訴她，她的證據不足以提出指控。最終她失敗了，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簽證，身心受損的她在醫院已經待了幾個月，她擔心如果回到自己的祖國會面臨迫害。

有2名女性提出了對內部調查的擔憂——聯合國調查小組的內部監督事務廳（OIOS）未能採訪到關鍵證人，同時筆錄中包含了錯誤的信息。更為可怕的是，整個調查過程中，加害者被允許繼續擔任高級職務，並有權影響訴訟程序。一名女性曾收到申訴專員的通知，稱他收到了聯合國高級官員的威脅，沒法幫她申訴。另外，有7名與《衛報》交談的受害者被申訴專員或同事告知，她們不應該試圖投訴加害者。

受害者沒有得到治療及諮詢

4名現任聯合國僱員，包括一些沒有正式提出投訴的人還透露道她們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及心理諮詢。一名失去工作的女性說，在遭受性侵後的24小時內她曾在3個獨立婦科醫生處就診，因為聯合國提供的醫療團隊缺乏處理此類案件的專業知識，而相關心理諮詢她等了足足有6周。當時的她處於十分狂躁的狀態，情緒波動很大，這樣的待遇讓人心寒。

內部司法體系不完善，豁免權真的可以這麼用？

聯合國一名救援人員在用盡了所有內部機制、所有的資源仍沒辦法扳倒加害者時，她感到絕望，表示再也不想踏進聯合國的辦公室。聯合國OIOS前工作人員彼得（Peter Gallo）在2015年離開該組織，他表示，「忽略「證據扭曲事實已經成為日常。，他被告知「不能因為好奇心而發問」，唯一原則是「不能讓組織難堪」。

長期以來，聯合國因未能妥善調查維和部隊對當地人民的性侵而受到批評。實際上，在聯合國辦公室里的罪而不罰文化是由於該組織的國際性質導致的，許多高級官員享有外交豁免權，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避開國家法院。即使被指控的加害者沒有豁免權，在司法系統不健全的國家也難以讓其受到懲罰。此外，聯合國規模龐大，大約有44000名員工，這意味著加害者很容易被轉移到別處。律師亞歷克斯·海恩斯(Alex Haines)說， 聯合國的內部司法系統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難以保護受害者。

此外，聯合國的一些機構，包括聯合國難民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維和任務和聯合國食品機構等，擔任高級職務的幾乎都是男性，而地方僱員、年輕女員工及短期合同工很容易成為受害目標，這些高級官員往往會用工作機會作為性交換條件。聯合國此前承認確實有很多性騷擾案件沒有被報告，為此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去年全球反性騷擾運動爆發時曾表示秉承「優先處理和堅持零容忍政策」。

網友表示並不意外，但需建立新制度

事實上，我們也很少看到關於聯合國內部性騷擾頻率的研究。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女性全球領導力中心主任邦特（Charlotte Bunch）認為聯合國應該增加女性領導人的數量，同時還需明確所謂的加害者是否應該受到豁免權保護一事。對此事件，網友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數人表示並不意外。

創立了諮詢公司「獨立外交」的卡利安·羅斯（Carne Ross）在推特上表示：「令人難過，但並不意外。透明度和問責制一直是聯合國叢林中的稀有動物，毫無根據的等級制度以及有罪不罰現象可以說是司空見慣了。」

網友Nikola M. Zivkovic說：「這太悲劇了。雖然聯合國一直致力於鎮壓那些令人作嘔的案件，但實際上那些案件正深深植根於聯合國內部系統。」

政治評論家David Vance憤怒表示「聯合國就是個道德糞坑，撤資走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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