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紀念蔣二世，還不如紀念蔣碩傑—寫到蔣經國辭世卅年之際
摘要：我覺得台灣最該紀念的是蔣碩傑、劉大中，正是他們說服了尹仲容，台灣經濟才得以走出計劃經濟體制，才得以自由化，才得以經濟高速增長，才得以擴大中產階級，才得以為民主化奠定基礎。正如韓國所表現的，等中產到了一定規模，且有政治訴求時，民主化浪潮就會慢慢到來。蔣的意義只在於減少了過多流血，如此而已。
作者：政經天一樓主韓和元
昨天，一位朋友在其朋友圈，發了如下這樣一條帖子，帖子說：
「小蔣離世三十周年之際，我不想也無力評價他的歷史功績。評價就在眼前的歷史人物是件困難的事情，因為許多與之相關的歷史真相還有待挖掘、有待披露。我覺得對他的過度悼念和推崇，于海峽對岸而言，有百害而無一益。這隻能起到固化現有情勢及傳播把所有人的命運都系在一個人身上的可悲想法。」
對於這條帖子，頗讓我有感觸，尤其是他所提及的「對他的過度悼念和推崇，于海峽對岸而言，有百害而無一益。這隻能起到固化現有情勢及傳播把所有人的命運都系在一個人身上的可悲想法。」故我在其帖下留言道：
「其實沒有白狼張安樂，沒有江南案，蔣二世的神話也不會存在。」
隨後又補充道：「我覺得台灣最該紀念的是蔣碩傑、劉大中，正是他們說服了尹仲容，台灣經濟才得以走出計劃經濟體制，才得以自由化，才得以經濟高速增長，才得以擴大中產階級，才得以為民主化奠定基礎。正如韓國所表現的，等中產到了一定規模，且有政治訴求時，民主化浪潮就會慢慢到來。蔣的意義只在於減少了過多流血，如此而已。」
在這裡，預備就我的回帖做一些擴展和補充。
不要過度神化蔣經國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蔣經國也就是我所指的蔣二世成就為中華民族的民主先驅確實純屬意外。因為蔣二世本質上並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趙誠在《台灣「美麗島」事件始末》一文里曾這樣寫道：1950年代，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之後，先有吳國楨向蔣介石進言，實行「政黨政治」，為蔣不容，1953年出走美國，次年與蔣反目，指責其獨裁專制。後有雷震1960年反對蔣介石違憲第三次連任「總統」，並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國》發表《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等七篇文章，主張反對党參與選舉，制衡執政黨。9月雷震被捕，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名判刑10年，《自由中國》被取締。在高壓下，本土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當局更加失望，萌發台獨意識。1964年彭明敏等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次年以「叛亂罪」判刑8年。而當時，主其事者正是負責情治系統的蔣經國。
其後，蔣始皇去世，蔣二世正式於1978年5月20日登基，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隨著蔣二世登基而來的，不是去特務統治，反倒是特務統治開始強化。標誌性事件是，他登基後的第九個月即1979年2月，蔣二世決定成立由總政戰部主任王升負責的劉少康辦公室這一黨政軍聯合反統戰組織——據美國在台協會(AIT)的創辦人兼首任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的回憶錄《非正式外交》所描述，該辦公室成立於1979年，該機構原本隸屬於國民黨秘書長之下的特設組織，以王升的別名「劉少康」掩護。辦公室成員主要來自情報、外事、新聞、軍事等系統，被形容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中央黨部」，可直接向蔣經國報告。「劉辦」的成立，為當時深受蔣經國信任、反對向黨外勢力讓步的王升擴充權力和到處插手提供了機會。王升和「劉辦」、保守派颳起一陣陣的緊縮風，製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
1981年7月回台探親的美籍華人教授陳文成在被警備總司令部約談後死亡；
1982年4月30日，警總出面圍剿國民黨元老陶百川；
1982年11月5日，以軍特系統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極右刊物《龍旗》發表社論，攻擊《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報霸，腳踏國民黨、黨外、台獨、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腳怪獸」。
……
就王升這個酷吏而言，其命運的轉折點來自1983年。該年3月，王升赴美訪問。雖然丁大衛在《非常外交》一書里指出，邀訪的真正動機是出於人權考慮。因此在華府、紐約等地，丁大衛安排王升會見國會議員、學者專家，美方提出的都是人權、政治改革等議題。但當時台北卻謠傳，說美國邀請王訪美是因為王政治勢力不斷上升，且可能在蔣過世後繼掌大位。就如皇權時代所有的帝王一般，這一舉動於二世及蔣家皇室而言，無疑屬於僭越之舉。二世對他的這一爪牙開始非常不滿。
果然，4月26日，《中央日報》、《聯合報》大樓被炸，黨內和社會上便將矛頭指向了負責社會治安和政戰的王升，認為王升的「軍警系統」沒有及時預防和破案，屬於嚴重失職。
對於上述指控，顯然是頗和蔣二世的心意的。5月1日，將下令撤銷劉少康辦公室。5月9日，蔣又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職務，調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9月，王更是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權力中心。
王升調離總政治作戰部，讓天真浪漫的台灣人以為島內政局應該朝著緩和的方向發展，但事實卻不然。警備總司令部和 新聞檢查部門並沒有放鬆對黨外運動和社會上要求民主的呼聲的壓制。從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到1985年中期，黨外周清玉主辦的《關懷》；許榮淑主辦的《生根》、《深耕》；蘇秋鎮主辦的《代議士》；黃天福主辦的《鐘鼓樓》、《蓬萊島》；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以及《前進世界》、《自由時代》、《民主時代》、《台灣廣場》、《新潮流》、《先鋒時代》、《政治家》等黨外刊物，每月總有幾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當期，有的刊物僅辦幾期即被勒令停刊，這與陳文成的慘死聯繫起來，人們看到了當局的政治高壓，軍特系統成為人人談虎色變的黑煞星。
這一時期對黨外政治反對派和國民黨內開明派來說，還有一個更大的陰影，那就是蔣經國傳子蔣孝武的意圖。事實上蔣預傳位於蔣孝武，早在其登基之初就表露無遺。1976年蔣孝武調任「中央廣播電台」任主任，翌年轉派台灣廣播電視事業協會理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顧問、新聞黨部常務委員。1979年，蔣經國對蔣孝武又進行了特殊安排，讓他進入「國家安全會議」，在戒煙戡亂期，這個機構是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一個部門。
正是在這一島內政治高壓氣氛下，發生了一件震驚島內外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也可以說就是在不經意的瞬間，發生了歷史劇變。1984年10月15日，《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劉宜良）先生在美國舊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車庫，被從角落中射出來的三顆子彈奪去了生命。
美國聯邦調查局隨即查出兇手為台灣竹聯幫分子陳啟禮、吳敦以及董桂森。陳啟禮及吳敦逃回國後，被政府以「一清專案」的名義逮捕；董桂森則潛逃海外（最後在巴西被捕而被引渡到美國）。美國向台灣中華民國要求引渡陳啟禮及吳敦未果，乃向新聞界透露已經掌握陳啟禮為防萬一而錄製的一卷錄音帶，證實有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情治人員介入此案。蔣經國乃於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要求徹查此案，並於1月13日由「中央社」發布消息，承認情報局官員捲入「江南命案」。3月1日，陳啟禮的密友張安樂（綽號白狼）忽然偕同一位替陳啟禮保管錄音帶，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磯中國台灣人社團所召開的「江南命案演講座談會」，宣布「蔣孝武就是謀殺江南的元兇」。台灣中華民國雖判處陳啟禮、吳敦、汪希苓無期徒刑，胡敏儀、陳虎門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經兩次減刑後，三人服刑六年余獲假釋出獄，卻不能堵住世人對於蔣孝武涉案的悠悠之口。 陳啟禮和吳敦則先在一清專案被逮捕，移送法辦之後，經普通法院判刑確定。
這就是諷刺——一個被一些腦殘視為民主先驅的人，僅僅因為有人寫了一本自己不認可的傳記就要殺人，且還非常下作，弄得偷偷摸摸。其實，這也不奇怪，這是蔣家一貫作風。其父便是如此殺的李公朴和聞一多們的。
為了自我神化，容不得一點批評和將其去「神」化，所以派去特務將他「神」的面罩撕下的人置於死地。但諷刺的是，他不曾想的是，自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兩岸，美國政界與媒體對台灣特務與黑道聯手在美逞凶，大感意外與憤怒，台灣形象受到前所未見的重挫。受困於國內外的輿論壓力，儲君蔣孝武以外交官的身份被外派去了新加坡。這就如同王升一樣，事實上被逐出了中華民國的決策核心。到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更是不得不在美國記者咄咄逼人的提問中表示，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蔣家人士不再繼任。
最後想說明一點的是，蔣二世確有可取之處，譬如他在最後關頭順應趨勢而不是負隅頑抗，這一點確實值得尊敬。但切勿將這特務捧上了天，正如有論者說的，沒有民眾的誓死抗爭，子繼父業的台灣依舊黑雲壓城，蔣經國打造的特務系統依舊隻手遮天。更為重要的是，正如韓國所表現的，等中產到了一定規模，且有政治訴求時，民主化浪潮就會慢慢到來。韓國沒有蔣二世這樣的人物，不也民主化了嗎？且其質量絕不亞於台灣，甚而遠高於台灣。所以，蔣的意義只在於少一個光州事件，只在於減少了過多流血，如此而已。
如果不認識到這點，而去過度神化他，那麼真會如我那位朋友所說的，「對他的過度悼念和推崇，于海峽對岸而言，有百害而無一益。這隻能起到固化現有情勢及傳播把所有人的命運都系在一個人身上的可悲想法。」
台灣的民主化為何更應該紀念蔣碩傑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論及的，1945-1988年的台灣無疑是獨裁的。而台灣經濟的發展表明，民主不是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在包括獨裁在內的威權統治下，國家也可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需要予以說明的是，包括獨裁在內的威權統治亦不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哪些因素推動了這個威權甚至可以稱得上是獨裁國家的經濟的增長呢？
正如事後驗證的，這種現象跟台灣與1960年啟動的經濟自由化的政策不無關係。而這就涉及到一個人，那就是蔣碩傑。
由於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1949年國民黨政權於大陸的統治以徹底崩潰而告終，殘餘勢力不得不退居台灣。眾所周知，台灣土地面積狹小，自然資源匱乏，人口密度又極高。更重要的是，作為當年日本的殖民地，於二戰後期其主要產業被盟軍摧毀殆盡。以電力為例，戰前供應可達32萬千瓦，而戰後僅能供應3萬千瓦。再加上由大陸湧來的兩百萬軍人和難民，台灣的發展條件可謂極端惡劣。為維持其六十萬的軍力，及重建迫切需要恢復的經濟基礎設施，當時的政府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在預算無法平衡下，國民黨政權沿用了其在大陸時期的老辦法——濫印鈔票。
正如凱恩斯在其《通論》一書的結尾時感慨的，「那些講求實際的人自認為他們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可是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干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劫後餘生的國民黨之所以仍執迷不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其經濟政策正深受兩種在當時甚為流行、卻錯誤百出的思想所支配：一種觀點來自貿易保護論者，他們認為高關稅和限制進口，可保護髮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扶植起其幼小產業；另一種觀點來自凱恩斯主義，他們認為儲蓄傾向的增加只能導致經濟衰退而不利於社會，而通脹則會促進經濟發展。在他們看來，提高利率的做法會妨礙經濟的繁榮和增長。
也正是在這些理論，特別是後者的指導下，當時台灣的利率被人為地壓低了。隨著利率被壓低，人們自然不願將其儲蓄存入銀行，而是直接拿去投資於諸如房地產、黃金、外匯等遠離消費的高級生產領域了，人民手中的貨幣不能轉化為儲蓄和投資。這時，銀行為了維持其對企業的融資，將不得不日益依賴於貨幣供給這一手段。結果是，隨著時間推移台灣的通脹日益惡化，當時的年通脹率高達100％以上，經濟一片蕭條，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再度陷入了困境之中。
為免重蹈大陸時金圓券式失控的覆轍，使其統治徹底崩潰，國民黨當局意識到是時候改革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學者開始進入了國民黨當局的視線，他就是著名經濟學家蔣碩傑。 蔣碩傑，1918年出生於上海，原籍湖北應城，是辛亥革命元老蔣作賓的四公子。早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預科，後求學於英倫，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哲學與經濟學雙博士學位，是奧地利學派大佬哈耶克的親傳弟子。
受命於危難之時的蔣先生通過研究認識到，冀圖用通脹的辦法來促進經濟的發展，無疑於抱薪救火。正如之前國民黨的政策所一再證明的，這一政策不僅不會促進經濟之增長，反而會導致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大崩潰。為此，蔣碩傑認為，於台灣而言只有克服通脹，經濟才可能有出路。
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和意見，其核心就是「反對凱恩斯政策，抑制通貨膨脹」、「解除管制，實施經濟自由化」。這些建議和意見最後都集中的反應到了1959年出台的「19點財經改革措施」里，措施的具體內容包括：解除不必要的經濟管制，使經濟體制自由化；進行外匯貿易的多項改革，拓展貿易新局面；進行財經制度的變革，以此剷除經濟發展的障礙。於是著名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在台灣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正是這一場運動，成為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因素，更奠定了台灣現代經濟制度的基礎。
隨著經濟自由化的不斷深入，台灣經濟得到長足發展。1970-1980年代與香港、新加坡及韓國並列為亞洲四小龍，到1990年代更是躋身發達地區之列。從這點而言，作為台灣經濟起飛的主要設計人的蔣碩傑功不可沒。
更為重要的是，台灣絕然不是個案，這樣的例證還有朴正熙統治的韓國，皮諾切特統治的智利，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李光耀家族統治的新加坡，乃至於明治天皇統治的日本，威廉與俾斯麥共治的德國，甚而還包括建國初白人民主專制的美國（雖然當時的美國聲稱是民主國，但其民主只局限於白人有產者，當時占人口多數的黑人等有色人種及白人底層是沒有這一權利的）……
正如我在我去年出版的《通往正確之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靠什麼》里所指出的：這些國家的發展史表明台灣的發展歷程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是遵從了某種規律的產物。那麼，這種現象遵從了何種規律呢？我們只要仔細探究就不難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無論今昔、無論南北、無論東西，也無論具體的政策差異，但在兩個方面卻具有明顯的共性，那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權統治國家，同時都在威權政府的庇護與支持下，在國內確立了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的經濟秩序。在這樣的國家和地區里，私有企業是經濟結構的主要形式，私人產權也得到政府的足夠保護。在這樣的國家和地區里，除了政治事務以外，在諸如社會、經濟事務領域中，民眾擁有相當程度上的自由。這一現象正是遵從了這一規律的產物，而這正是推動其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這種規律如果非得用一個簡單的等式來予以表示，大概是這樣的：政治威權+經濟自由化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規模、培育中產階級意識民主化轉型=通往正確之路=後發國家的正確之路。
而包括李普塞特，英科爾斯，亨廷頓，巴羅在內的學者更是基於大量的數據，得出一個觀點：政治發展程度與經濟發展程度高度正相關。
博倫和羅伯特.傑克曼（Robert W. Jackman）於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項研究，對於這一問題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項針對20世紀60年代世界經濟與民主關係的研究中，他們也發現，「經濟發展的水平對政治民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這篇題為《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經濟與非經濟決定因素》(Economic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的論文里，他們進一步指出「人均國民收入（GNI）也是一個最主要的解釋性變項。」
他們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繼承和響應，並在他們的基礎上，亨廷頓將一國經濟程度的指標，從李普塞特的財富、工業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項指標簡化為人均國民收入（GNI）一項。在他看來與人均國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對應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說：「自十九世紀起在民主與財富之間出現了一種正相關，這種正相關仍然一直很強」。他甚至公開指出，「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實現的」。
台灣的歷程也有力的支撐了這一觀點。1970年代，台灣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人均國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佔到41.9%。基尼係數從1953年的0.558降到1980年0.303，中產階級佔全民總數51%。（見：趙誠：台灣「美麗島」事件始末）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等中產到了一定規模，且有政治訴求時，民主化浪潮就會慢慢到來。1977年11月19日，台灣舉行台灣省議員、台北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五項地方公職選舉，民眾參選熱情很高，國民黨外的民間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後，便是美麗島事件……
綜此可見，台灣如果沒有蔣碩傑的經濟自由化倡議，台灣仍舊深陷於計劃經濟的深淵，那麼，最後只可能是其經濟的全面崩潰。沒有經濟的持續增長就不可能擴大中產，沒有中產就不可能有台灣之後的民主化。
故，從上述角度出發，就台灣的民主化而言，我們更傾向於認為，蔣碩傑的功績遠甚於蔣二世。
參考文獻：
丁大衛.非正式外交【M】.
趙誠.台灣「美麗島」事件始末【J】
王皓.蔣經國為什麼解除黨禁，報禁？【J】
蔣碩傑.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J】
韓和元.通往正確之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靠什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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