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牧野之戰：需要深刻還原的遠古兵亂——《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14）牧野之戰：需要深刻還原的遠古兵亂——《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按照歷代史書的普遍記載，以周代商，是商紂王昏庸無道的結果。

商周之交著名的以少勝多戰役「牧野之戰」，更為商紂王失去民心軍心支持留下了無可推脫的把柄。

正史中的歷史現場大抵如下：

商湯建立的商朝，經歷六百多年後，傳位至第三十一位國王帝辛時，已是危機四伏。史載紂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耗巨資建鹿台、矩橋，造酒池肉林，使國庫空虛；寵信愛妃妲己以及飛廉、惡來等一幫佞臣，妄殺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諸侯臣屬紛紛離叛。

而此時的姬周部落首領姬昌對內重用呂尚、散宜生、南宮适等賢臣，國力日強；對外宣揚德教，諸侯紛紛依附。加之各國此時要供應商朝攻打東夷的大量軍隊和物資，又受到商王猜忌和鉗制，早已苦不堪言，當然也樂於向姬昌靠攏。據《史記》記載：其時「天下三分，其二歸周」。

公元前1056年，姬昌對內稱王，即周文王。在對商王殷勤貢奉的基礎上，姬昌先後出兵伐犬戎、密須、黎、邘、崇等國，切斷商朝同西部屬國的聯繫，消除了後顧之憂。姬昌病逝後，繼位的世子姬發繼續利用商朝無暇西顧的良機向東擴張。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觀兵於孟津之後二年，判斷時機成熟，決定出兵伐商。

武王伐商的戰略計劃是：趁商朝主力軍滯留東南之際，精銳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深入王畿，擊潰朝歌守軍，一舉攻陷商都，佔領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權，讓殘餘的商人及其附屬方國的勢力群龍無首，然後各個擊破。《詩經·大明》中記述此事，稱之為「燮伐大商」，或「肆伐大商」。

公元前1046年。指揮聯軍進攻商紂王的周武王親率戰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以及步兵數萬人，出兵東征。同年2月21日，周軍與庸、盧、彭、濮、蜀、羌、微、髳等部族在孟津復會，聯軍總數達四萬五千人。《詩經》記載：「牧野洋洋，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期清明」。

此時，將戰車軍團派往南方征服蠻夷的商都朝歌城內兵力空虛。帝辛驚聞周軍來襲，只好倉促武裝大批奴隸、戰俘，連同御林軍，開赴牧野迎戰。《詩經·大明》 稱：「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逸周書·克殷》記載：周軍先由呂尚率數百名精兵上前挑戰，震懾商軍並沖亂其陣腳，然後周武王親率主力跟進衝殺，將對方的陣形徹底打亂。商軍中的奴隸和戰俘全無鬥志，紛紛倒戈，帝辛見大勢已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商朝遂告滅亡。周武王趕到鹿台，用「輕呂」擊刺帝辛屍體，親斬其頭顱懸旗示眾。另外一百多個商朝大臣貴族被俘，後被作為祭祖的人殉被殺死。

…………

然而，真正的歷史現場到底是什麼樣呢？透過歷史記載的一些蛛絲馬跡，以及今天一些新的考古發現，我們可以對當時的歷史進行以下五個方面的「現場還原」：

其一，在周以後的歷史記錄里，「紂王」一個荒淫無恥、殘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而事實上，帝辛尚不失為一個英雄人物，即便《史記·殷本紀》亦記載曰：帝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而且，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商朝軍隊「百戰百克」。史載帝辛曾大規模用兵於東南夷族（今皖南、湖北、湖南一帶），戰爭取得了勝利，俘虜了「億兆夷人（上百萬）」，帝辛也因此被譽為「百克（百戰百勝）之王」。可以，這位帝王並非如今天我們印象中的「荒淫無道，一無是處」。反而，正是他的聰明英武和大力開疆拓土，才為中華民族未來的大一統奠定基礎。在某種意義上，他的功績類似於後世的漢武帝。

其二，近代考古學和史學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牧野之戰其實是一場典型的偷襲之戰、陰謀之戰和乘虛而入之戰。周武王之所以敢以四萬餘兵力長途奔襲，直搗王畿，是因為有「商奸」通報敵情，當時商朝正派出主力大軍（其統帥可能是《封神榜》里的黃飛虎），在遙遠的南方征戰蠻夷和開疆拓土，在當時情報信息傳遞尚不發達、道路交通條件很差的情況下，商軍主力一時無法回軍救主。從一定意義上說，此戰的性質屬於「利用國家有事於外而乘虛而入的反革命非正義兵亂」。商紂王最後國滅身死的主要原因，是他沒有象漢武帝那樣，對諸侯國進行「推恩」和「削藩」，正是因為他的縱容和「養虎為患」，西隅屬國周國才逐漸發展壯大起來並最終偷襲了他。

其三，後世傳說，在牧野之戰中，周軍「前歌后舞」，沒有殺一個人，沒有流一滴血，數十萬被商朝臨時武裝的奴隸大軍就「自行崩潰」。於是，在「人民」擁戴下，武王登上天子寶座，從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天下太平。然而，近代以來，陝西出土的甲骨文中卻記載了牧野之戰的真實情況：那同樣是一場「血流漂杵」的殊死之戰和慘烈之戰。而且，正因為受到了商朝軍民的頑強抵抗，所以牧野之戰後，周軍和戎狄聯軍進行了長時間屠殺和劫掠。《逸周書·世俘》中曾記載：牧野之戰周武王大獲全勝，被殺商人有十八萬之多，被擄為奴有三十三萬眾，周人還在牧野大肆捕殺熊、犀牛、鹿等動物，並掠奪大量珠寶財物，僅佩玉就達十八萬塊。

其四，《史記》等傳統史學均記載，武王出兵時，「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而根據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事實上「早有陰謀聯絡」；雖然在今日關中地區和江漢間的許多方國確實都有派兵參與作戰，但諸侯國事實上並無八百之多，而是西南方的羌、戎共十餘國而已。一個客觀的事實上，如果真有「八百諸侯」參與此戰，那麼戰後的分封就不會如此輕易「平穩」進行，也不會有如此眾多的周王室子弟和如呂尚一樣的將領子弟被四處分封，立下了「擁戴助戰之功」的八百諸侯是不會如此善罷干休的。而實際上，周朝的史官們如此誇大其辭，無非是進一步強調周王朝取代殷商的歷史正義性而已。

其五，為美化周武王功績，周朝的史官們更是誇大了商紂在牧野之戰時的兵力規模。如繼承了他們說法的《史記》記載，帝辛出動的總兵力有七十萬人之眾。而根據三千年前商都朝歌規模考察，其核心內城可以容納的總人數不過數萬人，其時整個國家的人數也不過百萬之眾，而且都散步在方圓數百上千公里內的中原大地上，即使把當時所有的奴隸和戰俘都拉出來，無論如何也不會在短時間內聚集七十萬兵力，即使是後史家考證為十七萬，本文亦覺其中仍有「水分」和「空間」。這一點，有待考古學的進一步深入發現和進一步還原。

博按：在今天看來，以周代商，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以商業為中心的商朝在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那些掌握了巨量財富和奴隸的貴族們開始尋求政治上的話語權和獨立的治權——以西伯周侯為代表的新生勢力不甘於再受商王朝的統治而進行了長期的謀劃和顛覆活動，最終他們成功地利用了商王朝的內部空虛而達到了目的。洞悉商朝蔽政體制的周文王、周公、呂尚們，必然要一改商朝以商業為中心的政治安排，開始尋求以「人心教化」為主要目標的治理模式探索。好在，商朝經過600年的長期統治和商業積累，擁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和物質基礎（這在今天安陽殷墟的婦好墓里可以得到證實），才使得周公們可以「悠哉悠哉」的坐下來創新「禮樂文明」和「禮樂之治」——當然，這樣的新的治理體系一在開始顯然更加符合新生貴族們的「利益」最大化，他們利用禮樂之治將社會階層進行了重新劃分和規範，天生具有浪漫主義傳統的華夏族人似乎對這種「聽著音樂，跳著舞蹈」就能治理國家的形式充滿了好奇和好感。於是，一個嶄新的國家、一個被後世孔子們頂禮膜拜的禮樂文明就這樣產生和興盛起來——以致，當後人在讚美周朝的時候，都忘記了這樣的「光美」時代，正是建立在商朝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基礎之上——所謂歷史記載的勝王敗寇，大略也從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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