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等丨北京與上海，誰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上）
原標題：許紀霖等丨北京與上海，誰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上）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內容簡介
一百年前，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在北京掀起了啟蒙的高潮，新文化終於成為了運動。五四啟蒙運動的中心，一直被認為在北京，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文化運動其實還有一個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
「騰訊思享會·海上文化談」第3期邀請了對中國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許紀霖教授、周武研究員和瞿駿副教授，他們講述了百年前上海的那段「另一種啟蒙」的歷史傳奇。
本文刊載於許紀霖書籍·《如何安身立命》
許紀霖：對於紀念史學來說，1915年最重要的百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190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名叫《新青年》），一般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元年。
一講到新文化運動，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它的中心在哪裡？以前大家都認為是北京。上個月我參加了一個紀念《新青年》創刊百年的學術研討會，一個北京的專家就在會上講：當年陳獨秀在上海辦《新青年》，什麼影響都沒有，只是後來遷到北京，與北京大學結合之後，新文化運動才蓬勃展開，有了全國的影響。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理所當然在北京！
我想先把這個問題拋出來，聽聽周武和瞿駿兩位專家的看法，新文化運動是只有一個中心還是有多個中心？
周武：這個看法由來已久，現在仍有不少學者這麼認為，好像新文化運動只有一個中心，而這個中心就在北京，更具體地說，就是一校一刊。其實，這是一個誤解。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近代中國新文化、新知識、新思潮的發祥之地、來源之地，一直在上海。上海與北京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的「新」。上海的重要性和優勢，即在於「新」。這個「新」，就文化而言，就是新知新學。清末民初，上海是新知新學的生產與傳播中心，也可以說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中心。
現在確實有這麼一種說法，認為《青年雜誌》雖然在上海創刊，但影響不大。《新青年》是搬到北京以後才產生了影響，新文化運動才起來。不錯，如果從量上面統計的話，《青年雜誌》剛創辦的時候發行量是不大的，最初每期只有一千本。它的鼎盛時期確實是在北京，最高的發行量達一萬五千本到一萬六千本。但是，大家可能忽視了一點，《新青年》在隨陳獨秀、胡適到北京大學任教而遷到北京以後，事實上並沒有割斷和上海的聯繫。它的編輯部搬到北京，但它的印刷和發行仍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在上海發行。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北京根本不具備這種能力。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
那麼，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又何以能夠發展成為一場席捲全國的思潮、運動和現代中國最具深遠意義的文化事件，究竟是什麼力量促成了這種變化？回答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它取決於三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上海是個中心口岸。我總覺得，過去我們對這個口岸的認識和理解是非常單面的。大家都知道，近代上海是個大碼頭，「中華第一碼頭」「亞洲頭號商埠」，基本上是從貿易、經濟這個角度去看的。其實，上海不僅僅是貿易的碼頭、不僅僅是經濟的碼頭，它也是新知識的碼頭、新思潮的碼頭、新智慧的碼頭。概括的說，是新文化的碼頭。單純從貿易、從經濟這個角度來看上海，是非常片面的。碼頭是四通八達的，上海不單「同全國大多數地區和重要城鎮息息相關」，而且同整個東亞世界乃至全球網路息息相關。上海是一座「兩個世界之間」的樞紐型城市，一頭連著世界，一頭連著廣袤的內地，上海的重要性和「傳奇性魅力」即是在這種連結中突顯出來的。藉助這個通達世界各地的網路，新的知識、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戶，然後由上海逐步傳播出去。沒有這個網路，新文化怎麼可能迅速席捲全國。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當時中國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
▲老照片里的上海碼頭
第二個因素是帝都的政治文化。在中國這樣一種政治文化氛圍裡面，上海儘管做了許多事情，成為最大的新文化碼頭，但沒有經過帝都的認證、加持。《青年雜誌》在上海時沒什麼影響，到北京以後影響就放大了。這是跟中國的政治文化有關。因為北京是帝都，而北京大學又是北洋時期唯一一所隸屬於教育部的國立大學，地位非常特殊。《新青年》到北京，又是由北大的一幫教授撰稿編輯的，《新青年》的編輯還是原來那幫人，但發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時完全不同。帝都北京天然具有一種類似麥克風的功能，因此在那裡發言，聲音易被放大。而上海是萬商之海，市井鼎沸喧囂，很難形成一種強有力的聲音。
第三個因素是運動領袖的身份。任何一場新的思想運動、新的文化運動，它的發起者、組織者的身份非常重要。當年的「新青年」，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氏兄弟，都有留洋的經歷，後來又齊聚北京大學，成為北大教授，由他們來推動新文化運動，具有特殊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這背後實際上關聯著清末民初歷史的一種深層變動。我舉個例子，你們就理解了。清末武進有一個名叫陸煒士（爾奎）的先生，道德學問自小就見重於鄉里，許多人都以師禮事之，可謂「有聲於國粹丈人之林」，戊戌前受聘擔任北洋等學堂講席，鄉先生多不解，群起而短之說：「陸某士夫也，竟與若輩周旋乎？」可見，那個時候新學堂的講師是被輕賤的。但科舉廢除之後，情況大變。「大學校教師」逐漸成為「最禮重之秩位」。這是一個知識權威的再造過程。此前的知識權威來自書院場屋，此後則逐漸轉移到另一個場域，也就是大學。在民國時期，大學教授是否具有留洋經歷，境遇和影響力大不相同。
▲袁世凱在天津創辦的北洋工藝學堂
概括地說，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三大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沒有中心口岸的龐大網路，新文化運動不可能短期內席捲全國；沒有帝都政治文化的加持和認證，新文化就很難形成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沒有留洋的大學教授的身份這個金字招牌，新文化無法取得引領全國青年那樣的號召力。
許紀霖：周武教授這三點總結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我想補充一點，固然《新青年》的鼎盛時期在北京，最重要的是獲得了北京大學新派教授的支持——在現代社會之中，大學是具知識的生產中心——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知識不僅需要生產，而且還要傳播。而民國初年中國的知識傳播中心，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因為上海擁有全國最發達的報業和出版業。傳播就是生產力，傳播對於新文化運動來說，有時候要比作者與編輯部在哪裡更重要。
▲上海北福建路的商務印書館
《青年雜誌》最初兩卷是在上海編輯的，難道真的沒有影響？我特別查了篇目，發現頭兩年中有許多文章，如今已經成為思想史研究的經典。比如說陳獨秀在第一卷創刊號上面寫的《敬告青年》，顯然是一篇不是發刊詞的發刊詞。還有歌頌法蘭西文明的那篇《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還有《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還有一篇是被反覆引用的《吾人最後之覺悟》，文中陳獨秀說：洋務運動是器物的覺悟，戊戌變法是制度的覺悟，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倫理的最後覺悟，這篇文章昭示了陳獨秀對新文化運動的自覺，是一篇宣言式的名篇。此外，高一涵、李大釗、吳虞、易白沙、胡適，等等，在頭兩年已經在《新青年》中發表文章，雖然當時沒有產生後來巨大的轟動效應，但這些名篇已經在中國思想史中沉澱下來。我們不能忘記《新青年》早期這段在上海的歷史。
瞿駿：上海與北京究竟哪座城市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這個問題的回答就類似我們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們三位坐在台上，可能看上去蠻像一個中心。但問題在於，如果缺少了下面各位朋友幫我們推波助瀾，從微博、微信推送出去的話，可能我們三個近乎於白講，壓根就沒有任何的反響和回應。我覺得這就類似於《新青年》、北大和上海的關係。其實要看是它是傳播的中心還是生產的中心。前面許老師說好像《青年雜誌》剛剛創刊的幾年影響不大，後來到北京去，影響才大。我們就要分析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之所以前幾年在上海沒有影響，或者說沒有太大的影響，恰恰是因為，從清末以來，上海這個城市已經有了強大的新文化的內容、市場與氛圍。大家知道當時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已經有《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學生雜誌》。中華書局也辦了各種各樣的雜誌，如《中華教育界》《中華婦女界》《中華學生界》等等，這些雜誌其實都在傳播新文化，只不過是因為以前我們對於新文化那套主流的東西太過於熟悉，而經常把這些雜誌、刊物淡忘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新文化是怎麼樣被運動起來的？按照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新文化究竟是怎樣被炒作起來的？著名的錢玄同，化名為王敬軒，在《新青年》上與劉半農唱雙簧戲。一個人寫反對的文章、一個寫贊成的文章；一個支持文言文、一個支持白話文。是這樣一套伎倆、這樣一套炒作的方法。錢玄同、陳獨秀他們恰恰是當年在上海學會的，從《蘇報》開始，報紙上的文章就經常充滿著自說自話，充滿著不負責任的，偽造的文字。比如章士釗回憶說，1903年左右他們寫過一個《嚴拿留學生密諭》，說清廷要在日本抓搞革命的留學生。但最後章士釗說，都是他們自己寫的，那個時候就是為了革命，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如果說在清末，為了革命「無所不用其極的」話，那到了《新青年》的時候，可能是為了新文化，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錢玄同
第三，儘管到了北京，《新青年》的銷量可能達到了一萬四千份、一萬五千份，但是和上海同時期的那些報紙、刊物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最多說到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這還是指那些傳播新文化的報刊，若和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如《禮拜六》比起來，那更沒得比。
許紀霖：在歷史學界，一直瀰漫著一種「輝格黨人式敘事」。所謂「輝格黨人式敘事」，是說英國的歷史是由輝格黨人書寫的，英國的歷史被描述為向著一個確定的目標發展的歷史，凡是不符合這個方向的事件、因素和人物都被剔除了、排斥了。而在輝格黨人筆下，近代英國的歷史，就是一部走向自由、法治與憲政的歷史。
近代中國的各種各樣的歷史敘述，雖然不是輝格黨人寫的，但都是「輝格黨人式」的，只是寫法不一樣。傳統的是革命的敘事，後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敘事，更新近的是民主的或者憲政的敘事，雖然終極目標不同，但敘事方式是雷同的，歷史被描述為某種必然的、往確定方向前進的運動。關於五四的新文化運動，長期以來也籠罩在「輝格黨人式敘事」之中，似乎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就是民主與科學，其以《新青年》為主線，凡是符合這個方向與目標的，都是新文化，是好的、積極的，凡是不符合民主與科學的，都是反動的、保守的、倒退的、落後的。
然而，這樣一種將歷史發展簡單化、單一化的敘事，越來越受到史學界的挑戰和質疑。前一陣子我在看BBC拍的系列紀錄片《英國史》，雖然我對英國史不算太陌生，但竟然沒有完全看懂。因為BBC已經打破了輝格黨人式的英國歷史敘述，將歷史中複雜的、多元的、復調的各種事件、人物和因素都原原本本還原出來，呈現出比我們以往知道的要豐富得多的真相。但是，我們實際上今天在檢討輝格黨人敘事。這幾年我自己寫的文章，越來越試圖破碎這套所謂向著一個終極目標前進著的歷史，來試圖還原歷史本身的多元性和複雜性。
▲bbc《英國史》
回到沙龍的主題，難道真的是《新青年》一枝獨秀能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嗎？難道新文化作為一種運動，真的是1915年9月才出現的嗎？顯然，如果我們稍微了解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話，一定知道，早在晚清，不說已經有了啟蒙，但已經有了啟蒙的先驅。那位「筆鋒常帶情感」的梁任公，他辦的《新民叢報》，影響了整整兩代人，他這一代與後來胡適、陳獨秀那一代人。沒有梁啟超，何來新文化？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所謂新文化，乃是相對於傳統的舊文化而言，這種新文化，無論是白話文、還是新觀念、新思維，早在1895之後就進入中國，開始改變讀書人，譚嗣同講仁學，要「衝決網羅」，那個要衝決的「網羅」，就是三綱，就是儒家的禮教。美國研究中國近代思想的著名學者張灝教授，將1895年到1925年視為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也就是說，從舊文化到新文化的歷史轉型，從1895年就開始了，只是到了《新青年》創辦之後，新文化運動開始加速，呈現出新的面貌與階段。
新文化運動不是「輝格黨人式敘事」中的一條單線，似乎沒有《新青年》，就沒有新文化。不，在《新青年》雜誌的前後，有很多新文化雜誌了。剛才瞿駿老師就講，為什麼陳獨秀在上海辦《新青年》雜誌影響不大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上海當時有太多的新文化雜誌了。不說別的，當年在中國知識界最有影響的雜誌，不是《新青年》，而是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這份創刊於1904年創辦的雜誌，可謂稱真正的雜誌，內容五花八門，從時事、文學、小說、評論到思潮，兼容並包，無所不有。很能體現出周武剛才說的上海的碼頭風格。碼頭不是專賣店，碼頭就是外灘，就是南京路，各色商品、各種思潮，一視同仁，都展示給讀者看，相信讀者有獨立的判斷力，自己可以從各種思潮的比較中獲得你所認為的真理。這就是上海的碼頭風格，上海的海納百川、兼容並包。
▲《東方雜誌》
相比較上海的碼頭風格，北京是山頭風格。每家每派、各個雜誌都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確的，真理在握，京派談思想乃是為帝王師，更為國民師。上海則是見多識廣，它向全世界開放，知道世界上的真理不是一個，而是有多個。上海將各種思潮都介紹進來。在《新青年》還沒有崛起之前，一般知識人在讀的就是《東方雜誌》。在四川的吳虞，雖然在《新青年》出名，但讀他的日記，就知道最初讀的都是《東方雜誌》，惲代英在武漢，一直到1918年還在讀《東方雜誌》，沒聽說過什麼《新青年》。我們不要以為對於新文化運動來說，《新青年》是晴天霹靂、開天闢地，在《新青年》之前，很多新文化的雜誌就在上海出現了，《東方雜誌》、《甲寅》雜誌等等，在民國初年都在做啟蒙的工作。
周武： 剛才許老師講的，我覺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青年雜誌》所講的那些東西，所倡導的那些東西，在《青年雜誌》之前就已經有一些雜誌講過，倡導過，就這個意義而言，《青年雜誌》（《新青年》）超越前人的東西並不多。
《青年雜誌》創辦之前有一個雜誌，叫《甲寅》。《甲寅》是章士釗1915年辦的，最初的時候是在日本。陳獨秀曾擔任這個雜誌的編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編輯。他後來在《青年雜誌》所講的，跟在《甲寅》雜誌所講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更有意思的是，《青年雜誌》創辦之初，陳獨秀還舉過《甲寅》這塊招牌。因為《甲寅》是章士釗創辦的，章士釗在民初影響力非常大。所以《青年雜誌》剛創辦的時候，陳獨秀向人家約稿或「通信」中，一再強調新雜誌與《甲寅》雜誌的承傳關係，強調自己曾經擔任《甲寅》雜誌編輯的身份，明顯是在借重《甲寅》雜誌，來擴大《青年雜誌》的影響。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兩份雜誌稍作對照，即可發現，許多欄目是一樣的或類似的，作者群也幾乎是一樣。《甲寅》雜誌比較重要的作者，如章士釗、李大釗、高一涵、胡適、易白沙、吳稚暉、吳虞、蘇曼殊、楊昌濟、謝無量、劉文典等，後來都成為《青年雜誌》的作者。
▲《甲寅》
如果《甲寅》雜誌沒被查禁，1915年不大可能再創辦一個論旨如此接近的《青年雜誌》。《甲寅》的退出，就給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預留了一個發揮的空間。
比《甲寅》雜誌更早的，影響更大的，當推梁啟超在於20世紀初在日本創辦的《新民叢報》。這個雜誌曾經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我以為它對許多問題的討論比《新青年》更深入，也更包容。為什麼《新民叢報》沒有成為新文化的標誌？這就是我前面講的，要成為一個標誌，取決於三大因素，不是單純的一個因素所能決定的。
另外我也想回應一下瞿駿老師。確實，一本雜誌剛一推出，立馬得到大家都呼應，立刻變成一個焦點，形成全國性效應，那是不可能的，《青年雜誌》也不例外。但上海是中心口岸，有一個別的地方所沒有的非常有利的條件，那就是在清末民初，上海已建立了覆蓋全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知識傳播網路和連接世界各地的通訊網路。藉助這個龐大的網路，上海成為當時中國的信息集散之地和新學樞紐之所。那個時候的上海，幾乎稍有實力的報館、書局，都建有自己的網路。
譬如商務印書館，在清末的時候，就已經在全國各地，全國比較重要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建立了分館和支館。到民國初年的時候已有四十幾家分館和支館，這些分館和支館遍布全國的大中型城市，在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據時期的台灣，也設有分館。除了分支館之外，商務還設有非常龐大的銷售網點，最多的時候有一千多個銷售網點，不僅遍布中國、東亞，連美國舊金山、紐約也有它的銷售網點。商務正是藉助這樣一個無遠弗屆的網路，把讀物推到各地讀者面前，供他們選擇、購買、閱讀。商務的分支館，除了推銷商務出版物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搜集各地讀者的反饋意見，商務總館再根據這些意見加以改進。
▲189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
▲1971年商務印書館復業（與中華書局合營）
遷入王府井大街36號辦公樓
雜誌也好、圖書也好、報紙也好，總希望自己的讀者群落最大化。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需推廣；而要推廣，是就需要建立支撐系統。對雜誌或書局而言，最主要的支持系統，就是遍布全國的發行網路。商務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歸功於它長期以來非常有意識地去建立、健全和拓展這個網路，從而擁有了全國最健全的發行網路。其實，不僅商務，上海的地位也是這樣一步步地形成的，上海的優勢也是靠這樣一個不斷延伸的龐大網路撐起來的。沒有這個網路，就沒有上海。沒有這個網路，新文化也不可能那樣迅速地運動起來。
因此，我說上海是新知識的碼頭，新思潮的碼頭，新文化的碼頭，道理就在這裡。
許紀霖：影響20世紀中國文化的，是兩個百年老店，它們都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一個是在北京的北京大學，另一個就是與北大同時在1898年誕生的上海的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影響不僅在全國，甚至在整個華人世界當時是無人替代。啟蒙運動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對精英的啟蒙，另一個是對大眾的啟蒙。在法國的啟蒙運動當中，伏爾泰、盧梭面對的是精英，而百科全書派面對的是對大眾——這裡主要指對知識大眾的啟蒙。《新青年》提出了許多新的觀念，但它的發行量不過一萬五千份。但商務印書館壟斷了當時中國2/3以上的教科書市場，而教科書一定是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啟蒙。
瞿駿：上海的報館、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多的報刊，通過他們的發行網路，在一些小地方的煙雜店，豆豉店中人們也能夠買到。在我看來，像許老師說的這樣一種輝格黨人式的、一往無前的歷史敘述，如果要破除它的話，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回到常識。思想不會自動地進入你的眼睛，雜誌也不會自動地跳到你手裡。思想、雜誌如何能到你的手裡、進你的眼中，是需要各種各樣的渠道的。從這一點來說，可能上海的報館和出版機構尤其是大型出版機構就變得特別的重要。1912年，錢穆到無錫秦家渠三兼小學任教，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在那裡能夠讀到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
▲錢穆在無錫當小學教師
我們再來看《新青年》《新潮》雜誌。像《新潮》有一個代派處在蘇州的甪直小鎮。為什麼會在這個小鎮呢？因為葉聖陶在那裡的小學校教書。而葉聖陶為什麼跟《新潮》有關係呢？因為葉聖陶跟顧頡剛是蘇州草橋中學的同學，是好朋友。當時顧頡剛跟傅斯年這一批北大的學生在辦《新潮》。也就是說他們的傳播渠道，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類似於現在的低層次傳銷，是點對點的，看上去好像根扎得很深，但基礎其實很薄弱。
而商務是怎麼發行的呢？就像是淘寶和天貓，有無數的渠道像毛細血管一樣到達中國的各個角落，尤其是江南市鎮和鄉村，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說，思想這個東西是要有渠道傳遞出去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江浙地方，其實要比北方的啟蒙來得容易，這是因為有上海這個中心。有了上海這樣一個中心，然後通過四通八達的水路網路，新文化傳播特別廣。
《新青年》《新潮》也是要通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來幫他們傳播。胡適就說過，我的《胡適文存》，動輒七八冊，百多萬字，既不是那些中學生、小學生可以買的，也不是那些中學生、小學生可以看的。於是商務、中華就做胡適等新文化名家的詩選啦、文章選啦，小說選啦，特別好賣。正是通過這些方式，胡適們的思想才到你的手裡、才到你的眼裡、才到你的心裡。
許紀霖：商務印書館這一系列雜誌裡面，最有名的就是《東方雜誌》了。在民國初年《東方雜誌》的影響要遠遠超過《新青年》，特別是在知識精英當中。後來陳獨秀主動挑戰《東方雜誌》，除了思想分歧之外，恐怕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就是挑戰大牌，挑戰權威，從而引起社會輿論的注意，打響《新青年》的牌子。可見當時《東方雜誌》的影響之大。《東方雜誌》影響大，不是因為「舊」，而是由於它的「新」，在民國初年，一講到新學的雜誌，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東方雜誌》，所以陳獨秀要搶過新文化運動的大旗，一定要將《東方雜誌》打倒，才有《新青年》的位置。
民初的《東方雜誌》思想與風格，是由其主編杜亞泉奠定的，我把他稱為「舊派中的新派」。所謂「舊派中的新派」，說的是這代人是在晚清接受的教育，是從舊學裡面出來的，但是他們在1895年以後，受到了梁任公、嚴復的影響和時事的刺激，了解和引進了大量西方來的新學，做了大量早期的啟蒙工作。我們中學裡學過的化學元素表，裡面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化學元素漢字，最早就是杜亞泉發明的，他還編了動物學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在科學方面做了很多啟蒙。在《東方雜誌》之中，翻譯和介紹了許多新的思潮。但杜亞泉並不認為新學與舊學完全衝突，他提倡「接續主義」，希望將新學與舊學調和與融合起來，這才是中國文化未來的方向。
▲杜亞泉
杜亞泉與《東方雜誌》的態度，後來被新青年一代人嘲笑，羅家倫就頗為不屑地批評杜亞泉：「你說他舊么，他卻像新，你說他新么，他卻實在不配」。杜亞泉的確是半新半舊的啟蒙者，但在民初的影響更大，因為太新的觀念和語言一般人太陌生，接受不了。《東方雜誌》採取的是」舊瓶里裝新酒」的方式，這對民國初年那些基本是舊學教育背景、但又嚮往新學的知識精英來說，特別能夠接受。
我願意將《東方雜誌》所代表的上海啟蒙稱為「另一種啟蒙」。近代中國的啟蒙不是單線的，好像有一個正統，從《新青年》到《新潮》，一路下去，這才叫啟蒙，其他都是保守、落後，或者偽啟蒙。不，啟蒙是復調，有各種聲部，各個聲部之間不一定和諧，相互有爭議，但整體合起來形成民國初年波瀾壯闊的啟蒙大潮。
「另一種啟蒙」沒有出現在北京，不是偶然的，與這兩個都市內在文化的特點有關。北京是自信的、獨斷的、單一的和陽剛的，但上海是多元的、懷疑的、複雜的和陰柔的，北京是刺蝟，上海是狐狸。杜亞泉和《東方雜誌》充滿了魔都的特性，魔都不是魔鬼的意思，而是充滿了魔幻的性格，不是只有一種顏色，而是有多重色彩。魔都不像帝都那樣自信，上海的啟蒙者總是像狐狸那樣，不相信有一種終極的、包辦一切的真理，總是對各種聲音、思潮和新鮮事物充滿了好奇和興趣，他們不告訴你什麼是真理，而是將各種真理和知識展示出來給你看，相信你有自己的理性和意志，可以自主地選擇。
未完待續，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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