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 丁巳復辟再檢討（上）
原標題：馬勇 | 丁巳復辟再檢討（上）
公元1917年，為中國紀年「丁巳年」。這年7月1日，在北京突然發生了一場政變，顛覆了共和，請回來清廢帝溥儀。
溥儀▲
共和肯定不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制度，民國初年的政治實踐也確實出現了許多問題。但是，人類歷史經驗，共和是到那時為止最不壞的制度，因而不論「丁巳復辟」的主導者張勳、康有為有怎樣的理由，這樣的政變終歸違背了多數民意，是逆歷史潮流，是「反現代化」，因而註定失敗。對溥儀、張勳、康有為而言，這是一個深刻的無法重來的教訓；對於中國，也是一次歷史性大轉變。這場復辟運動，猶如一年前的「洪憲王朝」一樣，從反面夯實了民主共和的基礎，讓中國人意識中殘存的帝王思想越來越少。
一百年過去了，今天應該如何評價這場復辟運動，人們從這場復辟運動中可以汲取什麼樣的經驗，我們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帝王意識還有多少，還有不少人像張、康等人那樣，將國家希望寄託於聖明天子？
1
尋求意義，重建權威
丁巳復辟時，距袁世凱帝制自為羞愧而逝僅僅一年多。袁世凱的失敗沒有成為張勳引以為戒的教訓，反而激勵了張勳、康有為搞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帝制復辟，——是「帝制他為」，而不是袁世凱那樣的「帝制自為」。
丁巳復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假如說清帝退位，民國建立為第一共和的話，那麼袁世凱帝制自為，洪憲王朝就是清帝國之後的第一帝國；洪憲王朝夭折，共和重建，為第二共和；那麼張勳主導的丁巳復辟就是清帝國之後的第二帝國。事不過三。這是兩千年帝制被顛覆後第二次復辟，也是最後一次帝制復辟。此後雖然還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專制體制，但敢於實行帝制體制的再也沒有出現。丁巳復辟讓中國人與帝制揮別，是帝制的真終結。
平息丁巳復辟的為北洋系段祺瑞，參與、支持，或認同平息的有馮國璋、梁啟超，精神贊助或默許的有革命黨人，還有章太炎這些民國元老。因而張勳和他策動的這場復辟運動在此後的北洋時代、國民黨統治時代，均作為一場鬧劇，並沒有多少人認真研究過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出現這件事。猶有甚者，張勳及其同僚、介入者、贊助者如康有為等確實行為怪誕，因而這場復辟運動留下了很多真真假假的段子，而缺少嚴肅的研究。這是很可惜的。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平心靜氣檢討這場運動的緣起，應該給予合乎歷史真實的描述。
辛亥後連續發生帝制復辟，絕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主觀盲動，而必須從歷史大背景大思路尋找理由。
一般說來，在人類歷史上有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那就是幾乎所有急劇性變革可以在短時期導致天翻地覆變化，但隨後也往往不可避免會發生一場或多場糾偏運動。相反，那些貌似緩慢、漸進的變革，短時期顯得收效甚微，進展緩慢，但它卻往往使人們在不易覺察時發生了真正的變革。當人們一旦醒悟，世界已經全然改觀，人們不願意再回到舊秩序，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舊秩序，因為社會基礎全變了，人們的意識也變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說，歷史上真正的變革，還應該是溫水煮青蛙式的變革，溫和、舒適，但不可逆，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
辛亥之變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劇烈的變革，它不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顛覆了一個三百年的王朝，而且只用了四個月時間就毫不惋惜地拋棄了奉行兩千年之久的帝制，實行過去十幾年多數中國人不願實行的共和。國體變更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變革，有史以來包括這一次辛亥，不過就兩次。
然而，正像俗語所云，來得快去得也快。在國體變更後的第一年，人們還沒有感到很多問題，但到了第二年，國會選舉還沒有正式開始就出了大問題，可能的議會第一大黨領袖宋教仁被莫名其妙暗殺。共和新體制由此進入混亂，由國民黨人控制的南方數省宣布討袁起義，袁世凱毫不客氣調兵遣將給予嚴厲鎮壓。這次衝突很快結束，但袁世凱與國民黨人結下的梁子至袁世凱病逝也沒有獲得消解，甚至可以說直接導致了北洋主導的中華民國1928年結束。
袁世凱▲
民國初年的混亂引起了各方面深度關切，試圖補救重建秩序的想法從1913年開始就沒有停止過。正如一些觀察者在民國元年就看到的那樣，「革命以來新政府所實行的新政新法，不僅不能取悅於人心，混亂的社會秩序依然不能恢復。新的設施尚未見眉目，舊的惡弊仍在困擾著人們。興一利而百害生，內外施政經營尚不及前清時代。內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亂，生靈塗炭。天下人心已厭共和，謳歌前朝者漸多，復辟帝制的時機，似將來臨，復辟分子在暗中活動，似乎一股涓涓暗流，在尋找他的歸宿。」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以為「民國不如大清」，主要是因為1912年廢黜君主體制太匆忙了，太缺少後續預判了。君主制的廢黜不僅趕跑了一個皇帝，而是從根本上動搖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信仰，使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人一時間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他們既對新世界感到迷茫，又不可避免對傳統社會的幽靜安逸重生無限眷戀。所謂「遺民」，不是他們守舊，而是新的現實不如舊的讓人舒心、放心。只有經歷過巨大社會變動的知識人才能在心裡深處形成比較，才知道新不如舊的道理。
在傳統中國，君主體制遠非為一種當然現象，而是農業文明背景下中國社會得以協調、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條件。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雖然在具體的政治主張上有種種差別，但在承認君主政體的合理性、正當性方面，在期望以君主政體建構一個穩定機制方面，則是相當一致。儒家認為，「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將君主意志視為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體現和唯一源泉。用漢代王符的話說：「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與眾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
即便從秦始皇帝算起，至1912年清帝退位，君主政體在中國存在了兩千一百多年，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積極效果、負面效應兼而有之。君主政體之所以得以長期存在，決非任何人為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為君主政體在本質上合乎中國社會存在的需要，與中國傳統社會血緣政治、宗法政治及小農經濟相吻合。
明清以降，隨著中國社會內部新因素不斷增長，君主政體存廢問題確曾一度引起人們注意。但由於中國社會生存條件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對君主品質、效應的懷疑不僅沒有構成對君主政體的威脅，反而在其種意義上說進一步改善、鞏固了君主政體。顧炎武說：「人君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尚刑繁矣，眾治之尚刑措矣。」在主觀意圖上，顧炎武期以「分權眾治」克服君主政體弊病，但在實際效果上則進一步強化了君主權力，「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依然將國家政治、法律制度視為君主意志的體現。
顧炎武▲
在辛亥國變之前幾十年，隨著西方思潮不斷輸入和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知識人、政治精英在救亡圖存過程中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傳統，開始懷疑君主政體的象徵意義，懷疑君主在政治秩序建構、維護方面的效用。如果說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僅出於救亡自強目的，尚未根本懷疑中國舊有統治秩序的話，那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思潮就不僅僅主張引進西方政體中的某些內核改善中國舊有秩序，而是從根本上懷疑舊秩序的合理性。馮桂芬指出，中國人之所以面對西方衝擊一敗再敗，應坦率承認中國人「實不如」西洋，「天賦人以不如，可恥也，可恥而無可為也。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為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強之無庸。向時中國積習長技，俱無所施。道在實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即首先找出中國在哪些方面落後於西方，然後再確定如何學習西方，改進自身。據馮桂芬歸納，中國至少在這樣幾個方面不如西方，「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不僅「君民不隔不如夷」關涉中國舊秩序、君主政體，其他三個方面實際上也是君主體制必然派生物。
近代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都曾注意以前君主政體的弊病、癥結，但他們也都充分意識到，在中國，君主政體只能改善，而不能驟然推翻，中國進步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是否可能有一個聖明君主在上領導、推動改革，因為他們清楚，君主政體並非僅僅關涉君主個人，也不僅僅關涉某些利益集團，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君主是秩序和諧、持續穩定的保障和象徵，其功能不僅僅有助於確定政治秩序、政治正當性、合法性，而且有助於社會公眾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體意義。
正是基於中國人意義世界存廢利弊得失的思考，我們看到，在辛亥國變前後若干年，保皇、復古的思潮就不只是政治層面的反動與革命、保守與進步，而是關涉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國情前提下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1912年6月，當君主政體廢黜不久，康有為就敏銳預言：「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矣。然或以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國利民福，即可自致，則未然也。吾所深慮卻顧者，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未之行之，四萬萬人士未之知之，眾瞽論日，冥行摘埴，吾慮其錯行而顛墜也。夫使當中國一統之時，稍有錯誤，民少受害耳，於國無關也。今何時乎？乃萬國競爭之日，列強群迫之時，而驟行人人所未經之塗，人人所未聞之事，此吾所深憂卻顧，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己也。」換言之，康有為並不堅持認為君主體制優於共和，而是強調中國國情實在沒有達到共和水平，如此驟行共和，可能適得其反，不僅無法收到預想效果，甚至可能延誤中國進步、發展時機。
康有為▲
具有康有為相同或類似想法的人，在民國初年所在多有，這批人在過去一概被斥為保守、守舊，具有「清遺民」情結，但從後來政治文化發展情形看，他們的懷疑、焦慮，並非全無意義，無的放矢。在康有為等人心目中，共和也好，帝制也罷，要必以有利於中國未來發展為依歸，而不應僅僅停留在名詞的優美、動聽上。康有為在批評籌安會和袁世凱帝制自為時重申：
- 「自籌安會發，舉國騷然，吾竊謂今之紛紛者，皆似鎖國閉關之所為，皆未聞立國之根本，又未籌對外之情勢者。夫以今中國之岌岌也，苟能救國而富強之，則為共和總統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為共和、立憲、帝制皆藥方也。藥方無美惡，以能愈病為良方；治體無美惡，以能強國為善治。若公能富強自立，則雖反共和而稱帝，若拿破崙然，國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則國且危殆，總統亦不能保，復何紛紛焉。自公為總統以來，政權專制，過於帝者，以共和之國，而可以無國會，無議員，雖德帝不能比焉。威權之盛，可謂極矣。然外蒙、西藏，萬里割棄，青島戰爭，山東蹂躪及條款簽訂，舉國震驚，憂為奴虜，中國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
所以在民國初年復辟、反覆辟較量中，主張、推動帝制的，並不一定實行君主專制；反對復辟的，也並非完全無視民初政治混亂。民國初年的政治、文化思潮，要在為中國人尋找自己的「意義世界」；對於混亂的政治情勢，不論共和，還是帝制，都在試圖重構一個有效率有向心力的政治權威。只有從這個視角思考張勳在民國初年的政治、文化選擇，才不會將一場嚴肅的政治體制變動視為兒戲，等同於鬧劇。
2
保守主義領袖
張勳
字紹軒，又寫作少軒，江西奉新人，生於1854年。辛亥年，五十七歲，在北洋系中，屬於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的老哥們。在稍後的平息義和拳運動時，張勳統領巡防營防剿，貢獻卓著，論功賞「壯勇巴圖魯」。兩宮迴鑾，隨扈至京，諭留宿衛，授建昌鎮總兵，擢雲南提督，改甘肅，皆不赴。日俄戰爭結束後，調奉天，充行營翼長，節制東三省防軍，賞黃馬褂。旋命總統江防各軍，駐浦口，調江南提督。
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代職業軍人，張勳在軍事上的造詣並不必懷疑，在政治上的忠誠更是格外突出。他在出任江南提督時，適值武昌變起，蘇州獨立，兩江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方與眾籌戰守。有持異議者，張勳毫不客氣直斥之。翌日，新軍嘩變，張勳指揮所部與嘩變新軍殊死抵抗，浴血雨花台，大破之。江浙聯軍來攻，力量懸殊，糧援胥絕，乃轉戰退屯徐州，「完所部」，損失極少，是辛亥巨變南北衝突時竭盡全力不背叛朝廷的「真男兒」，從後來的革命立場，當然可以批評張勳不識時務，不知變通，但從政治信仰、政治立場角度而言，也應該承認張勳這樣的人在歷史巨變關頭並非毫無意義，而且由此才可以理解張勳後來的立場與作為。
退守徐州的張勳衷心不改，張人駿、鐵良均已逃走，清廷遂任命張勳為江蘇巡撫，攝兩江總督，張勳成為清廷與南軍對峙的第一道防線，「部伍逾兩萬人，鎧甲斗具犀利，自號定武軍。皆蓄髮結辮，別為制，威名稜稜稱重鎮。於是，康有為外為主師，萬繩栻內為謀士，遺臣從之如歸。當天下郊勁兵處，斬然有復辟志。」這為後來的歷史事變預留了種子，張勳也以其特殊的政治立場一時蔚然成領袖。
張勳在大變局時代沒有像新軍絕大多數將領那樣迅即轉身，認同共和，放棄君憲，而是堅守過去十幾年普遍認同的君主立憲信念，「蓄髮結辮」為志，這種做法遭到相當多的嘲笑、嘲弄，但從做人做事立場看，似乎並非全無可取。而且當清廷決定退位讓國，袁世凱遣使勞問，張勳從容對答：「袁公之知不可負，君臣之義不能忘。袁公不負朝廷，勛安敢負袁公？」他在政治上雖不認同中國就此走上共和，但當大家都這樣做時，他也只好屈從，但他同時警告袁世凱應該謹守南北妥協談判達成的全部方案，不要辜負朝廷顧全大局，毅然退位讓國的一片苦心。
張勳▲
其實，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北洋將領，對清廷退位深表同情、敬佩，也一直通過各種方式維持清室尊嚴。民國與退處紫禁城的「小清王朝」猶如親戚般不時走動，張勳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與退居內宮的前朝「歲時朝謁，貢奉惟謹」，不時向內宮上個奏摺，「願上忍須臾。時有變，臣必起而報清。」反過來說，假如民國一直穩定發展下去，比大清好，張勳也就沒有起而改變體制的理由了。
民國初年的政治混亂，中國人價值觀紊亂，讓張勳這樣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憂心忡忡，過去的研究說他以「上將軍」的頭銜倡導蓄髮留辮，倡導尊孔讀經，主張定孔教為國教，駐防兗州後，派兵守衛曲阜聖地，繼續維持孔府舊有的經濟收入體制與來源；倡導繼續前清一直奉行的禮儀習慣，以為中國人的風俗禮儀、道德倫理，不應該以一姓之天下而廢棄，應該尋找那些具有超越性的價值。從適度保守，「其命維新」的立場看，而不是從二十世紀形成的絕對革命的立場看，張勳這些柔和的主張，並非沒有可以繼續思考的空間。
文化上的適度保守並不是問題，政治上的穩定才是關鍵。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民國初年確實留下了許多遺憾，民國二年開始政治紛爭，讓佔據中原戰略要點徐州的張勳不能不思考中國已經走過的路，同時也讓他與那些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越走越近，曾經堅決反對宣統退位的蒙古貴族升允、前京師大學堂監督劉廷琛、沈曾植、長庚、王乃徵、胡思敬、李經羲、錫良、溫肅、陳曾壽、辜鴻銘、梁鼎芬，以及梁鼎芬的門生陳毅，前御史王寶田、江蘇陽湖紳士惲祖祁、惲毓昌父子等。他們奔走於青島、大連、徐州、天津等地，與各地試圖歸復舊制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沆瀣一氣，互通信息，並與紫禁城裡的陳寶琛等保持著聯繫。
- 「據他們說，共和政體不適於中國國情，革命以來的方針措施，有百害無一利，人心厭惡共和而眷戀前朝。為將來完成統一大業，救國安民，長治久安計，非君主政體不可。天下有心之士，無不思此。因目前時勢尚非其時，暫不宜活動。復辟之時，可為君主者，實難物色其人。雖有適宜其任者，但不足以服人心。宣統退位僅一年，民心對前朝未全忘記，待機複位，依舊君臨天下，此為上策。世上往往言滿漢種族不同，持華夷之說，難免出於偏見。從大的方面看，滿漢同種，有何種族之別？況且清朝三百年統治虐政可數者有幾？在人心未離散之時，及時使宣統複位，統一天下，恢復舊業。若猶豫逡巡，時移勢轉，恐人心漸忘前朝，故應及早為之，此系切要事。」
這批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雖然對袁世凱的「帝制自為」相當反感，但又從這裡看到了真正的帝制復辟的希望之所在。
當袁世凱的勢力足以控制一切的時候，張勳和他的這些同志「雖懷興復之志，苦於無隙可乘。」及籌安會發生，帝制復辟呼聲出現時，張勳和他的這些同志「頗有攜貳，復辟之機，遂動於此矣。」劉廷琛時常往來於徐州，另一積極分子胡嗣瑗正在南京馮國璋幕中，亦時以微辭暗示馮，「馮意頗為之移，其貳於袁氏，胡君蓋有力焉。」 事為袁世凱知悉，欲加害於胡嗣瑗，胡嗣瑗遂出馮幕，遷居於上海，然猶時時往馮國璋處溝通信息。
假如不發生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假如袁世凱洪憲王朝正式開張並能持久下去，張勳和他的同志應該沒有機會。然而這一切假如都不存在，袁世凱的洪憲王朝未及開張而結束，而袁世凱本人也在國人唾罵聲中幽憤而逝。張勳和他的同志終於等來了機會。
袁世凱洪憲帝制的失敗是一個極大教訓，儘管共和可能不太合乎中國國情，儘管之前幾年共和辦的確實不怎麼樣，但是當共和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認識之後，廢棄共和，重回帝制，大約只能是袁世凱這樣的結局。一世英名，毀於一念之差。
3
一個可參考的預案
但在張勳和他的那些帝制同志看來，袁世凱的失敗並不表明帝制必然失敗，更不表明共和已經深入人心。他們認為，袁世凱「洪憲王朝」從根本上就不對，「其有野心，欲自己稱帝」；「終不可信賴。」真正的帝制復辟，必須有他們這些真正的君憲主義者才能完成。他們鼓吹、推動復辟帝制，不是為了自己稱帝，而是鑒於共和帶來的問題，重複清帝國晚期開啟的君主立憲之路，是宣統復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對皇權的覬覦。
在辛亥後國內外許多人看來，共和嘗試顯然是不成功的，放棄共和，重回帝制，只是遲早的事情。但是，由誰來重回帝制，就很有講究了。當南北和談還在進行的時候，嚴復就一再告誡國人應該利用這次機會推動君主立憲的實施，而不是別出心裁跨越式地進入共和。另一位極具思想能力的勞乃宣則認為，共和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共和應該用其本來的意義，而不是後來附加的意思，「願今之言共和者恪守正解以維君統而奠民生，勿為謬解所誤致蹈無君之愆而貽民生之戚。」
勞乃宣▲
勞乃宣指出，所謂「共和」是正宗的中國傳統，周成王登極時，因年幼不能理政，遂由周召二公輔佐王室，稱「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其本意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體，非民主政體也。故宣王年長共和即罷，伊尹之於太甲，霍光之於漢昭，皆是此類，與今日東西各國君主立憲絕相似，而不學之流乃用之為民主之名詞，謬矣。」
在勞乃宣看來，君憲為有君政治，民主立憲為無君政治。古之共和，明明有君，因而無論如何不能將共和解讀為無君政治。現在南北都在說共和，但若以共和本意解之，則朝廷1906年宣布君憲，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尤其是宣統即位，攝政王監國，其體制架構正與周之共和若合符節。所謂「周召共和」，簡直就是為當今政治情形所專設。
勞乃宣不反對共和，而是反對廢除君主後的所謂共和。他認為，共和的本意在有君，只是君主年幼尚不能主政，因而需要公卿共和行政。如果廢君主而共和，勞乃宣說，那就不是共和，而是民主。假如中國就此走上民主道路，勞乃宣預言，必定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因為就世界範圍看，民主還是一個不成熟的體制，而且有著一些很不一樣的條件制約，「抑民主之制何自始乎歐美？以工商立國，希臘、羅馬早有市府之政，其人民即具有法律之知識，漸摩服習垂數千年，幾於人人有自治之能力，民政久有基址。」這是西方可以實行共和的歷史條件。
反觀中國，勞乃宣認為，中國不僅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而且沒有實行民主的必要。就條件而言，實行民主，需要「全國人民皆諳法律」；至於必要，勞乃宣認為西方國家實行民主，主要是因為那些國家的君主沿襲酋長時代劣習，暴虐成性，甚於桀紂，激而生反抗力，相推相演，乃成今日民主之制。這種情況在中國並不存在，「朝廷本無虐政，德澤猶在人心，雖近日當軸不得其人，致滋民怨。然怨者政府，非怨君上，與歐洲革命之怨毒生於其君者迥不相侔，尤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分析邏輯自洽，但歷史並沒有沿著勞乃宣期待往前走，清帝不得已退位，勞乃宣隨之棄職而去，歸隱田園。
歸隱田園的勞乃宣卜居青島，與周馥、呂海寰、趙爾巽等遺老聚居，與德人衛禮賢合辦「尊孔文社」，致力於儒家倫理重建。青島此時為德國租借地，享有特別權力，這是遺老聚居青島的一個原因。
這批遺老靜觀北京時局演變，他們差不多都與袁世凱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因而對袁的動作格外關注，也給予適度回應。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後，公布《中華民國約法》，重訂《大總統選舉法》，並逐步採取祭天祭孔、制禮作樂、恢復爵位等措施，以徐世昌為國務卿，並延聘勞乃宣等一大批遺老到參政院參政。
對於袁的這些舉措，勞乃宣並不反感，以為撥亂反正，值得期待。但他個人並沒有迅速返回北京，重進官場，而是奮筆疾書，作《續共和正解》，發揮先前「共和」理想，為袁世凱下「指導棋」。
《續共和正解》開篇，作者借客人口吻自吹：「子作《共和正解》於辛亥之冬，其時革命之風方熾，而子謂特為少數無知妄人所煽動，不軌軍隊所劫持，昧者不察，遽謂民主之制可以實行。其實，民主之制斷不能行於中國，使果行其說，若輩中驍桀之徒人人有大總統之想，互不相下，彼此相爭，諸方豪傑又必有仗義執言起而致討者，亂民土寇因而乘之，域內糜難將不可問。當其時，見子之說者不盡信也。今民主制實行三年矣，此三年中變亂百出，子之說若燭照而數計，是子洵有先見也。近者，總統之制定，黨人之焰衰，大權集於一人，外雖有民主之名，而內實有君主之實。以項城雄才大略，運以精心，或者可作末流之挽乎？」
對袁世凱改制，勞乃宣表示認同，但他認為還遠不夠，以為「項城今日所處，實天下至危之境也。亂黨雖暫摧抑，而魁首無一殲除，處心積慮，伺隙而動，丁字街之變時時可慮。武人驕縱，不可羈勒，脫巾一呼，立肇奇禍。即使早夜周防，倖免罅釁，其情亦甚苦矣。」勞乃宣的方案是，總統制說到底還不是一個具有穩定預期的機制，總統任期總有期滿時，不論十年、五年，退位後無異齊民，無以自衛，終難保證不發生什麼意外。為了一個最長遠的穩定預期，勞乃宣重解「共和」真意，以為袁世凱此時更應利用內外有利機會，重建一個穩定的「共和」機制，為十年後還政於清帝做準備：「此時遽議歸政，沖主不能親裁。別求居攝，殊難其選，實仍無以逾於項城。故擬議預定十年還政之期，昭示天下，俾眾釋然，而仍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無所損，而名正言順，俯仰無慚。」
按勞乃宣設計，當日民國所遇到困難既複雜又簡單，「每聞都人傳述多謂項城實有不忘故主之心，特勢成騎虎，無計轉圜，因思若師古之共和，一轉移間，即成兩全之道。」這就是勞乃宣《續共和正解》寫作主旨。
勞乃宣對共和的解讀，其實就是「帝制人為」，與袁世凱後來的「帝制自為」具有本質不同。「帝制自為」，是要更姓易代，建立一個新王朝；「帝制人為」，則要求袁世凱「因思古者周召共和，行之於先朝失國嗣主幼沖之際者十餘年，仍卒歸於嗣主，與今日情形頗為相近，若以方行之，實屬兩全之道。」
據勞乃宣《君主民主平議》解釋，共和制度是一個不錯的設計，但其與民主毫無關聯，共和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舉措，而民主只是某些小國，或某些具有特殊歷史背景國家的一種制度安排。不必說民主之制好與壞，但關鍵一條是這個制度斷不能行於中國。
勞乃宣指出，「無古今，無中外，莫不以家天下為立國之常道。若夫官天下則不易言矣。」家天下可以給權力傳承一個穩定預期，而官天下數年一選舉，除極個別國家，則往往淪為政治動蕩，或黑金政治。民主政治有其適用範圍，並非所有國家都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勞乃宣與康有為等人一樣，格外強調民主制除歷史背景，一個限制條件就是可在一個比較小的國家中實行。
所有討論民主政治不能在大國推行的人，都無法迴避美國的經驗，美國既不是小國，也不是君主制。如何理解美國經驗，勞乃宣、康有為那代人各有說辭。勞乃宣認為，美國經驗不可複製，因為美國說到底是一個「移民國家」：「惟北美聯邦區域頗大，亦能行民主之制，則以美之人民，皆英之中流以上人物因教爭而遷往者，人人具有法律知識，非他國智愚靈蠢雜然不一之民所能及也。」說到底，還是美國歷史背景不一樣，從英國遷徙過來的移民，具有極高文明素養。
同樣為美洲國家，南美情形就很不一樣。南美諸國效法北美改行民主，則每次選舉，總是伴隨著一場戰爭，其結局反不如繼續充當歐洲君主國屬地。勞乃宣認為，南北美的差異，主要就是人民程度不一樣。人民程度還沒有達到時，強行推廣民主，就是東施效顰。
從世界各國情形看，勞乃宣認定「家天下為常，官天下為變。外國之民主，猶中國之禪授。同一非常之舉，非普通邦國所可常行。能為環球諸國通行之常道，惟君主之制而已。」
基於此，反觀中國廢君主行民主的三年，情況當然不容樂觀，不要說上溯康雍乾嘉之盛，「試問國勢之安危，民生之苦樂，比之光緒時何如，比之宣統時何如。雖鄉曲愚民亦咨嗟太息而慨其不及也。是則民主之制不適用於中國，已實行試驗，彰明較著，不容諱言矣。」這是勞乃宣《君主民主平議》主旨，論證民主之制不合乎中國，中國之安寧，必待重回帝制，將政權完整交還給清帝：「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淪浹海內，洪楊捻回之亂，擾攘十餘年，蔓延十餘省，而民心未嘗稍去，故卒能勘定復就敉平。迨光宣之際，親貴用事，僉壬在朝，致滋民怨。然德宗恭默無為，沖主專心典學，未嘗躬為得罪於民之事，故怨者政府，非怨君上。革命變起，民皆痛恨黨人。民國政成，民轉追思舊澤，與夏癸、商辛之世不同，與太康、厲王之時相近。此而為少康、宣王之中興，實順天應人之舉，非於一姓有所私也。況當日原以為欲救中國，非政民主不可。是以大清讓天下於國民，今實驗之後，灼知民主之制不適用於中國，是以國民又讓還大清。彼此皆出於大公。譬如一物本屬此家所有，眾意其適用於公眾，勸其讓出，公之眾人。及眾試之，並不適用，自應仍還此家。理所當然，無待再計。奉故物還故主，尤不得謂私於一姓也。」
勞乃宣對晚清事實描述自成一家，也有邏輯。然問題在於：第一，不合乎時代訴求。中國已踏上民主憲政路，任何向回走的想法，都很難再有成功機會。此後，袁世凱、張勳相繼進行的嘗試，其誠心不必懷疑，但結局沒有一個成功。時移勢易，此之謂也。
第二，勞乃宣奉清帝為至上，維持袁世凱大總統地位，讓袁以大總統實際統治為大清「看家」十年，待宣統成年親政，袁世凱如周召二公，也如日本幕府將軍「奉還大政」。這個構思很有創意，但顯然不是袁世凱的菜。勞乃宣重解共和，勸誘袁世凱「帝制人為」，其實只是讀書人的一廂情願。
袁世凱沒有勞乃宣的境界，也沒有充分理解勞乃宣、古德諾、有賀長雄，甚至楊度的君憲體制真實含義，因而袁世凱1915年匆忙中選擇帝制自為，等於選擇了自殺，不僅自絕於共和，而且自絕於君憲，未及即位的洪憲大帝成了歷史笑柄，袁世凱為此付出了信譽、生命，以及已經建構的歷史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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