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和女生：誰的學習成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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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周憶粟（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責編 | 許多多
兩性在教育成就上的差別一直是公眾和社會科學家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在科技領域內，從業人員中女性比例偏低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2017年谷歌員工James Damore的長篇備忘試圖論證科技公司內的男女比例失衡更多的是由於兩性在心理領域的內在差別而非性別歧視，這再一次點燃了公眾的憤慨情緒，Damore也為此失去了工作。這篇文章試圖談談這一現象背後的社會科學解釋，研究現狀，特別是在教育領域內的表現。
對於「兩性在學校教育成就上是否有差別」這個問題，社會科學家大約進行了前後100年左右的系統研究。目前的共識大致顯示女生在語言能力（閱讀、拼寫）上比較優秀，而男生在數學領域內比較優秀。心理學研究發現儘管在幼兒階段兩性數學能力相差不大，但是從青春期開始，男生的數學能力增長速度顯著超過女生，到了高中階段到達更高的平均水準。在2007年，為了回應當時哈佛大學校長Lawrence Summers關於性別差異的一番飽受詬病的言論，一群心理學權威發布了一個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研究回顧 （Halpern et al., 2007）。這個報告的撰寫者囊括了對性別差異持不同態度的專家，他們的一致結論是：
性別差異在科學和數學成績上的差異的確存在；
在數學和科學能力分布的中間部分（mid-range of ability distribution），性別差異比較小；
在數學和科學能力分布的最高端和最低端部分，性別差異比較大；
這主要是由於男性群體在定量和視覺空間能力（quantitative and visuospatial ability) 方面離散程度大造成的（標準差很大）；
女性在語言以及寫作能力上有巨大的優勢。
儘管科學家們對於性別差異的現狀有相當的共識。但對其成因卻莫衷一是。有部分人如進化心理學家David Geary認為性別差異的根源是人類社會性別選擇的產物。性別選擇指的是同性成員之間為了配偶而產生的競爭以及有選擇性的擇偶和繁衍後代的行為。由於這一現象在男性之間尤為明顯，從而導致在男性逐漸對於環境因素的影響更加敏感。於是在有利環境下有更多的男性會脫穎而出，而在惡劣環境下也會有更多男性失敗。這是男性表現比女性差異性更大的內因。此外，荷爾蒙激素水平也會影響某些認知能力。如Kimura（1999）發現睾酮素水平對應空間能力（spatial abilities）表現，但其關係不是簡單線性的，而是有一個最優值，體現在睾酮水平高的女性和睾酮水平低的男性空間能力更強。另一個流行的理論是大腦差異，Baron-Cohen（2003）認為大腦解剖結構上的不同導致了女性移情能力比較強，而男性邏輯歸納更強。從這些視角來看，性別差異是內在的、恆常的。所以他們觀察到的往往是性別差異不變的部分。Ellis et al. （2008）收集了過去100年間超過18000項與性別有關的研究，綜合發現男女之間在各種維度上（從體貌、心理、到學習表現）之間的差距大致穩定。
但另一派研究者強調單一生物學還原論從來就不足以解釋社會現象的全部，後天的，社會文化的影響會與這些先天因素產生互動，從而導致不同結果（Guo & Stearn, 2002）。越來越多的實證證據指向在當代教育體制下，女生逐漸在學習上與男生並駕齊驅並且超過男生。如果生理結構導致了性別上的教育差異，難道說在短短100年不到時間內這種差異被抹除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這意味著必定還有生理原因之外的其他社會因素。社會學家所提出的性別分層理論（Theory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就認為性別差異的建構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上所擁有的生產、繁衍的資源，以及性別政治（Collins et al., 1993）。心理學家Janet Hyde （2005）認為像教育成就這樣的指標更多是社會後天建構的，她觀察到當代美國各州的學校數學測試成績，發現兩性之間平均成績從小學到高中階段都已經沒有了顯著差異，如果從而提出了「性別趨同假說」（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 GSH）。
目前社會科學家並沒有能夠提出囊括生物學差異和社會建構性別差異的統一理論， 研究者依然在探索不同層次的後天機制是如何造就性別差異的。一個例子便是社會學家發現在美國，男女學生在數學能力方向的歷史差異是由於學生選課不同造成的。由於在美國高中階段實行自由選課制度，老師往往會鼓勵男生學修數學物理和化學，而女生則不被鼓勵上這些課（Lindberg et al., 2010）。既然沒法接觸到高級的數理知識，那麼女生子在相關測試上表現不如男生就很容易理解了。而在今天，數學課程的選課已經基本達到男女平等，但是在物理課程方面依然是女少男多。Riegle-Crumb （2005）發現男生和女生在選課時都會理性評估他們能獲取的資源。由於歷史上女性在科技領域內所獲得資源和機會都很少，這種現實會無可避免的影響當今學生的學習和就業選擇。這些微觀教育機制提供了一個讓我們了解後天「性別差異」建構的一個管道，但由於教育實踐受各國的社會文化影響很大，所以很難從中提煉出普適性的理論來。
近年來興起的另一個視角就是跨國比較，隨著大型國際測試如國際學生能力測試（PISA）和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積累了越來越多的數據，研究者也把視野投向發達國家以外的地區。下圖以PISA 2015為例，顯示各科男生與女生之間平均成績的差異（表示為「男生成績-女生成績」，粗體表示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儘管女生在數學和科學上依然小幅度落後於男生，但是由於在閱讀科目上擁有更大的優勢，所以把三科加總，依然是女生成績小幅勝出。而最新的2015測試還發現女生的團隊合作能力也已經超過了男生。
除了平均成績，筆者所進行過的一項利用PISA2012數據的研究也關注高分人群中的男女差別（Zhou et al., 2017）：成績越好的人群中，性別差異越大。在成績最好的5%學生群體中，像日本和義大利的男女比接近2.5：1，韓國也接近2.2：1。但在新加坡和中國上海，差別則相對小了很多。但是對於為何在高分人群中存在這個現象我們依然在探索中。似乎男性表現差異性更大這個假說值得深入思考其成因。我們發現對於數學的自我效能感（指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為所進行的推測與判斷）能夠解釋一部分差異，說明至少後天的干預可以提升女生在數學方面的表現。
由於數學能力出類拔萃的學生在任何國家都是少數人群，所以通過PISA或者TIMSS這樣的大規模調查依然可能遇到的問題是對於性別差異的估計噪音很多。另一個研究思路就是去有意識地關注這些「特殊人群」。Ellison & Swanson (2010) 就通過收集全美數學競賽（AMC）以及數學奧林匹克（IMO）參賽選手數據來分析性別差異。他們發現在這些精英級別的數學選手中男生數量依然居多。但是男女選手的教育背景有顯著差別：女選手更多集中在幾所數學「名校」里。這有可能意味著對於女選手來說，好的學校環境更重要，因為教育為女性選手提供更多的展現自己數學才能機會。
男女在現代學校教育上的差別很大程度上是男女社會地位不平等的延伸。謝宇教授在2017年元旦謬斯夫人上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很好歷史回顧。在當下全球範圍內看，儘管女性的教育成就不斷上升，在西方社會甚至超過男性（如美國，見DiPrete & Buchmann, 2013），但社會的結構性因素依然制約著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以及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共識都認為這是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目標。今天的問題是複雜和多方面的。在發展中國家依然有相當部分的學齡女童無法獲得教育。許多國家中學校教育仍然區別對待女生和男生，這也預示著研究者仍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來結合本地情境理解造成教育性別差異的原因並尋找出路。
周憶粟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助理教授
參考文獻
1.Baron-Cohen, Simon. 2003.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Collins, R., Chafetz, J. S., Blumberg, R. L., Coltrane, S., and Turner, J. H. (1993).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6(3), 185-216. doi:/10.2307/138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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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imura, Doreen. 1999. Sex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1.Lindberg, S. M., Hyde, J. S., Petersen, J. L., and Linn, M. C. (2010). New Trends in Gender and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6), 1123--1135. doi:/10.1037/a0021276
12.Riegle-Crumb, C. (2005). The cross-national context of the gender gap in math and science. In L. V. Hedges & B. Schneider (Ed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ing (pp. 227–243).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NY. Retrieved from www.jstor.org/stable/10.7758/978161044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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