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
撰文：弗里茨·斯特恩
翻譯：王晨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862年在普魯士議會上的演講為俾斯麥贏得了「鐵血宰相」的稱號，但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錢與煤鐵，而不是鐵血。弗里茨·斯特恩的《金與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採取獨特的視角，選擇俾斯麥與其普魯士猶太銀行家布萊希羅德的關係為主線，描繪了德國政界與金融界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德國的兩個世界：資本主義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舊世界。身為少數族裔的猶太人的成功及社會流動帶來的利益衝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國及其統治階層的脆弱，更展現了財富的兩面性——既威脅到傳統，又提供了社會流動的希望。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九章：政治和經濟上的帝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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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新帝國是一塊權力的磐石：快速擴張的工業和龐大的軍隊讓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統治者。但新的權力帶來新的矛盾：每座新開的工廠都會增強無產階級異議者的力量，工業財富的每一次增長都會削弱老地主貴族精英對國家政府的控制。磐石上的裂縫越來越寬，裂縫被掩飾和否認，但這導致變化迅猛的社會與相對僵化的政治秩序產生衝突。
新帝國經歷不完全的現代化過程：它的經濟發生改變，但前工業化時期的階級仍然掌握著權力，試圖通過拉攏和威逼新的工業階級來延續自己的超群地位。和所有近代社會一樣，德國也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那裡的轉型比其他地方更快，但也更不完全，特別是德國社會對自身的理解不如其他社會。回頭來看，帝國的歷史進程似乎很清晰——事實上，它清晰到讓一些歷史學家忘記，對於新帝國的大部分公民而言，未來完全談不上清晰，他們正為了某種新的穩定而苦苦摸索。
19世紀60年代末，俾斯麥曾表示，只要將德國抱上馬鞍就夠了，它會知道如何駕馭。新帝國時期，他發現德國不知道如何駕馭，至少不是他想要的方式或方向。統治新國家的困難超乎預期。俾斯麥曾試圖為這個四不像社會準備四不像的憲法：新帝國無法被簡單界定，既不完全專制，也不採用君主立憲。當時的批評者和現代的歷史學家常常把俾斯麥的統治與拿破崙的統治或公民獨裁相提並論。與具體名目相比，現實更加重要。俾斯麥是政策的制定者：他在帝國的對手中沒有人擁有他那樣的遠見，像他一樣為所有的國內外政策負責；但俾斯麥需要仰仗皇帝的支持和帝國中幾個邦國的默許，他不得不應對憲法之外的壓力和陰謀。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帝國議會批准自己的國內政策。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平衡遊戲，不時傳來他將辭職或重組帝國的威脅。
1871年後，俾斯麥成了大英雄，但過早被神化讓俾斯麥和國家都沒有對現代政治的固有矛盾做好準備。鬥爭的歲月，從致命危險中奪取戲劇性勝利的歲月，已經遠去；矛盾的日常化被證明更令人難以忍受。19世紀60年代，他要對付的是敵人；1871年後，他不得不應對被官方劃定為友好的個人或團體，他覺得後者更討厭。1871年後，他對局勢的掌控削弱了，耐心和精力也不如從前。他反覆的辭職威脅只是策略，但也反映了真正的沮喪和絕望。出於個人和實質性原因，權力的快感減弱，職位的魅力也下降了。（1880年，他抱怨說，過去十年間，自己在履行職責時完全感受不到「個人的快感」，「只［感到］對上帝和人的職責，完成這種職責並非出於任何對工作的熱愛，而是良心的強迫」。）不過，他仍然緊抓權力，摧毀對手，他的領導風格加劇了各種政治衝突。
俾斯麥
帝國時期的俾斯麥沒有宏大戰略，只是尋求自保。他的對內和對外策略大同小異，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在國內更加無情。對於歐洲大國，他懷有一些敬意，哪怕只是因為它們過去的歷史角色。但對國內的敵人就完全沒有尊敬可言：他們既沒有歷史根基，也沒有正當理由；他們是試圖阻撓他計劃的小人。他把外交政策中的不道德手段搬到國內舞台，試圖恐嚇、操縱和打擊對手，他在對付國內對手時的殘忍和輕蔑在面對外國時很少敢使用。
帝國建立之初，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協同執政，這是議會中最大的黨派，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和理念。從1867年到1873年，政府和議會建立自由經濟的框架。帝國的政策旨在促進資產階級的經濟訴求。俾斯麥還聯合民族自由黨向中央黨所代表的天主教政治勢力發難；他害怕德國政治中有組織的天主教勢力，決心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在所謂的文化鬥爭過程中，他讓天主教徒對自己的黨派更加忠誠。與此同時，他緊密依靠民族自由黨，將其視作暫時性的策略工具，這導致他與代表他的朋友和其他容克貴族的保守派的決裂。在回憶錄中，他把與帝國國內史相關的章節命名為「文化鬥爭」、「與保守派的決裂」和「陰謀」。這些衝突中，與保守派的決裂對他傷害最深。他覺得受到背叛，如果沒有他，那群人可能早就因為自己的固執而吃苦頭了。他們的離棄令人憤恨，但又無法忽視，俾斯麥設想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需要老地主階級保持顯赫地位。
在19世紀70年代的鬥爭中，政治中的經濟元素變得日益重要和明顯。那個十年的核心事件是象徵德國社會勃勃生機的大繁榮，以及1873年的大崩潰和其後的長期蕭條。大崩潰過後，人們就其原因和可能的解決辦法展開激烈辯論。俾斯麥用多年時間摸索新的經濟政策，最終逐漸制定出全面的方案，並做了保守的新調整。這些變革如此激進，以至於許多人感覺帝國經歷了重生。
在經濟動蕩時期，布萊希羅德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穩步提升。無論是對德國金融業和工業的了解，還是與國內外商界的聯繫，他都無人能及。他的專長是實用經濟學，並與德國的主宰者關係密切：這些成了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的基礎。
掌權者喜歡聆聽有用和淵博的人，根據所代表的支持者的特點，他們也許還喜歡聆聽有影響和有權勢的人。布萊希羅德符合所有條件，他繼續享有隨時見到俾斯麥的特權。在兩人之間，公共和私人事務仍然糾纏在一起。布萊希羅德關於俾斯麥財務狀況的私人書信常常也包括對政治和經濟動態的評論。他們的對話還觸及國內外政策的所有方面。他用這種非官方的方式對官方報告和備忘錄做了補充，後者總是會處於眾目睽睽之下。
布萊希羅德有很多權力渠道。他的手下、客戶、朋友和門徒無處不在：包括政府和宮廷，議會和報界，以及除了社會黨之外的所有黨派。這些關係中有的是他業務的衍生品，有的則是他孜孜不倦培養的結果。他熱衷於成為要人和名人。羅斯柴爾德家族喜歡搜集藝術品，他則喜歡搜集秘密，兩者出於相同原因：讓同時代的人驚異。
因此，他成了人們追逐的對象。對於柏林的權勢者、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外國使節來說，他是消息的重要來源。1878年，英國大使致信本國外交部，表示「就像閣下所知道的，馮·布萊希羅德先生是俾斯麥親王的銀行家和秘密代理人，比柏林的任何人更受首相的信任」。霍亨索倫—齊格馬林根家族的卡爾·安東親王代表許多顯貴的觀點，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表示：「布萊希羅德消息異常靈通，儘管有外交式的含蓄，但他很好說話……這是一個出色的、在政治上非常敏捷的人。」 1882年，一位內閣部長記錄道，布萊希羅德的聯繫人延伸到「陛下最核心的隨員」。所有書信都由布萊希羅德親自撰寫，這本身就是一項令人驚嘆的工作：既有每天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大部分分支的信，還有寫給世界各地的商業夥伴、顧客和官員的幾十封信。布萊希羅德還要接見源源不斷的訪客，既有大臣和使節，也有經濟精英。作為慣例，布萊希羅德只等候俾斯麥。布萊希羅德培養如此之多的關係，而且日進斗金，他的精力令人欽佩。他經營多重買賣，同時是利潤和權力的掮客。
不消說，許多德國人不滿布萊希羅德的地位，包括那些聲稱與他友誼深厚的顯貴和官員。俾斯麥的專制風格賦予布萊希羅德要人的光環，俾斯麥的其他助手也對首相這位愛管閑事的猶太人感到不滿。由於工作的不安穩和首相的喜怒無常，他們把布萊希羅德視作在主人面前說他們壞話的伊阿古。1885年，德國駐巴黎大使霍亨洛厄親王對自己的職位感到擔心，因為「布萊希羅德和亨克爾等人曾利用報紙反對我，而且會故技重施」。其他許多顯貴也害怕布萊希羅德造就或摧毀他們事業的能力，並時常誇大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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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建立伊始，布萊希羅德推薦的政策與俾斯麥官方顧問們的提議存在分歧。19世紀70年代初的首要工作是創立帝國銀行，取代統一前仍然存在的32家有貨幣發行權的銀行。1872年5月，布萊希羅德致信俾斯麥，表示「很希望首相一直執掌［該行］，因為至少根據愚見，對金融問題而言，許多時候政治判斷比物質判斷更加重要」。俾斯麥聽取他的意見，但政府將動議權留給帝國議會中的民族自由黨。1874年末，該黨在昔日的銀行家路德維希·巴姆貝格的領導下準備合適的法律。其中一部分與布萊希羅德的觀點一致，包括首相的保留權力，另一些方面則有出入。他致信俾斯麥：「在金融事務上，閣下常常紆尊聽取我的意見，因此我將乘便對銀行的棘手問題提出幾點看法，因為我非常關心此事。」他特別指出，按照當前的法律草案，股東將沒有足夠的代表權，信貸供應也太容易被切斷。
布萊希羅德
作為帝國銀行的倡導者和俾斯麥最重要的閣僚，魯道夫·馮·德爾布呂克和奧托·馮·坎普豪森支持金本位。布萊希羅德則不這麼看。他擔心實行金本位將危及貨幣的靈活供應。倡導者們對黃金的普世統治力著迷，而布萊希羅德則相信，金本位將導致利率波動，每當必須勸阻從帝國銀行取出金條儲備時，利率就會大幅甚至急劇上升。他擔心出現商人不願看到的一幕：周期性的貨幣和信貸政策將導致衰退時貨幣供應緊縮，擴張時貨幣供應增加。因此，他要求以數量儘可能多的貴金屬為基礎，與當時的主流觀點不同，他始終是雙本位的擁護者。
他知道如何在這個高度技術化的問題上打動俾斯麥。1874年，他警告首相，早早引入純粹的金本位將導致德國依賴英國的黃金市場，而英國人會通過提高貼現率保護其市場。那樣的話，德國就不得不如法炮製。但他指出：「與英國不同，支撐我國工業的並非巨額資本，而是對銀行家和銀行信貸的穩定需求，這點廣為人知……」金本位將讓資金變得更昂貴，從而威脅工業。「甚至現在，我國工業已經無法成功地與外國生產者競爭，因為工資和利率太高了……」布萊希羅德提醒俾斯麥，「帝國的務實者太少……以英國為模板調整我們情況的慾望主導著某些圈子」（俾斯麥也對某些教條主義議員的能力和愛國心感到懷疑）。布萊希羅德敦促俾斯麥諮詢長期擔任普魯士銀行行長的赫爾曼·馮·戴程德，後者將給出類似的建議：「閣下不應忽視我的請求，應該相信這是出於我對祖國的愛。」
布萊希羅德一直批評德國的貨幣政策。他沒能成功，因為他的看法與傳統觀念背道而馳。他務實地得出遠遠早於自己時代的貨幣政策原則。現實證明他是對的，後來他還可以寄希望以更大的權威談論更關鍵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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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最初三年見證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德國沉浸在興奮中：似乎一個無限財富的時代開始了。銀行為大擴張提供資金，這三年里興建的鋼鐵廠、鼓風爐和機械製造廠的數量相當於之前七十年的總和。新成立的合資公司總資本達到28億馬克，幾乎是之前四十四年間所有合資企業的總資本。繁榮是在統一之後到來的：德國似乎註定將在所有領域取得勝利和繁榮，「柏林成了德國經濟的中心」。
繁榮標誌著從1867年開始的經濟加速上行。法國的50億法郎賠款為其添柴加火，讓公共債務得以提早還清，從而突然為德國提供大量流動資金。充裕的資金、振奮的民眾和允許毫無困難建立合資公司的法律吊起人們的胃口，引發狂熱的活動。
這是一個真正的擴張時代，充斥著各種不誠信的創立活動，在無所顧忌的灰色區域，利潤的誘惑戰勝正常的謹慎。這個時代被稱為「奠基時代」，見證帝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奠基。各階層的德國人都陷入投機熱潮，德國的精英們突然從對經濟的倦怠和緩慢的生活節奏中驚醒，前所未有地受到經濟機會的教育。
著名的銀行和謹慎的銀行家們抵制快速創立的誘惑。早在1871年9月，布萊希羅德的一位助手就在給他的信中談到「奠基幻想」滋生的所有公司，顯然布萊希羅德從一開始就與創立者們保持距離。（蒸蒸日上但無所顧忌的新貴與日暮西山但保持尊嚴的舊貴族的鬥爭當然是19世紀耳熟能詳的故事，也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關鍵主題。）布萊希羅德創立的最重要企業是哥尼斯舍和勞拉舍聯合公司（通稱勞拉舍），一家由亨克爾·馮·多內斯馬克伯爵所擁有的私人煤礦和鋼鐵廠組建而成的股份制公司。該公司非常穩健，經受各種考驗。布萊希羅德在1873年組建名為希波尼亞的大型西德煤礦綜合體過程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他還幫助籌建帝國大陸鐵路建設公司，後者組織修築魏瑪至格臘和波森至克洛伊茨堡的鐵路。這些鐵路運營糟糕，但總體而言，經濟崩潰對布萊希羅德的影響不像對其他銀行和企業家那麼嚴重。
正直和謹慎讓布萊希羅德和他的客戶逃過最嚴重的經濟倒退。因此，他的財富和名譽損失相對較小，雖然當時的煽動者們試圖無中生有地詆毀他（在1877年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柏林警方表揚了布萊希羅德的合伙人施瓦巴赫，因為他不參與任何可疑的創立活動）。布萊希羅德再次展現自己的精明。
他已經預見到崩潰，並警告俾斯麥，1873年5月維也納市場的突然崩潰也可能影響柏林。1873年夏天和秋天，紐約和柏林股市遭遇災難性的重創，信貸變得稀缺，企業開始倒閉。1874年初，61家銀行、116家工業企業和4家鐵路公司宣布破產。
令包括布萊希羅德在內的許多人吃驚的是，崩潰演變成19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和影響最廣泛的蕭條。物價、利潤和分紅暴跌，生產下滑，失業率上升。人們遭受災難性的損失，對家庭產生的嚴重影響常常要持續幾十年。關於這場災難的作品少得令人吃驚，部分原因也許在於19世紀70年代中期的損失是早前投機的結果，道德準則仍然羞於公開承認這點。
崩潰和隨後的蕭條對德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它以前所未有的戲劇化方式表現出那個社會在性質上的改變：它表明德國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儘管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思想仍然流行。普通公眾中流行著從道德角度解讀這次崩潰的強烈傾向，把它看作對過錯的懲罰。（當托妮·布登勃洛克聽說丈夫破產後，「這個詞所包含的全部模糊和可怕的東西在她心中湧起，她還是小孩子時就感受過它們。『破產』比死亡更可怕，意味著災難、毀滅、侮辱、恥辱、痛苦和絕望」。）保守派和天主教批評者將這股道德化傾向轉變成對曼徹斯特自由經濟主義的全面攻擊，指責自由派和猶太人應對國家的困境負責。資本主義當然活了下來，但成了深受懷疑或貶低的資本主義。在1873年後的德國，無論形勢是好是壞，總是存在強大的反資本主義情感——左派和右派都不例外。與此同時，長期的危機推動各種經濟利益團體的出現，提出改變政府自由政策的要求。
危機和不滿對俾斯麥構成巨大的最初無法理解的挑戰。他已經對帝國的財政狀況，對帝國和成員邦（特別是普魯士）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憂心忡忡。他本人的健康也極其糟糕，1875年5月的那次請辭可能是他職業生涯中最真心的一次。威廉拒絕他的辭呈，而俾斯麥也逐漸捏合出帝國財政和經濟政策的新方案。他慢慢明白如何利用不滿浪潮建立新的政治聯盟，將地主與工業家、保守派與右翼自由派聯合起來，讓天主教中央黨加入這個反自由主義色彩鮮明並將從此統治帝國的新聯盟。俾斯麥用四年時間看清這條狹隘新道路的所有可能。經濟危機提供變革的契機，但德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俾斯麥本人的傾向促成這個特定方案的誕生——在後來災難性的幾十年里，它將決定德國歷史的進程。
俾斯麥的部長們（特別是德爾布呂克和坎普豪森）保持了對自由經濟的信心，大部分民族自由黨成員同樣如此。自由經濟的倡導者將蕭條歸咎於生產過剩，認為假以時日，國內外需求將恢復。他們覺得德國不必拋棄自由貿易道路，包括立法取消對鐵製品的剩餘關稅。仍在出口糧食的農業代表們同樣支持自由貿易，希望鐵製品價格越低越好。簡而言之，自由貿易得到的支持相當可觀。
保護主義的大部分擁護者是俾斯麥的忠實支持者。他們希望改變政策，也許還想除掉一些最鐵杆的自由貿易者。但1875年6月末，一場全然不同的攻擊開始了：作為容克貴族和地主利益的權威喉舌（俾斯麥本人也曾為其撰文），《十字報》刊登一系列關於「布萊希羅德—德爾布呂克—坎普豪森時代與新奇的德國經濟政策」的文章。這場論戰指控俾斯麥將德國的利益出賣給猶太人的利益代表布萊希羅德，並從中牟利。《十字報》強烈抨擊一個已經破產的自由體制的腐敗，指責布萊希羅德是「新帝國財政和經濟的『家神』……整個經濟政策的主筆人」。他被認為是《十字報》所稱的猶太政治的謀劃者，「德國公眾對『猶太政治』一詞並不熟悉」，因為猶太人隱藏了自己的支配地位，但「事實上猶太人現在正統治著我們」。言外之意顯然是：德國的統治者是猶太人的工具——除了俾斯麥，還有誰稱得上德國的統治者？
這篇文章猶如炸彈。作者弗朗茨·佩洛特博士自稱金融專家，編輯納圖希烏斯又對其做了精心潤色，讓老保守派對俾斯麥和猶太人積蓄已久的憎惡公開化。《十字報》堅稱，該文沒有鼓吹任何經濟方案或經濟利益，僅僅希望揭露猶太人的大陰謀。在俾斯麥的縱容下，這個陰謀已經摧毀國家經濟的健康。
在俾斯麥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沒有什麼比其他容克貴族的這次攻擊更令他苦惱。他把這次攻擊視作最大的忘恩負義，是嫉妒和愚蠢的結果。俾斯麥被指控為猶太人的奴僕，受到黃金鎖鏈的束縛。這是他永遠無法原諒的。
但在其後動蕩的兩年里，俾斯麥越來越多地聽從布萊希羅德的意見，後者成了固定的、特別的經濟政策顧問。當政府遭遇失敗時，俾斯麥已經離開柏林。他離開一年多，首先在弗里德里希斯魯，然後在伐爾岑，偶爾前往溫泉。由於一直在超負荷運轉，他的健康和神經崩潰了。他罹患一系列器質和心理疾病：風濕病、劇痛、面部痙攣和帶狀皰疹。一年前，他已經向朋友抱怨說：「今年我已經忍受了十二個月的病痛……整整一年，我的醫生們都威脅我說，如果不放棄工作，我會死……我只在白天從8點睡到中午或下午1點，然後開始工作，特別是和別人一起？……我對所有人都粗魯無禮，這大大增加我敵人的數量，不僅是那些因為政治和因為我為國盡責而自然產生的敵人。」在他著名的不眠之夜中，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強硬賦予敵人。他曾經宣稱：「我整晚都在恨。」
他白天也在恨。他想像敵人無處不在。他把奧古斯塔皇后看作無法和解的強大敵人，隨時準備通過對丈夫施壓來推行自己的政治觀點和願望。他對自己的部長們，對他們的無能和不忠感到絕望；他感到自己敬重的許多人（包括布萊希羅德）看不起那些部長。更糟的是，他知道政府的經濟政策沒能遏制蕭條—經常有人向他提醒這點。最後，他還痛恨許多宵小之徒（有的還有頭銜），他們誹謗他與布萊希羅德的關係，聲稱其中沾染太多的利益和腐敗。他曾與這些體面人對簿公堂，把其中一些送進監獄。但對於詆毀者本人和站在他們身後的少數沉默者—他的容克朋友們，他仍然無法平息怒火。
1877年秋，俾斯麥開始緩慢行動；就像他在政治生涯的關鍵時刻常常做的那樣，他在確定明確路線前嘗試多種選擇。1878年改變了這一切。這是決定性的一年，俾斯麥展開對德國政治影響深遠的變革同時，在他的控制之外也發生了一些戲劇性的事件，比如教皇利奧十三世登基和威廉兩次遭遇暗殺企圖。每次事件都被俾斯麥利用。
這場大變革意味著終結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心照不宣的同盟，他試圖建立一個以保守黨、民族自由黨右翼和中央黨為基礎的新聯盟。對威廉的兩次暗殺企圖讓俾斯麥有了對付民族自由黨的完美武器。國王剛剛受傷，俾斯麥就命令閣僚們提交嚴厲的反社會黨人法案，他本人則留在弗里德里希斯魯（人們普遍相信暗殺者是社會黨人——儘管事實並非如此，但這種斷言足以將整個黨派描繪成顛覆陰謀者）。鎮壓迎合民意；就像布萊希羅德對俾斯麥所說的：「這次卑鄙的企圖［引起了］無限的激動」，對皇室的擁護從未像現在這麼強。布萊希羅德也認為，刺殺是社會黨人所為]。俾斯麥找到不容錯失的機會：如果反社會黨人法案獲得通過，民族自由黨將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原則，而社會黨則將失去自由煽動事端的機會；如果法案被否決，那麼民族自由黨將背上對社會主義心慈手軟和不顧公共秩序的罪名，而社會黨人得到的也僅僅是緩刑。布萊希羅德顯然理解俾斯麥的政策；就在投票開始前，他在信中寫道：「明天，針對社會黨放肆行為的法案將不幸地被絕大多數議員否決。我擔心這意味著與自由民主黨徹底的決裂。」布萊希羅德的兩點預計都是正確的。
6月2日的第二次暗殺企圖幫助了俾斯麥對民族自由黨的發難。這次，81歲的皇帝身受重傷，但俾斯麥的第一反應卻是，「現在我們解散議會」，然後他才詢問威廉的狀況。國家被激怒了，愛德華·拉斯克記得，「整個德意志民族現在處於憤慨和恐懼的真正發作中」。九天後，俾斯麥解散議會，以便發起一場「法律與秩序」的選戰，通過誇大紅色恐怖來打敗民族自由黨。
與俾斯麥統治的其他任何時期相比，他與民族自由黨的鬥爭最能反映了他願意用國際衝突中的策略來對付國內的對手。他曾試圖迫使民族自由黨永遠為自己效勞；失敗後，他又決心尋找新的盟友，摧毀昔日的支持者。他為這場分歧嚴重的選戰調動所有的力量；奧古斯特·倍倍爾記得，選戰的「殘酷史無前例」。選戰過程中，貝尼格森抱怨「這種斯文掃地和令人作嘔的形式……它似乎是與政治和黨派體制不可分割的罪惡。現在，我們德國人要對這個歐洲世界最糟糕的東西負責，到目前為止至少我沒有看見普選權的教育價值，除非其教導的是煽動人心和殘酷暴虐」。
而在精神和實質上，新的經濟方案標誌著德國放棄短暫的自由主義道路。19世紀50和60年代，自由經濟思想曾流行於商人和受過教育的階層，但尊崇國家是更加古老和根深蒂固的習慣，德國人從未真正接受自由派對國家的懷疑。統一為專制政府做了辯護，19世紀70年代初的繁榮、破產和腐敗很快被解讀為對自由派的道德審判。利益集團嚷著要求「國家」保護；有影響力的學者組成社會改革聯盟，要求終結曼徹斯特自由經濟主義和新的激進主義國家。老自由主義開始式微（甚至在英格蘭同樣如此），俾斯麥開始相信，他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方案將先發制人，遏製革命性或民主性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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