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鏡蛇藝術群到底是什麼？
眼鏡蛇藝術群（COBRA）
眼鏡蛇藝術群（COBRA）是上世紀末歐洲著名的先鋒藝術群體。這個國際性團體主要以來自丹麥、比利時、荷蘭三地的藝術家組成。其繪畫風格帶有表現主義自由奔放的特質，並體現藝術家濃烈的政治理想，被譽為20世紀的最後一場先鋒藝術運動。
偶然的靈感：團隊初創
眼鏡蛇藝術群與馬戲團無關，他們的成員更不畫眼鏡蛇，所以別被名字誤導了。
1948年11月8日，星期一，巴黎。對於大部分人而言，這不過是又一個平淡無奇的日子。戰後的歐洲百廢待興，冷戰的陰雲正悄悄襲來。然而，那一日對於藝術界而言卻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天。這一天，在巴黎一家咖啡館中，幾名來自北歐的藝術家決定組成一個先鋒藝術團體，他們為自己起名叫「眼鏡蛇」藝術群（COBRA）。
卡雷爾·阿佩爾《Questioning Children》，1949年
這個名字由小組主要成員所來自的城市名首字母構成，即哥本哈根Copenhagen、布魯塞爾Brussels以及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它們恰好組成「眼鏡蛇」這個單詞。
荷蘭「眼鏡蛇藝術群」成員科奈勒作品
這些藝術家在巴黎的相遇帶有太多巧合。他們驚奇地發現彼此竟擁有極其類似的繪畫風格和理想，眼鏡蛇藝術群的成立正成為他們向著理想新世界進發的標誌。
阿斯格·約恩《無題》，1956-1957年
作為20世紀最後一場先鋒藝術運動，「眼鏡蛇」成為這個極具反叛意識和革命精神的團體的最佳象徵，他們註定在20世紀的藝術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卡爾-漢寧·佩德森《The Red Ship》，1948年
團體中大約包括30位成員，如來自丹麥的阿斯格·約恩、卡爾-漢寧·佩德森；來自比利時的皮耶·阿列辛斯基；來自荷蘭的康斯坦特、科奈勒等。他們之間展開了廣泛合作並相互影響，推動眼鏡蛇畫派變成一個國際性藝術運動。
康斯坦特《After Us, Liberty》，1949年
在這個藝術團體中，反美學和反專業化已成潮流。他們用廢料為材製作藝術品，他們反對只有專業藝術家才能進行藝術創作。其藝術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兒童繪畫，甚至精神病患者的啟發，以一種自發的、出於直覺衝動的自由筆觸，配合強烈的色彩來完成作品。
讓-米歇爾·阿特朗、克里斯蒂安·多托蒙《Les Transformes》，1950年
但與純粹的抽象繪畫不同的是，眼鏡蛇藝術群的藝術家具有更強烈的政治理想和對社會改革的訴求。二戰期間，這些藝術家所在的城市均處於納粹的佔領之下。如今，他們希望能為戰後疲憊而迷惘的人群提供精神上的鼓勵，撫慰原有的創傷。
皮耶·阿列辛斯基《Vanish》，1959年
他們將世界描述為「一個表面風光卻內在空洞的假象」（a world of decors and hollow facades）。當這種政治性反映在其作品中就變成了那些空前絕後的近乎瘋狂的創作方法，成為了渴望自由與堅持抵抗的象徵。
比利時「眼鏡蛇藝術群」成員多托蒙《無題》，1975-1976年
Ejler Bille《無題》，1938年
而在眼鏡蛇小組正式變成一項國際運動之前，這股先鋒藝術的潮流就已經在丹麥、比利時、荷蘭開始了。
丹麥：童話王國的先鋒藝術
來自丹麥的阿斯格·約恩是群體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卻成為了其中當之無愧的靈魂人物。1941年，約恩就希望通過創辦刊物來為藝術家提供發表個人見解的渠道。這本雜誌有一個極富北歐暗黑風格的名字——《地獄之馬》（Helhesten），代表的是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一匹象徵死亡的三足馬。
二戰尚未結束，這個意象實際上成為了納粹德國的象徵。而它四處流浪的處境又恰好與這群先鋒藝術家找不到自己歸宿的心境契合。《地獄之馬》後來便成為了眼鏡蛇畫派的標誌性刊物。
雜誌《地獄之馬》
而約恩的個人創作則是一條不斷找尋自我風格的道路。他的理想是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自由表達之路，但他的早期創作卻常常難以擺脫他人的影子。
阿斯格·約恩《無題》，1956年
在1938-1945年間，他總在不斷地嘗試。他的學習對象包括眼鏡蛇畫派另一位丹麥成員卡爾-漢寧·佩德森及法國畫家費爾南·雷捷，同時，約恩也受到克利和米羅筆下非理性世界的影響，在無數次試驗之後，他終於形成了自己的繪畫語言。
胡安·米羅《Painting》，1925年
阿斯格·約恩《A Soul for Sale》，1958-1959年
比利時：超現實之爭
在比利時，眼鏡蛇畫派與超現實主義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眼鏡蛇小組的成立恰恰就與法、比兩地超現實主義的內部分歧有關。
皮耶·阿列辛斯基《The Ant Hill》，1954年
眼鏡蛇畫派中，比利時一方的核心人物克里斯蒂安·多托蒙（Christian Dotremont）長期盼望能加強與法國超現實主義者的合作，然而他卻與法國超現實主義領袖安德烈·布勒東不和。布勒東對於多托蒙對政治的熱衷十分輕蔑，於是多托蒙乾脆自己發起了一場名為「革命超現實主義」的運動。
藝術家多托蒙
1948年11月，比利時的革命超現實主義者在巴黎召開會議，慷慨激昂地宣傳他們的革命理念。這恰好受到了丹麥與荷蘭實驗畫派的支持，而阿斯格·約恩那時正是丹麥實驗畫派的代表，並且與歐洲其它地區的先鋒畫家一樣，正在思考組建一個更加前衛的團體。正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一切顯得如此隨機又恰到好處。
阿斯格·約恩《Green Ballet》，1960年
卡爾-漢寧·佩德森《Opbrud》，2001年
荷蘭：先鋒藝術的晚熟者
在20世紀上半葉，荷蘭似乎對藝術界的風起雲湧反應略顯遲鈍。二戰前，20年代的荷蘭風格派運動就是該區域內唯一一次影響力較大的國際藝術運動。
蒙德里安《百老匯爵士樂》
二戰期間，德軍的佔領使荷蘭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那時，荷蘭普遍不了解超現實主義，同時因為缺乏超現實主義所立足的心理學研究基礎，也很難對其產生共鳴。但丹麥實驗畫派依靠表現主義的手法對超現實主義進行改造，大大削減了存在於荷蘭藝術界的壁壘。
卡雷爾·阿普爾《Two Long Heads》，1960年
有一次，約恩在巴黎與荷蘭畫家康斯坦特相識，二人相見恨晚，從此建立起密切的聯繫。於是，一種先鋒式的繪畫語言傳入了荷蘭。
卡雷爾·阿普爾《Hip, Hip, Hoorah!》，1949年
這些加入眼鏡蛇畫派的荷蘭畫家往往年輕而稚嫩，他們在飽受納粹文化控制之後第一次看到如米羅、克利、杜布菲這些現代藝術大師的作品，熱情高漲地學習新的表達方式來宣洩情緒，為現代荷蘭繪畫注入了新鮮血液。保羅·克利《Runner at the Goal》，1921年
雖然眼鏡蛇畫派僅僅延續到了1951年，但這短短三年卻見證了戰後歐洲藝術家的精神風貌，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寫照。他們自發表現的風格和對未來的憧憬無疑是對社會的一劑強心劑。
1950年，約恩在給康斯坦特的信中寫道：「生命源於原始細胞，我的生命自誕生起，就用原始細胞創作。」這是約恩的藝術理想，而那一代畫家的熱情與理想已盡在不言之中。
[編輯、文/張一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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