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一個有良知卻終生被坎坷、失敗、貧困纏身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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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路遙，大家都耳熟能詳。他在當代文學史上，無疑是一位重量級的作家。他的作品當時曾經激動過數以萬計的青年，而且至今仍經久不衰、還擁有廣泛的讀者群。不過，路遙又是個苦命的作家，生前幾乎沒過過好日子，可以說是個終生在坎坷、失敗、貧困中苦苦掙扎的可憐人。
經歷坎坷
路遙，原名王衛國，1949年12月3日生於陝西陝北山區清澗縣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
他7歲時便因為家裡困難，父親就決定將這個長子過繼給他的哥哥、遠在延川縣的王玉德。
伯父家也很窮，時常為買不起幾分錢一支鉛筆而發愁。當時，路遙衣衫襤褸，褲子破了不敢到別人面前，有人搞惡作劇，專門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讓路遙繼續上中學的，他通過與家裡談判，還是去延川縣立中學上學了，但一直不夠吃，他只得待學習完後，在野地里找亂七八糟的找東西填肚子。這段屈辱和飢餓的經歷，對路遙的人生和創作心理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隨後由於「文革」爆發，升大學毫無指望，路遙只得回鄉當了農民。「文化大革命」洪流中，路遙鬼使神差地跳入其中，從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當上全縣紅衛兵頭領，晉陞為「軍長」。大聯合後，路遙以群眾代表的身份被結合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只是「好運」轉瞬即逝，路遙跌向了深淵，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他被罷免了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並於1969年年底被徹底趕回老家郭家溝村務農。
路遙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況下才決心從事文學創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沒有放棄政治，這在他的作品中有不自覺的流露。
1972 年秋天，路遙被調到延川縣文藝宣傳隊當創作員。
1973年，路遙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大學，因當過紅衛兵頭頭，北京師範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都不敢要他，最後延安大學中文系的領導申沛昌冒著風險拍板，路遙才邁進大學校門。
1976年8月，路遙大學畢業後, 被分配到陝西省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刊物《延河》做編輯工作。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時20分，路遙因肝硬化腹水醫治無效在西安逝世，年僅42歲。
婚姻失敗
路遙的初戀是北京知青林紅。在引導他走向文學之路的好友、詩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遙在人生最為輝煌時刻與林紅展開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戀情。1970年延川縣招工，路遙爭取到了一個指標，但是他把這個名額轉讓給了林紅。不過，就在路遙被縣革委會宣布隔離審查的當天中午，林紅因路遙的「農民身份」而提出斷交。
路遙在痛不欲生中回農村當民辦教師時，頗具文學才華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達走進了他的生活，用愛撫慰了他的創傷。據說路遙考上延安大學後，大多經濟來源是靠林達資助的。
路遙擔任文學期刊《延河》編輯，隨後林達也分配到西安電影製片廠工作。他倆於1978年1月結婚，並於1979年生下了他們的女兒路遠。
遺憾的是，婚後生活並沒有起初想像的那般甜蜜、和諧和幸福。路遙希望妻子是一位能體貼入微、對自己學習工作都能夠有所幫助的妻子。而林達則是一個具有「小資」情調和獨立意識、事業心極強的現代知識女性，讓她放棄事業心甘情願地去做一個家庭婦女，那是萬萬不可能的。兩人在生活習慣、性格上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凸顯，一度達到激烈衝突。短短几年時間，路遙和林達已行同陌路。
在辭世前三個月，病床上的路遙，在林達的攙扶下，在離婚書上沉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終身貧困
小時候、讀書時期貧困是由於家庭沒有經濟來源，但工作後的路遙似乎沒有大的改變，依然貧困纏身。
1983年3月，路遙的小說《人生》獲第二屆全國中篇小說獎，他給四弟王天樂（當時《陝西日報》記者）打電話說手頭無一分錢，沒有到北京領獎的路費，要弟弟幫忙想辦法，天樂借了500元。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路遙告訴了四弟兩個消息：一是報喜；二是去領獎買書，錢還是不夠。王天樂也不寬裕，只得硬著頭皮敲開了時任延安地委副書記馮文德辦公室的門，聽了王天樂的話驚呆了這位副書記，他出門去找了五千塊錢。離開西安去北京領獎那天，王天樂從延安趕到西安火車站將懷揣的5000元錢交給路遙，並說：你今後再不要獲什麼獎了，人民幣怎麼都好說，如果你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去那裡是要外匯的，我可搞不到！
路遙當時無奈地說了一句：日他媽的文學！便頭也不回的進了火車站。
路遙是個家庭壓力極大卻又不善精打細算的人，所以日子一直過得非常窘迫。他除了城裡的家，還要關照農村的兩個家，四個生身父母和養父母，還有眾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贍養和幫扶。而且故鄉的遠親近鄰、七舅八姑，時常一有困難就找上門來，而路遙不是見困難不幫的人，手頭告急便成家常便飯。
路遙去世時留下的是：1萬元的存摺和近萬元的欠賬。
路遙坎坷、失敗、貧困的身後，換來的是文學的巨大成功，留下的是五卷文集。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遺產，已讓千千萬萬的讀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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