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弄堂里的「紅色強音」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對宣傳工作非常重視，為迎接革命高潮，在虹口召開的中共四大加強和改善了黨的宣傳工作，通過《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提出十二條具體辦法，切實加強中央宣傳部工作。

圖說：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安慎坊弄口。資料圖

弄堂傳出「紅色聲音」

中共四大後，中國共產黨非常注重工農運動，黨員和黨組織數量大幅增加，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迅猛發展，出現新的革命高潮。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1925年9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設在上海福生路（今羅浮路）一條弄堂；翌年4月，又遷至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1649弄）32號。1926年春至1927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此辦公。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設在過街樓里，前間是《嚮導》編輯辦公室，後間辦公室兼存放圖書資料。彭述之、沈雁冰、鄭超麟等均在這裡工作。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新青年》叢書等在此編輯。中央局有時在此召開會議。宣傳部主任彭述之、秘書鄭超麟等人住在這裡。

據記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陳獨秀曾居住於此，聽取起義工作彙報，還在這裡起草《陳獨秀、汪精衛聯合宣言》。周恩來也曾在此工作、居住。1927年4月，黨中央遷往武漢後，此處改為中央交通處。198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由鄭超麟等尋訪確認。

圖說：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資料圖

虹口散發「紅色魅力」

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何會落腳虹口？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威認為：「虹口當時的南面是公共租界，北面雖是華界，但也受到租界影響，有點類似『三不管』，即使地下工作被發現，撤到公共租界也較方便，更重要的是，當時虹口房價和生活成本相對較低，也是當時不少中央機構及地下工作者定居虹口的重要原因。」

徐有威認為，虹口距離北站近，北站是當時上海重要的鐵路樞紐，同時虹口北外灘黃浦江沿岸也是上海客貨航運的重要碼頭，相比別處，虹口陸路交通和水上交通便利。晚清以來，中國眾多仁人志士大多從虹口北外灘碼頭登船出發，一大批黨的早期領導人也都是從這裡出發，虹口成為中國近代開放之門。「虹口還有個優勢，就是石庫門多，對隱蔽工作很有幫助，像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充分利用石庫門的過街樓、前間和後間，一旦敵人搜捕，可迅速撤離。」

「除了地理因素，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虹口的文化和出版環境，」徐有威說，「中國第一個書局——同文書局、同文書會先後在虹口創辦，並出版《萬國公報》。1899年，《萬國公報》分四次連載了《大同學》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並引用《共產黨宣言》，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虹口四川北路一帶又是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這都間接促成中共中央宣傳部選擇虹口，並最終在四川北路辦公。」

資料記載，隨著革命形勢發展，共產黨愈加深入中國社會、深入工農群眾，積極培育各類群眾組織，開展不同形式的宣傳活動，比如組織補習學校、農民同樂會、工友俱樂部等等。同時，中共還藉助群眾組織和宣傳活動深入工農群眾，發展基層組織。以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的滬西工友俱樂部為例，在黨的領導下，宣傳活動既有平時的遊藝會、識字補習、工友講演，也有深入的罷工、反帝宣傳，組織工人階級進行鬥爭。

應該說，中共四大後的宣傳工作不僅僅限於宣傳動員，不再只是口號與主義的鼓動，而是更深入地開展組織工作，與現實政治鬥爭目標結合起來，為以後共產黨自身的發展壯大和全國群眾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新民晚報記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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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文化之源

上海虹口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底蘊和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區，也是上海黨的誕生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虹口是中共早期革命實踐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宣傳動員、組織建設、城市武裝鬥爭、文化領導等重要工作的集聚區和實踐地。某種意義上，虹口也是中國紅色文化之源、中國紅色文藝之源。

最近，虹口區做出了推進文化強區建設的決定，下發了加強紅色文化建設的意見，正積極打造「四川北路紅色文化生態示範區」等，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

王佩軍（中共虹口區委黨史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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