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江西的地理眼界
□ 溫 凡
在江西這方文化大師頻出的土地上，似乎很少窺見技術名家的風采。
然而，在元明時期，贛鄱大地上卻存在過一個各自探索、目標一致的地理家群體。與文人雅士需要把酒言志、結社行吟不同的是，他們更多的時候是以個體存在。在浩如煙海的歷史中，他們的名字和成就或許只是一閃而現。
但可貴的是，在數百年前他們的眼界已經跨越大海穿透時空，為古代中國探索世界起著積極而有效的推動意義。
元代江西道教興盛，學道龍虎山的南昌西山萬壽宮住持朱思本耗費十年心血完成的一幅地圖，成了後人挑戰兩半球世界地圖模式傳統史學觀的有力佐證
西方傳統史學觀點認為：歐洲地圖學家孟納楚斯於1527年繪製的地圖是兩半球世界地圖模式的開端，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人的世界觀都停留在「方形大地」的層面。16世紀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將他的橢圓形世界地圖帶入中國，中國人的世界觀才發生轉變，開始意識到大地是個球體，逐漸將方形世界地圖轉變為圓形。
中國史學界對西方這一傳統史學觀點深信不疑。翻開任何一本與地圖史學相關的書籍，無論是科普讀物還是大學課本，我們都可以讀到這種傳統觀點的轉述。
200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的收藏家、地圖史學家劉剛對這個觀點提出了挑戰。他在一次展覽中公布了一部藏品：據稱出自1418年的中國古地圖《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摹本顯示，中國古代地圖學家發明這種地圖模式的時間比歐洲人至少早一個世紀。也就是說，兩半球世界地圖的模式萌發於中國！
這一重大的發現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經濟學人》《時代周刊》《紐約時報》、CNN、BBC、路透社、法新社等數十家國內外知名媒體相繼報道。不過，這個消息在國內學術界則引發了一場爭論，有專家對此提出了質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毛佩琦斷言：「這張地圖是偽造的。」他的依據是，地圖中「天下諸番識貢圖」中的「識」字，按古代書寫規範一般應當是「職」字。「識」和「職」的繁體字在外形上非常相似，古人在寫的時候肯定不會犯錯，但現代人偽造的時候一馬虎就容易露出破綻。
面對質疑，劉剛沒有輕易放棄，他仔細研讀了史書中有關古代地圖學家的事迹和評論，分析相關的文字記載。最終，他的視線停留在一位14世紀的元朝地圖學家身上。這位地圖學家甚至比《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更早期就完成了一幅兩半球模式的地圖，並且很可能成為鄭和下西洋的參考圖……劉剛把這些令人驚嘆的成果寫入了專著《古地圖密碼》。2009年，廣西師範大學正式出版。時年9月，中央電視台推出三集紀錄片《古圖探密》，再次將世人的目光聚焦。
這位地圖學家就是元朝江西臨川人士朱思本。
嚴格意義上來說，朱思本並不是一個專事地理研究的學者，他的另一個身份更為人所熟悉：南昌西山萬壽宮住持。
朱思本出生的1273年，有一場對於宋元兩個王朝的更替起著極為關鍵作用的戰役：蒙古軍隊攻下強攻數年而不克的襄陽城，大元帝國江山格局落定。這場大戰過去14年後，少年朱思本到龍虎山研習道教。1299年，他奉命下山前往北方傳教，開啟了周遊神州各地的考察活動。1321年，朱思本回到故里，擔任南昌玉隆萬壽宮住持，承擔起重修萬壽宮及日常事務管理等宮觀事務，直至終老。
如果不是在十幾年的遊歷期間憑著個人興趣還做了一件事情，朱思本的人生標籤也許就是一個有職務的道長。但是，命運就是這麼神奇，道長朱思本憑著這件事在中國、乃至世界留下了自己的名號。
他繪了一幅長廣七尺的地圖——《輿地圖》。
這幅地圖到今天已經無法找到完整的圖本，只能在史料中尋找絲絲縷縷的留痕。清朝著作《好古堂書目》記載，藏書家姚際恆（1647年至約1715年）的藏書中包含有朱思本的《輿地圖》；清同治年間手繪的《環海全圖》中，也出現了《輿地圖》的蹤影。該地圖左側的一段注釋中提及，《環海全圖》源於一幅「舊輿圖」，並且「此圖尚止坤輿全地之半面」，全圖由兩個圓球構成，「須用兩球對看」。
《輿地圖》的蹤跡還出現在了一幅歐洲古地圖上。1415年《德·韋哥地圖》亞洲部分的一些地域名稱是蒙古時期的命名，一些河流和城市的名字與《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名字相同或相近。種種跡象表明，德·韋哥曾經參考過元朝人繪製的世界地圖。
而元朝，有據可查的地圖只有朱思本的《輿地圖》。
雖然關於《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真偽的爭論還沒有消停，但對於朱思本《輿地圖》的歷史地位，學界達成了普遍共識。
從《輿地圖》到《廣輿圖》，從兩次出海遠航到五度出使西域，通過這個鮮為人知的江西地理人方陣，隱約可以窺見古代中國「走出去」的探索
1405年，中國發生了一件在世界航海史中有著重大影響的大事件：宦官鄭和帶著一支兩萬餘人的船隊，奉命下西洋，開始了一次向世界宣示中國形象、促進亞非各國交流的航海行程。在巨大的主船上，34歲的總指揮鄭和的案頭，應該有一本名為《島夷志略》的參考書。
如果把時間指針撥到74年前的元朝至元三年的泉州，我們可以看到一艘即將出海的商船上，有一位意氣風發的20歲青年，身靠船欄，面朝大海。就是這位青年在先後兩次共計6年的航海時間裡，行程遍及南洋諸島、印度洋、地中海、阿拉伯海，行跡印度、波斯、埃及、澳大利亞等國度。
最重要的是，他回到故鄉後，根據航海親歷寫成《島夷志》《島夷志略》兩書，其中廣為印發的《島夷志略》一書中所涉及的國家和地區達200餘個，詳細記載了這些地方的風土人情、物產、貿易等資料。這本書被今人評為影響中國的100本書，學界公認其對於世界歷史、地理史研究有著偉大的貢獻。《四庫全書總目》這樣定義：「諸史（指二十四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身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於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則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征者比。」
這位青年被後人譽為「東方的馬可波羅」。他叫汪大淵，南昌人。1979年版的《辭海》有一段這樣的文字：「就清中葉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國航海家而論，其遊蹤之廣遠，汪氏當居前列。」
就在汪大淵二度出海60年後，江西吉水人陳誠開始了他第一次的出使征程。在隨後的30年間，陳誠五度出使西域，促進了絲綢古道上商旅往來，推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加強了中外聯繫。
根據《明實錄》、明修《明一統志》、清修《明史西域傳》等史料記載，陳誠在出使回來後也做了一件與汪大淵有同樣意義的事，他寫了一部《西域行程記》，按日記形式記錄了萬里行程及沿途風物、地貌、氣候等。這是明代親歷西域的唯一文獻，對東西交通史和中亞文化史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再往後，距朱思本完成《輿地圖》約百年，江西又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地理製圖學家：吉水人羅洪先。與道長朱思本不同的是，這位明嘉靖八年的狀元可以說是科班出身。他一生致力於地圖科學研究，其基於《輿地圖》精心繪製的兩卷《廣輿圖》，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圖集。羅洪先在繪製地圖方面的建樹，不但為我國地圖的繪製和地理科學作出了貢獻，而且為國際的同行所矚目，在世界地圖繪製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羅洪先最崇敬的人是朱思本。他在《廣輿圖》的序言中，不僅對《輿地圖》的繪圖方式大加稱讚，他還對《輿地圖》的形狀作了一番謎一般的描述：「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然而，就是這28字的描述卻再度引發了學界的不同解讀。
學界較為普遍的斷句式是：「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大意是說這地圖有實據，繪圖方式很巧妙。
傳統地圖史學觀挑戰者劉剛經過深入的考證，則給出了一個不同的斷句：「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他還根據斷句做了解讀，《輿地圖》採用了計里畫方之法，以圓球形狀，在正中之處，依南北方向，分為東西相互對等、和諧的兩個圓形，從而避免圓球正反兩面相互交錯造成的謬誤。也就是說，朱思本《輿地圖》是一幅東、西半球世界地圖！
如果說成為挑戰傳統地圖史學觀佐證的朱思本，以及其後據此首創分省圖集的羅洪先稱得上是中國古代地理史上的啟明星，那麼比鄭和更早前兩度出海的汪大淵、在張騫之後五度出使西域的陳誠，則以行動實踐了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有趣的是，從這四位江西傑出地理人的研究成果和實施路徑可以發現，如今的「一帶一路」印跡隱然顯現。
生前沒有任何交集的地理大家，不約而同成為跨越大海探索世界的先行者。究其原因，贛鄱大地厚重的文化積澱鍛造出引領時代的眼界和高度
南昌社科院特聘研究員蕭德齊沒有想到，一個偶然的發現，使自己成了國內知名地圖史學家劉剛挑戰傳統地圖史學觀的支持者。在隨後大量史料的查詢以及實地調研過程中，他的觀點和劉剛的結論越走越近。
十年前，蕭德齊經過多次對南昌西山蕭峰的探索，找到了當地縣誌中記載的一塊摩崖石刻。這塊目前已知的蕭峰最大石刻共有519個漢字，大意說的是元代「銀青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李世安」和「逍遙山玉隆萬壽宮觀事」兩人主盟，籌資修建山門、宮觀等事宜。
這位觀事就是朱思本。
對於家鄉文化印跡非常留心且執著鑽研的蕭德齊沒有忽視這個陌生的名字。他查閱了大量的史料，發現朱思本不僅僅是元朝的一位道長，竟然在中國地理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分量。這一發現給蕭德齊的研究打開了一扇明亮的窗口。
「古《輿地圖》《廣輿圖》《島夷志略》以及《西域行程記》的記錄，是江西古代地理學家、航海家為世界作出的巨大貢獻。」經過十年的鑽研，蕭德齊儼然已是江西元明地理人群體研究行家。在他的眼裡，這些先行者們的出現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必然，是贛鄱大地厚重文化積澱鍛造的必然結果。
這一點和劉剛的結論不謀而合。劉剛在他的著述中提及，朱思本創造出東、西半球世界地圖絕對不是出於偶然，《元史》以及元朝的其他史料證明，元朝時期中國人的眼界覆蓋了整個地球。正是元朝人極其開闊的眼界引發出明朝初期鄭和下西洋的壯舉。
這種眼界可以從元朝江西另一件值得一提的舉動中得到驗證。至元二十八年，江西上高的蒙山銀礦開了一所學校。據《上高縣誌》記載：「蒙山銀礦提舉司第一任提舉候孛蘭溪慷慨捐俸，於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籌建『正德書院』，以正民德。」這座藏在大山裡的書院堪稱中國第一所職工子弟學校。在蒙山銀礦興衰起伏的數百年里，演繹著別樣的人文華彩。
即使是在大山裡開礦，都要辦一所職工子弟學校以正民德，這就是江西的文化環境和氛圍，是元代江西人的眼界。
這種眼界和高度，決定了厚重文化的代代傳承，也給這方水土注入了特有的文化自信。
自信帶來了沉甸甸的收穫。以江西地理人群體為參照，《輿地圖》的繪製，以及後人以此為祖本繪製的其他地圖，順應了元、明、清江西經濟的發展。江西豐饒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物產資源，由點匯聚成線，通過地圖明確了行走方向和道路，彙集泉州、西安等地，遠銷全國和海外，帶去了文明和友好，豐富了古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內涵，有力地證明了江西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商品基地，也證明了江西在古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與淵源。
歷經七百餘年的歲月風雨，龍虎山上的《輿地圖》石刻已無跡可尋。但繪製者朱思本以及他身後的江西地理人群體，對於世界文明進程的推動意義，絲毫沒有消退
一月，暖冬，陽光如金。
佇立在南昌西山蕭峰東面一個叫新庵里的山麓，仔細辨讀著石壁上蒼勁有力的文字，彷彿瞬間就穿越了時空，能夠清晰的感受道長朱思本的躊躇滿志。
朱思本的身後，是除了一本書就沒有在這個世間留下隻言片語的汪大淵，但這本書卻承載著內陸城市南昌對海洋的古老記憶；是將他的地圖發揚光大，從而得以另一種方式留存於世的羅洪先；是身負使命幾度出使西域為後世留下寶貴資料的陳誠……是一個個鮮為人知卻在歷史上寫下光輝篇章的元明江西地理人群像。
他們的名字作為單獨的個體，一如散落的珍珠，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但他們對贛鄱文化、對華夏文明、對世界地理髮展研究的意義，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在找尋這個群體的過程中，我們收穫了一聲聲遲到的驚嘆。這份驚嘆提醒著新時代里的每一個人，在這方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還有更多塵封的歷史需要我們去發現，還有更加遠大的未來，需要我們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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