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讓中國美術倒退了50年？楊先讓：我不承認！

徐悲鴻畫馬，世人皆知。可「徐悲鴻是誰？」這樣一個簡單的追問，卻不好回答。

徐悲鴻是國畫家、油畫家、美術教育家，曾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在中國美術史上極負盛名。

楊先讓是徐悲鴻的學生，在他心中，徐悲鴻是「永遠也說不完」的。於是，最早成書於2000年的《徐悲鴻》，一版再版，到2018年1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了第三版——每一版都有新增加的內容。

在2018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從悲鴻到黃河」這場活動，可謂匯聚了眾多有故事的先生。除了楊先讓先生，還有李苦禪大師的兒子李燕、徐悲鴻藝術委員會秘書長廖鴻華、徐悲鴻的長孫徐小陽……

楊先讓（左）、李燕（右）

在徐悲鴻生命最後的五年（1948—1953），楊先讓不僅得到了老師徐悲鴻的親切教導，而且對一代繪畫大師徐悲鴻有了更直觀的認識。而李燕的父親李苦禪與徐悲鴻交遊深厚。

楊先讓生於1930年，李燕生於1943年，這樣的兩位老先生聚在一起，關於往事的講述，不但罕為人知，而且金句頻出。

楊先讓：我們學畫是為了出路，徐悲鴻學畫想的是國家

《徐悲鴻》這本書是我在國外寫的，寫作的原因很明確——因為有人在罵徐悲鴻。我受得了嗎，你說？

義不容辭，我向外國介紹徐悲鴻，底下的學者聽眾很感興趣，他們就鼓動我：講得這麼好，這麼讓人感動，能不能寫？

我沒想過。

那個時候，我的老師，比如說吳作人等等，都活著呢，輪不到我寫，我屬於孫子輩的，沒想過要寫。再說，我自己的文筆也並不一定好。

後來我又講徐悲鴻，包括他的感情、事業等。我認為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可圈可點的。沒有掩著藏著的，都是很外露的，都是坦坦蕩蕩的，而且站得非常高，都是為了民族、國家做的。

我們這些人為什麼要學畫？就是為了將來能有出路。而徐悲鴻學畫，他想的是國家，是中國的美術應該走向哪裡。

我就想，你罵徐悲鴻，罵中國的美術倒退了50年，我不承認。

我194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到退休，一直都是在徐悲鴻的藝術思想熏陶下走過來的。

後來，也有了有利的條件——我在美國待了16年，徐悲鴻的後代，我差不多都認識了。還有，蔣碧薇的乾女兒，孫多慈的侄兒、學生……

包括廖靜文館長，我寫書的時候，廖館長說：「聽說你在寫《徐悲鴻》，你怎麼不回來找我，我什麼都告訴你。」

後來，我訪問廖館長的時候，她給我談這個，給我談那個。最後我寫出來了。一版，二版，這是第三版，每一版出的時候我都增加了一些。

這一次的後記，我越發感覺到《徐悲鴻》說不完了。好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我想了解，人都死了，也沒法了解了，所以我感覺到很遺憾。我的後記寫的，我甚至點了好幾個人的名字，都應該好好地寫，可是我沒辦法去了解了。

我們這些人，死的死，現在剩下的就是我們這麼幾個了，我還能出來蹦躂蹦躂，有的同學都躺在那兒，根本起不來了，有的已經走了。

李燕：1918年，我的父親李苦禪第一次見到了徐悲鴻

我22歲半在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受徐悲鴻教育體系長達8年，我是戴著紅領巾進的美院附中，然後考入大學。

我現在是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館員，現在全國能喘氣的有66位。

諜戰劇《風箏》剛播完，前兩天，我拍了一段節目，介紹我父親的一生。我父親參加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最近才由權威部門正式披露——大家只知道他曾經被鬼子逮捕過，因為愛國。但是不知道他的正式身份，他是八路軍冀中軍區北平情報站的正式情報員。但是，組織安排他一輩子不入黨，作為黨外人士。

關於徐悲鴻先生，咱們應該怎麼提呢？從哪兒切入呢？我們從西方引進美術和美術教育應該引進什麼？這決定於他的價值觀。

我覺得徐悲鴻先生，看到了我們中國當時那種人心鼎沸、國難當頭的現狀，他希望能從國外引進一些能夠為我們的時代服務的藝術。這樣的畫拿進來，不管是國畫，是創新的國畫還是油畫，不需要解說員，觀眾都能看得懂。

有人攻擊說，徐悲鴻引進的那些畫，那都是很落後的畫。

藝術什麼叫先進，什麼叫落後？這是概念應該是個偽課題。

李苦禪講，藝術只要是好的，沒有時空界線，只要是壞的，出來就該死。中國好的作品拿到世界各個地方都好，古代好的現代人還說好。

所以，不要輕易講新舊。最舊的就是太陽，你要嫌太舊就在地下室呆著。什麼都是新的好，你換一新爹新娘好不好？

這些年來，我認為出現去徐悲鴻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站在歷史斷層中間，他其實是站在坑裡，所以，他不知道我們傳統文化有多高。

我父親徐悲鴻很有緣分。

1918年，作為山東農民的兒子，窮孩子，他跌跌撞撞地到了北京。他問：聽說北京有個大學，不知道裡頭有沒有教畫畫的。人家給他指個道：北京有個大學，就是北大。

我父親進了北大看見一個年輕人穿著長袍，他也不知道是誰，就問：這大學裡有教畫畫的地方沒有？這個年輕人很和氣：有的。

我父親就跟著去了。進了一個屋子：滿屋味，長這麼大沒聞過，那麼多木頭架子是幹什麼的，後來才知道那是畫架子。

那是我父親19歲第一次見到徐悲鴻先生，雖然只有一個暑假。那時候徐悲鴻先生經常從城裡到鄉下跑動，但是這期間他給我父親安排一些功課，這樣就等於我父親接受了新畫的啟蒙教育。

1919年3月，徐悲鴻起程赴法國。等他回國之後，我父親就有更多的機會與他接觸。

那個時代，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人們成熟得很早，不論什麼輩分，年齡，學的是真理。徐悲鴻才比我父親大四歲。

一本《徐悲鴻》，讀出有血有肉的大師風範

徐悲鴻

從鄉村到上海，從北京到歐洲，一個窮苦青年何以成為一代藝術巨匠？肩負重振中國美術的使命，在戰火紛爭中顛沛流離，徐悲鴻繪就了怎樣的傳奇人生？

在《徐悲鴻》一書中，楊先讓以學生的視角講述了徐悲鴻的一生。

徐悲鴻年少時隨父習文學藝，因家境貧困而不得不與父親遊走他鄉，以替人寫春聯、刻章、畫山水和肖像為生。

父親去世後，他獨闖上海灘，四處碰壁、幾近絕望時，得到貴人相助，結識了康有為、陳三立等人，甚至有機會東渡日本學習，眼界大開，畫藝精進。在上海，他還與蔣碧微開始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

1918年，徐悲鴻攜蔣碧微奔赴北京，結識胡適、魯迅、黃賓虹、陳師曾等社會名流，並獲得留學歐洲名額，遠赴法國。

從1919年到1926年，留學歐洲八年間，徐悲鴻如饑似渴地學習歐洲經典藝術作品，努力攻克西方繪畫的造型理論問題，沉浸於寫生、創作之中，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生活捉襟見肘，他不得不親赴新加坡辦展賣畫，以養家糊口。

1927年，徐悲鴻甫一歸國，即投入到藝術教育中，馬不停蹄地奔走於上海、北平、天津、廣西、重慶等地，一面挖掘培養藝術人才，一面專註收藏古今畫作，為中國現代美術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甚至以舉辦義賣畫展的形式加入到抗戰的隊伍中，不畏強權，以藝術家的力量救國家於水火之中。在當時，美術界對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傳統與創新都存有不同的見解，倡導革新的徐悲鴻時常陷入「論戰」之中。

而今，徐悲鴻的馬已成為經典，《愚公移山》《九方皋》等創作也成為絕唱，他開創的美術教育體系業已成為典範——時間證明了一切。同時，書中也披露了徐悲鴻與蔣碧微、廖靜文的愛情，與孫多慈曖昧不清的師生情，揭開了徐悲鴻跌宕坎坷的感情世界。

學生記憶里老校長的音容笑貌，來自徐悲鴻親友學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繪畫作品與歷史照片，展現了徐悲鴻在藝術家、丈夫、父親、教師、校長等多重身份下豐富的內心世界和複雜的人生選擇，還原了一個真實客觀、豐富立體、有血有肉的徐悲鴻。

一本《黃河十四走》，與徐悲鴻的精神有關

《黃河十四走》

徐悲鴻曾將「獨持偏見，一意孤行」作為座右銘。作為徐悲鴻的學生，楊先讓也多少繼承了這種精神。

楊先讓是科班出身的版畫家，很長一段時間裡執教於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1980年，江豐重任美院院長，提出創建「年畫、連環畫系」，讓楊先讓組系並擔任教學工作。楊先讓不但沒有推辭，後來還「舌戰群儒」——和學院的校長教師進行辯論，坦陳成立民間美術系之種種必要，成功把系「升級」為「民間美術系」。

當時，中國民間美術研究剛剛起步，而作為一個專業，更需要完整的理論基礎、科學的課程設置等。當務之急，必然是親自考察中國的民間藝術，以獲得第一手的材料——深入民間考察學習刻不容緩。

1986年，楊先讓組織了一個七八人的小隊伍，踏上了黃河考察的征途。

1986年春節至1989年9月的四年間，楊先讓率領考察隊伍十四次出入黃河流域考察民風、民俗、民藝，足跡遍及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等八個省（區）。在考察中，隊員扛著錄像、攝影器材，口袋裡揣著那個時代特有的介紹信和各省聯絡人的地址，隨身攜帶筆記本，隨時隨地記下所見的民藝品和民俗風情。

在那個交通落後、通訊不便、物資短缺的年代，考察隊一路走來，拍攝了近千張圖片，整理出二十多萬字的文本。

一本厚重的《黃河十四走》，以每次考察的時間為章，以每地典型的民藝品為節，詳述了諸如陝西安塞腰鼓、陝北畫像石，陝西、山西、山東的剪紙，陝西農民畫，石刻，山東、河北的木版年畫，山東泥（面）塑等民間技藝，分析了其藝術風格、地域特色、反映的民俗風貌、折射的文化內涵等，並記錄下當時優秀的民間藝人（如劉蘭英剪紙、蘇蘭花剪紙、潘京樂皮影等），為世人揭開了黃河流域民間美術的神秘面紗。

原文標題：有關徐悲鴻，先生們講了特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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