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氣 兩袖清風
謝絕蓋房
1951年11月底，粟裕從南京調到北京，住在一個質量很差的院子里。來看望他的很多領導都說：「你在怎麼住這樣的房子？「如陳丕顯、管文蔚、惠浴足、陶勇、王必成等，都勸他換個地方，或者把舊房子拆掉，就在這個院子的中央蓋一幢新的。他總是說：」那怎麼行，不用了，馬馬虎虎有個地方住就行了。不論怎麼說，總比戰爭年代住的條件好多了，還講究那麼多幹什麼！作為共產黨人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現在人民住的還很差。「軍委辦公廳管理處閻廷泰處長經常到首長駐地，見住房質量不好，總感覺內疚，心裡很不安，就同我商量把這些舊的房拆掉，在院內給首長蓋一棟新樓房。我說：」好是好，就怕他不同意。「閻廷泰向粟裕提出了拆舊房蓋新房的建議，果然，首長謝絕了。首長說：」謝謝你們的好意，現在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還很困難，怎麼能為我一個人蓋新房呢？「1958年，他離開總參謀部，調到軍事科學院工作。這時，主管行政的楊副院長又對首長說：」粟總，你那個老地方不要住了，房子又不好，找個環境幽靜的地方蓋個新的，你看好不好？「他說：」那不行，我那個地方還可以住，何必再蓋呢？「他住的房子經常壞，有時漏雨，他只准小修不許大修。直到1976年因地震受到影響，這棟房子成了危房，他才同意徹底修一下。
取消警衛班
根據公安部九局的規定，警衛師給每一位高級首長的住地，都派出一個警衛班，警衛首長住地的安全。粟裕到北京後，也給他派來一個警衛班(12人)。開始，他沒有說什麼。時間長了，他多次對我說：「警衛班的人太多了，要那麼多人幹什麼？「他要我同警衛處說說，是不是把人減一減，最好減去一半。我將他的意思同警衛處說了，警衛處不同意，說這是上面的規定，又不是他一個人有警衛班，安全要緊。這個問題就割下來了。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把問題提出來了，說：」各總部都在搞精簡整編，我這個總參謀長，我不帶頭誰帶頭。不管警衛處同意與否，反正警衛班不能要那麼多人，你說如果不行，我親自給他們打電話。「見此情景，我只好通知警衛處，將警衛班人減去一半。過了幾個月，他還是嫌人多，說還要再減兩個。幾經減員，最後只剩下兩個人。我想，這下不會再減了。減光了，連個開門的人也沒有了。誰知，僅剩的兩人，也沒待多久，又減走了。我說，人減光了也不好辦。他說沒人開門關門有什麼不好辦，每人配一把鑰匙帶在身上，進進出出自己開自己關，問題不就解決了。以後，就是按照他這個意見辦。
不要換車
他坐車從不講究，公家給他配什麼，他就坐什麼，不挑不揀，不提什麼要求。配差一點沒有什麼意見，配好一點，他的意見就來了。他當總參謀長時，有關部門想要給他換車。他說：「為什麼要換呢？官大了，就應該坐更好的車嗎？這是什麼思想？「車子沒換成，還挨了一頓批。按規定，他外出乘火車可掛公務車，他總是不許掛。有一次，秘書為他掛了公務車，他硬是叫退了。為了體驗生活，他乘過公共汽車，坐過三輪車。我們對他說，這樣太不安全了。他說：「那有什麼關係，人家外國總理夾起公文包坐公共汽車上班。怎麼我們就不行，難道我們的身體就比人家寶貴！」
公私分明
在公司問題上，他是 一點也不含糊的，分得一清二楚。1925年以前，過的是供給制生活，他吃的伙食費可以拿到公家報銷。他怕超支了，多報銷占公家便宜，一再關照我們，報銷前一定要他審核一下，否則，不能拿去報銷。即使超支一點，也不準拿到公家報銷。他從未用公款請過一次客，送過一次禮。要請，就自己掏腰包。志願軍回國，有的領導到北京，為了迎接他們勝利歸國，在西單鴻賓樓請了客，就是一例。他是一個慷慨大方的、富於無產階級情感的人。凡是到過他家的人都知道，遇上吃飯的時候，他都要把客人留住吃飯，客人只好和他一起吃完飯後才離去。下去視察工作，住招待所，都要督促我們替他交糧票和伙食費。離開住所時怕我們忘記交糧票和伙食費，還要問一問交了沒有。楚青同志在全國合作總社工作時，離家比較遠，上下班很不方便，他從不叫駕駛員用車送夫人上下班。楚青同志自己也比較自覺，上下班都是乘公共汽車。
粟裕大將是當代傑出的軍事家，戎馬一生，打了許多大仗、惡仗、硬仗、勝仗，戰功赫赫，但從不居功自傲，不向黨伸手。相反，一直是處處、事事、時時嚴格要求自己。他不為名，不為利，一生為革命，一切為革命。想到的是黨和人民的事業，心中唯獨沒有他自己。他是一個徹底的無私者。逝世前，他不願意離開人間後佔八寶山一席之地，而是要求把骨灰撒在他戰鬥過的祖國大地上，和與他一起戰鬥過犧牲的烈士們在一起。這是何等的高尚品質啊！
粟裕大將為什麼能夠做到不該享受的固然不去享受，而該享受的又不去享受呢？說到底，他有堅強的黨性、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精神。我們考慮到他對革命貢獻大、平時工作緊張辛苦，總想盡量把他生活安排好些。他深有感覺，就提醒我們說：「你們不要光從生活上照顧我，而應從政治上、工作上關心我，這是對我最大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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