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鑫榮：思想地理的歷史變遷——從中國思想家的地域分布談起
原標題：金鑫榮：思想地理的歷史變遷——從中國思想家的地域分布談起
摘 要：《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273位傳主為我們從宏觀上把握中國思想史的時空結構提供了難得的樣本，通過對其梳理，可以發現中國思想地理呈現的不對稱性，可以勾畫華夏主流思想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次南移的歷史軌跡，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嶺南及邊疆地區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擔當了不同的文化權重和角色。南宋靖康元年(1126)和鴉片戰爭(1840)這兩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則可以作為中國思想史發展的文化地理分際線，通過宏觀敘事和經緯結合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時空轉換過程中中國思想地理的歷史遞嬗和變遷。
關鍵詞：思想家； 文化地理；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文化具有民族特性，同時也具有區域地理特徵。「地圖就像是字典」，房龍道出了區域地理對文化的影響和作用。「文化地理學不僅關注不同民族形式上的差異即物質文化上的差異，同時也關注思想觀念上的不同，而正是思想觀念把一個民族凝聚在一起。」華夏文化正是在這樣不同的地理環境中不斷孕育、發展，共同衍進，構建起我們民族的文化基石。
一
在中國文化的構成中，思想家無疑是民族文化的先驅者和奠基人。思想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民族智慧的一種集體釋放，更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手。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就把思想史看成唯一的歷史，並說：「歷史的知識是關於心靈在過去曾經做過什麼事的知識，同時它也是在重做這件事，過去的永存性就活動在現在之中。」提起中國傳統思想，影響最大的自然是孔孟之學、老莊之道，但要對中國思想地理的歷史變遷有所了解，我們不妨從中國思想家的區域分布著手--它可以讓我們對思想發展的地理特徵有一個感性的體驗，從而描摹出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地圖。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匡亞明先生擔當了這樣的歷史守望者，把毛澤東在延安時說過的話落到了實處，孜孜矻矻，窮20年之力，主編出版了《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該叢書囊括了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思想家273位，在撰寫過程中整合為200部著作出版，是迄今為止我國規模最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它不但集合了中國思想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同時也把文學、文獻、科學、軍事、宗教、政治等領域內我國文化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彙集到思想家的行列中以壯行色。它是總結中華傳統思想的集大成式的史傳著述，也是記敘中華燦爛民族文化、俯瞰中華思想文化發展進程的一部文化史綱。而這273位傳主的時空分布也為我們宏觀考察中國思想史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和樣本。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當然遠不止這273位，但這273位卻是最具代表性的，以此為樣本的分析，也許是具有啟發性的，本文即以此為論述的基點，試圖對中國的思想地理作一個歷史的梳理和發現。
從這273位思想家的區域分布上，約略可以展示出中國思想史發展的「路線圖」。為此，我們可以像文明史地圖一樣，將中國思想史劃分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嶺南地區這三大主要區域，它們構建起中華民族的主流思想文化。依循世界文明史的發展規律，文明史的起源和發展往往集中在河流的沖積平原上，如古埃及的尼羅河文明，美索不達尼亞的兩河文明，恆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則起源於黃河流域，然後發展遞進到長江流域、嶺南及邊疆地區。中國的思想史地圖與中國文明史地圖是合一的，呈現從北到南的梯度發展形態，它們共同拱衛而成為偉大的華夏思想文明。當然，「我們不能把地理景觀僅僅看作是物質地貌，而應該把它當作可解讀的『文本『」。這三大主要區域的中國思想史的組成，正是我們當今閱讀的「文本」。從思想史的發展概要而言，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學術的主流，幾千年來由後世學者不斷修正補充，已成為當今世界主體思想文明的重要構成；梁啟超曾謂：「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而經學、理學和考證之學，只是對傳統儒學的闡述與補充，從屬於儒學的總體範疇；佛道思想，雖也盛於一時，終究不能與儒學相抗衡。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思想史就是一部儒學思想發展史。只是到了晚清至近代，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身處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梁啟超語)的嚴峻時勢才促使思想家們提出對儒家傳統思想的反思，進而初步接受西方近現代的民主科學思想。
從中國思想史的時序發展上，我們大致可以按三個歷史時段作為區分，即春秋戰國至北宋(前770 - 1126)、南宋至明清(1126 - 1840)、晚清至近代(1840 - 1911)。靖康元年(1126)南宋王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文化思想史的南移發生質的轉變； 1840年的鴉片戰爭，攪動了封建帝國數千年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格局。因此我們把這兩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時序的區隔。理由是，雖然中原文化的南移肇始於南北朝，特別是南朝時期，但大規模的文化南移則是隨著南宋政權、人口的遷移而完成的。儒學的中興和理學的昌盛發生在南宋時期，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它當作一條顯豁的文化地理分際線。從此，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正式轉移到長江流域。明清時期的兩湖、江浙和閩西北地區理所當然地擔當起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重任。文明的演進激發出思想的碩果，使得明清時期的長江流域成為中國思想發展的重鎮。與此同時，原來歷史上屬於蠻荒瘴癘之地的嶺南地區慢慢浮出文化的水面。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聲催醒了士人們的前朝殘夢，海禁的開放、海上貿易的發展和華僑的奧援使得嶺南地區成為中國近代思想開放的搖籃，由晚清至近代，嶺南地區和長江流域的思想家們聯手對百孔千瘡的老大帝國提出了許多救治的「藥方」，而又以嶺南地區的思想家(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為代表)的影響為巨。從這三個歷史時段可以清晰地顯示中國思想的發展並逐次南移的過程。為了更直觀地說明問題，我們以《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傳主為例，對這三大主要區域之間的演進過程按此時段作了下列展示：
說明： 1. 黃河流域主要包括當今的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等地區，也列入今河北地區；長江流域則包括當今的四川、兩湖(湖南、湖北) 、安徽、江浙、上海，閩西北地區也歸屬於此；嶺南地區包括今兩廣、海南。
2. 邊疆地區則包括當今的三北地區、雲貴、西藏、台灣地區。3. 表內統計數字包括傳主的籍貫和活動區域。同一區域內傳主不重複計，在不同區域則另計。如孫中山籍貫是廣東人，在嶺南區域計為1人；而又曾活動於長江流域的江蘇(南京) ，則又可計入此區域(1人) 。
表1針對《中國思想家評傳》273位思想家所作的大致統計，只欲說明一種思想發展趨勢。由此可以清晰地展示這三大主要區域在中國思想文化史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所擔當的不同角色。它們不同的文化「權重」是與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並行的。從表1可以看出，黃河流域從春秋到北宋佔據了思想史發展的主流地位，計有91位傳主，中國思想史上許多「重量」級的大家包含其中，黃河流域自然就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淵源地。其中又以豫西南和山東的大部分為多，兩地相加共有68位，這兩地是北宋以前黃河流域思想家的主要活動區域。就像古希臘文明興起之前800年愛琴海地區就孕育了燦爛的克里特文明和麥錫尼文明一樣，黃河流域的河南、山東的部分地區也當仁不讓地成為中華思想產生的淵藪之地，我國歷史上許多傑出的思想家都集中在這裡，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西漢及其後的賈誼、王弼、何晏、董仲舒、司馬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等。孔孟思想發展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華思想文化的主流，它所表達的「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和「兼濟天下」的入世情懷構建起儒士的人生標杆，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則成為封建社會的主要思想體系；老莊哲學以它的曠達逸世、洒脫不羈成為歷代士人的心靈棲園，「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則構成中國哲學思想的重要一極；墨子的「兼愛」、「非攻」思想和「尚同」的治國理念，被梁啟超認為可以媲美西哲亞里士多德、培根、穆勒，梁氏甚至斷言：「今欲救亡，厥惟墨學」；孫武的軍事思想則成為後世軍事家們建功立業的不二法典？？。其時長江流域的思想家只有27位，與黃河流域相比有很大的落差，且主要集中在如今的江浙一帶(偏北的蘇皖交界和今浙南地區) ，如蕭何、劉向、葛洪、陶弘景、劉知幾、鑒真、陸摯、陳亮、葉適等，說明長江流域此時還沒有走上中國思想史的前台，但也已顯露端倪。嶺南地區只有1人(慧能，南海人，唐高僧) ，可見其時嶺南的經濟和思想文化尚待啟蒙。
二
毫無疑問，戰國時代是一個理智昌明的時代，儒者、墨者和道者分別顯示了理智的三個趨向。一是道德意味極突出的，以人格修養為追尋目標的理智，它呼籲人們維護內心的尊嚴、平靜和崇高；一是實用色彩強烈的，以利益實現為追尋目標的理智，它指引人們設法維護社會的穩定、生活的富庶和個人的生存；在此而外，還有以精神超越與人生永恆為追尋目標的，以反智傾向出現的理智，它試圖在社會壓力下保護個體生存和精神自由。關於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歷代學者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從現有的古文字材料來看，當以殷商的甲骨文為最早。殷商部雖屢次遷移，但其活動的範圍主要在今河南省偏東一帶。殷商文化的影響主要在今山東、河南兩省的大部分地區及今蘇皖北部一些地方。至於孔子服膺的周族(「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到周武王滅殷並征服東方的殷文化區，建立了以「周天子」為「共主」的周王朝。周朝建立以後，在文化上曾竭力學習和吸收殷商文化，所謂「周因於殷禮」。周朝建立以後，其都城鎬京所在的關中地區自然成為當時全國的文化發展中心。現存《尚書》中的《周書》，《詩經》中的《周頌》、《大雅》基本描寫的就是這一地區。許多著名的青銅器，也多出於此。可以說在整個西周時代，關中地區是當時新的文化中心。
從春秋到戰國，這個文化繁榮的地區稍有擴大，但仍偏於當時中國的東部地區。秦始皇吞併六國，實行摧殘文化的「焚書坑儒」，但原來是文化最發達的齊楚舊地，由於距秦的統治中心較遠，文化的元氣得以保留。如陸賈是楚人，稍後出現的儒家經典的傳授者如申培是魯人，伏生為濟南人，枚乘為淮陰(今江蘇)人，鄒陽為齊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佔據了統治地位。而隨著諸侯王國勢力的削弱，當時的長安成為全國的文化藝術中心，也成為思想的中心，主要的思想家有桑弘羊、司馬遷、劉向、歆父子、揚雄等。不過，關中地區在文化思想方面隨著西漢的滅亡和光武帝的遷都洛陽而發生變化。關中地區許多名門望族、學者武士紛紛被迫東向南下，尤以今河南、山東、安徽等東部地區為多，其他地區則有豫西南部，湖北、四川，乃至南方的江浙等地區，主要思想家有賈誼(今河南洛陽東)、董仲舒(今河北景縣)、劉安(今江蘇豐縣)、桑弘羊(今河南洛陽東)、劉向(今江蘇沛縣)、京房(今河南清豐西南)、揚雄(蜀郡成都，今四川)、桓譚(今安徽濉溪縣西北)、王充(會稽上虞，今浙江)、張衡(今河南南陽)、何休(任城樊人，今山東兗州西南)、張仲景(今河南南陽) ？？這種文化的「東向南下」趨勢隨著東漢政權的覆滅，曹魏政權的建立更為凸顯，並一直延續到南北朝時期。三國逐鹿的戰場從豫西南延伸到長江流域，自然地，三國時的思想家也集中在這一區域，如玄學的代表人物何晏(今河南南陽)、阮籍(陳留尉氏，今河南)、嵇康(今安徽) ；其他如一代梟雄曹操(今安徽亳州) ，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琅琊陽都，今山東沂南人，活動區域集中在長江流域)。
東晉南渡以前，江南的文風學風師法中原，但西晉滅亡以後，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淪為各少數民族軍閥們互相廝殺的戰場，在一個時期內，思想和文化陷於荒蕪。十六國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的思想學術停滯並落後於南方。但具體來說，在廣大的北中國地區，各個地區的思想學術發展也很不平衡。大致說來，在今山東省的黃河以南和今蘇皖二省淮河以北一帶，在北朝被稱為「河表七州」，而南朝則稱為「淮北四州」。這個地區在西晉滅亡後也曾被羯族和鮮卑族佔據，公元467 - 468被北魏攻克。期間這裡歸南朝統治，學術文藝及思想均有建樹。由此向西的今河南省黃河以南地區，本是魏晉的政治中心，遭受兵火之害為烈。至魏孝文帝時，遷都洛陽，重又成為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已傷了元氣。至於自此以西的關中地區，要到北朝後期的西魏、北周時，才稍復學術文藝，但也主要以南方和東部河北地區的人士為主。在思想學術史上，則是南朝頗多建樹，且人物眾多，如王羲之(琅琊臨沂，今山東)、范曄(順陽，今河南淅川東)、慧遠(今山西)、陶弘景(丹陽秣陵，今南京)、范縝(南鄉舞陽，今河南泌陽西北)、陶潛(潯陽，今江西九江)、劉勰(原籍山東，世居京口，今鎮江)、蕭統(南蘭陵，今江蘇武進西北) ，北魏則只有酈道元、賈思勰等。這也表明，自南朝開始，中原文化的南移已漸成氣候。
經歷了隋唐中國思想史「盛世的平庸」時期， 中國思想史迎來了發展的一個高潮--兩宋時代。南宋則成為了南北思想發展的鮮明文化地理分際線，並由此一直發展到明清乃至近現代，中國思想發展的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文化的南移格局基本定型。與北方金人的戰爭使整個北宋皇朝左支右絀，黃河流域屢遭戰火蹂躪。南渡之後，大批人口隨之南遷。也許是顛沛流離的生活遭際和國破家亡的黍離之感催生出思想的花朵，使得兩宋成為我國思想史上極為重要的思想過渡期。理學的闡釋者則多出於東部偏南地區，如理學的集大成者，南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朱熹(徽州婺源，今江西) ，宋明理學的奠基者程顥、程頤(今河南洛陽) ，「永嘉學派」的創始人葉適(今溫州) ，還有陳亮(今浙江永康)、陸九淵(撫州金溪，今江西)、呂祖謙(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鄭樵(今福建莆田) ，而另外幾位重要的思想家如邵雍(今河南輝縣)、張載(今陝西眉縣)、司馬光(今山西夏縣)的主要活動區域也在河南地區。宋明理學的闡述，在我國思想史上刻下了濃重的一筆，並對周邊的日本、朝鮮等國家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延續這樣的文化南移趨勢，到了明清時期，中國思想發展徹底南移的格局已是不可逆轉。長江流域的吳楚文化崛起一批思想大家，尤其是江浙兩湖地區，成為中國思想發展的搖籃，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
據表1統計，長江流域這個時期的思想家計有73位，而整個黃河流域的思想家只有16位，與此前適成鮮明的對比；而面積相對狹小的嶺南地區倒有15位，其思想文化的演進勢頭幾乎可與黃河流域「平起平坐」，可見隨著整體經濟文化的南移，嶺南地區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版圖上的比重在逐漸加大。傳統上的邊疆地區則遞增到10位，這是因為中國的地理版圖在明清時期已基本定型，隨著皇權政治經濟力量的拓展，思想文化也隨之滲透的緣故。總之，宋元以後的明清時期，長江流域不但在經濟上成為朝廷的財賦輸送之區，在思想文化史上也逐漸佔據主流的地位，尤其是江浙地區，就有45位傑出的思想家，佔了這一時期總數的泰半，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思想都源自此域，如王守仁(今浙江)的「陽明心學」，黃宗羲(今浙江)的以「自然權力」為出發點的政治哲學，王夫子(今湖南)的「船山學派」，顧炎武(今江蘇)的「經世致用」學說，他們的學說構成了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重要體系。其他如三袁(今湖北)的「性靈」說，李贄(今福建)、金聖嘆(今江蘇)「離經叛道」的反傳統思想，段玉裁(今江蘇)、錢大昕(今江蘇)、戴震(今安徽)的考據學體系，趙翼(今江蘇)的史學理論等。其中尤以陽明學說和乾嘉學派和乾嘉學術影響為巨。梁啟超曾言「陽明學派在二千年學術史上確有相當之價值。」又說：「乾嘉之考證學幾乎獨佔學界勢力，？？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梁氏此言，一方面強調了清代學術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獨特地位，另一方面則表明，中國思想史上幾個重要的學派，即宋明理學、陽明學說和乾嘉考證學是在長江流域產生的，它們幾乎可與黃河流域的思想學術建樹相頡頏。這表明，中華思想文明溯源於黃河流域，卻在兩大河域文明的演進中共同結為文明之花、思想之果，它們就像南北兩股巨流，鼓盪奔涌，匯流而成中華思想的浩瀚大海，在中國思想史的燦爛天幕中留下了耀眼的亮色。
三
歷史的年輪轉到了晚清，志士仁人驀然回首，驟然發現古老神州日漸陸沉。鴉片戰爭的硝煙徹底動搖了幾千年封建帝國的根基，於是一批有識之士轉而向西方學習強國富民的技藝與對策。
洋務運動、康梁變法，是他們社會變革的一種嘗試，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立君主立憲，師法西洋政治制度，希望以此來拯救中國，但甲午戰爭的慘敗、戊戌變法的失利則宣告了這類社會變革的徹底破產。一直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終於完成了近代變革理論的社會實踐。觀之晚清變革思想的發端及近代的社會變革實踐，可以發現長江流域，尤其是嶺南地區在變革思想的肇始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虎門銷煙、抗英禦侮的林則徐(今福建，活動於兩廣地區) ，衝破「萬馬齊喑」藩籬、「但開風氣不為師」的龔自珍(浙江) ，撰編《海國圖志》、提出「救亡圖存」思想的魏源(湖南) ，安疆拓土的「中興之臣」左宗棠(湖南) ， 發動「戊戌變法」的康有為(廣東南海)、梁啟超(廣東新會) ，引進「物競天擇」意識、翻譯《天演論》的嚴復(福建閩侯) ， 提倡實業興國的張謇(江蘇) ，倡導「博愛」、「天下為公」等現代民主科學觀念的孫中山(廣東香山) ，還有郭嵩燾(湖南)、薛福成(江蘇)、王韜(江蘇)、章炳麟(浙江)、翁同龢(江蘇)、馮桂芬(江蘇)、黃遵憲(廣東)、鄭觀應(廣東中山)、何啟(廣東南海)等等。
雖然其時長江流域的思想家有25位，嶺南地區只有10位，但近代思想的主潮是由嶺南地區的思想家提出並主導的，尤以康梁變法與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影響為大，而江浙地區和兩湖、福建地區的思想家則充當了近現代思想解放的羽翼。黃河流域此時則已徹底退到了歷史的幕後，既無思想的建樹，也無傑出思想家的產生。從此，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史翻過了北中國(黃河流域)千年的歷史沉積，掀開了南中國(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新的思想發展的序幕，並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
晚清至近代長江流域和嶺南地區各類思潮的產生與其特殊的歷史地理位置有關。當其時也，思想家們主要彙集於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都市之中，這裡特殊的社會形態使得各種主流非主流思想得以形成並發展，封建皇權、君主立憲、專制獨裁、民主科學，乃至無政府主義等各色思想、思潮、「主義」都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崇儒與反儒，傳統與反傳統，皇權與反皇權，學夷與制夷，民主科學與專制愚昧，都可以在這裡尋找到適宜的土壤。而嶺南地區與北方的專制皇權相對遙遠，受其制約也相應寬鬆，加上廣州獨特的「通商口岸」的地理位置和東南亞、北美華僑的呼應支持，使得這裡成為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先驅和革新思想的策源地。難得的是，近代的思想家們真正實踐了傳統思想中「知行合一」的人生理念，他們順潮流而動，不唯「坐而論道」，只提出虛無的理論體系，而是有明確的思想綱領的建構，更具有「起而行」的勇氣和膽識。他們是思想家，也是思想革新的實踐者、社會的革命家。滿清皇朝的崩潰和民國政權的建立，則是他們實踐近代思想綱領，踐行其革新思想的標誌性成果。
從上述對我國思想家地域分布和發展沿革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中國思想地理的歷史遞嬗和變遷。但思想史的發展和文明史的發展一樣，從來就不是一條歷史的直線，而是一條歷史的曲線，它們時而波瀾壯闊，時而起起落落。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口號的提出，是現代人對傳統儒學的全面反動，而由此發起的對傳統思想的「解構」、倡導民主科學新思想的大本營，則是處於傳統地理概念上的「北方」(北平) ，長江流域的南方(南京等地)則成為「保守派」阻遏新思想的基地，思想史的發展似乎又回到歷史的原點---這是否也可算是一種歷史的弔詭？
作者：金鑫榮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 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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