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陶淵明集》《陶靖節先生詩注》遞藏源流
在國家圖書館藏琳琅滿目的古籍善本中，有兩種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和宋湯漢注南宋刻本《陶靖節先生詩》。兩書在現存各自的版本系統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和資料價值，所以藏書家歷來珍視兩書的聚合。對於藏書史上這兩種著名的宋刻陶集，人們往往津津樂道於藏書家周春購買湯注陶詩的曲折經歷，以及黃丕烈「陶陶室」的典故，對兩書的整個遞藏源流，卻提及不多。焦從海先生《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傳考》（載《文獻》1985年3期）介紹了這兩部宋刻本在黃丕烈以後的收藏情況，但未提及黃丕烈以前兩書的所屬，而且焦從海先生對其所援引的資料出處並未詳加說明。陳杏珍先生《宋刻陶淵明集兩種》（載《文獻》1987年4期）在著重考證版本的同時，簡介了兩書的遞藏情況，但因這不是文章的重點，故陳先生只作簡略陳述，並未涉及細節，也未列舉相應的資料。本文擬就現有資料，向讀者展現兩書的盡量完整、詳細的遞藏線索和具體情形。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又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淵明是晉宋之際的偉大詩人，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詩風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陶淵明集》十卷，晉陶潛撰，南宋刻遞修本，二冊。半葉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版框高20.4，寬14.6厘米。卷首有汪駿昌跋。卷一後有墨筆題「正德巳卯仲冬廿日」一行，書末又題「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一本」。書中蓋有「文彭之印」、「文壽承氏」、「毛晉之印」、「汲古主人」、「黃丕烈」、「百宋一廛」、「士禮居」、「陶陶室」、「閬源父」、「楊紹和讀過」、「宋存書室」、「海源閣」等印。《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門均有著錄。
《陶靖節先生詩》四卷，晉陶潛撰，宋湯漢等注，南宋刻本，二冊，半葉7行15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版框高19.3，寬13.6厘米。有清乾隆四十六年周春跋，乾隆五十二年顧自修跋，嘉慶十四年黃丕烈跋。書末有墨筆書「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二本」。書中鈐印很多，有「秀石」、「景仁」、「董宜陽」、「向禹揆印」、「周春」、「松靄藏書」、「黃丕烈」、「士禮居」、「陶南布衣」、「陶陶室」、「汪印士鍾」、「閬源真賞」、「楊紹和讀過」、「宋存書室」、「周暹」等印。此本《文獻通考》經籍門著錄，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未收。書首有宋淳祐元年（1241）湯漢序。據研究，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宋史》說湯漢做過真德秀的門客，曾官信州教授、國史實錄院校勘等職。景定年以後，他曾到福建為官。本書刊刻的時間，應該在咸淳元年左右。國家圖書館著錄為宋刻本。
據印章看，《陶淵明集》較早的收藏者是文徵明的長子文彭（1498—1573）。文徵明以書畫著稱於世，同時也是明中期小有名氣的藏書家，在藏書方面，他的兩個兒子文彭（字壽承）、文嘉（字休承）比他更勝一籌，《讀書敏求記》稱「墨林項氏（項元汴），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鑒別之，故藏書皆精妙絕倫。」《陶淵明集》鈐有「文彭之印」、「文壽承氏」，此書應該曾經文彭之手。以後，《陶淵明集》成為毛氏汲古閣的插架之物，毛扆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著錄該書說：「宋版《陶淵明集》二本，與時本夐然不同。如《桃花園記》中『聞之欣然規往』，今時本誤作『親』，謬甚。《五柳先生贊》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即《四八目》注比時本多八十餘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時本多千餘字，真奇書也。簽題系元人筆，不敢易去。」 （之後，還註明當時待售的價格是十六兩。）這大概是對此書最早的研究和評價，以後不斷被黃丕烈、汪駿昌、楊紹和引用或抄錄。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書被黃丕烈收藏，嘉慶八年（1803），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著錄《陶淵明集》曰：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云：「宋板《陶淵明集》二本，與時本夐然不同……」今余所得即此本也。每冊皆以宋錦裝面，卷端有「宋本」、「甲」、「毛晉之印」三圖記，其為汲古閣物無疑。書分十卷，卷末附《北齊楊僕射休之序》，錄《本朝宋丞相私記》、《曾紘說》三通，《曾》云：「親友范元羲寄示義陽太守公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轍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刊。」蓋此北宋曾氏刊本也。余又見有影寫宋本但有楊之序錄、宋之私記而曾說不傳，可知此刊之秘矣。
嘉慶九年（1804），顧廣圻將《陶集》撰入《百宋一廛賦》：「爾其陶誠夐世簽題元筆規往之外幾塵屢拂」，黃丕烈注曰：「《陶淵明集》十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六字，汲古閣珍藏秘本目雲『與世本夐然不同……簽題系元人筆，不敢易去。』云云，即此本也。最後附《曾紘說》一首云：『親友范元羲寄示義陽太守公所開陶集』，末署宣和六年，是北宋槧矣。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即此說中語也。」
該書又經汪士鍾、汪駿昌之手，道光二十八年（1848），汪駿昌錄毛扆《書目》語於卷首並跋曰「此宋版淵明集，汲古閣故物，其藏書目謂……蓋所貴乎宋板者為其可以正時俗之謬誤，而好古者得開卷之益也。因摘汲古書目中語錄諸卷端，後之藏是集者庶幾知其所以可寶歟。」兩年後，山東聊城海源閣楊以增收得此書，1931年，書歸周叔弢先生。
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的經歷以及陶陶的分分合合就顯得更曲折，更具戲劇性了。該書較早的收藏者應該是明代嘉靖時期的董宜陽，書首尾皆有「董宜陽」印。董宜陽，字子元，自號紫岡山樵，明嘉靖時華亭人，上海諸生，工詩文，善書法，與何良俊、徐獻忠、張之象俱以文章氣節名，時稱「四賢」。明末項禹揆也曾收藏此書。項禹揆，字子毗，秀水諸生，順治時在南京遇難。項禹揆是大藏書家項元汴的後人，《藏書紀事詩》說「士禮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也」。以後，湯注陶詩曾歸藏書家鮑廷博（字以文），但他不知道湯漢是什麼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他與吳騫（葵里）一起過訪另一藏書家周春，提到此書，周聽後連稱好書，並問在哪裡，鮑說已賣給張燕昌了，周即從張處借看。張顯然也不知道此書的好處，但見書面用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經箋（張著有《金粟箋考》，當然懂得它的價值），疑心可能是部好書，所以急於要回去，但周要他出讓，張不肯，友人張載華從中調停，仍僵持不下。周春以書畫、銅瓷端硯交換，張燕昌皆不答應。此時正值張燕昌需用古墨，周春遂用重達一斤的明朝葉玄卿的「夢筆生花」大墨與他交換。周春得了此書「不勝狂喜，手自補綴，亟命工重加裝釘，分為兩冊，完好如新。」並把它和一部宋版禮書放在一起，將書齋命名為「禮陶齋」，非常珍愛，跋其書曰：「是書乃世間所稀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傳日久，紙墨未渝。」又說：「此本大字端楷，作歐陽率更體，頗便老眼。且校讎亦鮮『形夭』、『庾鈞』之訛。裝竟複閱數過，誠可寶愛。」後來鮑廷博也意識到湯注陶詩的價值，多方覓購，乾隆五十一年（1786）始得一抄本，張燕昌便慫恿吳騫重行開雕，「共懺悔覿面失宋刻」。
周春為得書近於巧取豪奪，得到之後更是秘不示人，並打算以這部書殉葬。後來禮書先賣去，齋名改為「寶陶室」；最後於嘉慶十三年（1808）又將陶集賣去，齋名再改為「夢陶室」。有趣的是，當初周春以耍賴的手段得書（先把書壓在手裡再講價），最終也因缺乏警惕的一句狂言而與書痛別，湯注《陶詩》落入苕估吳東白手中。「吳賈（吳東白）往購此書，懷數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與論直。周索卅二番云：身邊立有，決少悔言。吳即如數與之，竟不能反。去書之日，泣下數行。」周春幾易齋名，灑淚別書，他對陶詩的這片痴情，讓黃丕烈也頗為動容。
黃蕘圃原已購得《陶淵明集》，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夠聚合，書從周家賣出後他就追蹤購買，先出40兩銀子,沒想到吳東白攜書未至吳門即已售與硤石蔣夢華，後來黃丕烈又通過友人吳子修向蔣夢華借來，久經磋商，嘉慶十四年（1809）才以100兩銀子的價格買了下來，「銀居太半，文玩副之」。他感慨說：「此余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131211黃丕烈將湯注陶詩和他藏的宋本《陶淵明集》放在一起，葺「陶陶室」以貯之，《陶淵明集》卷末墨筆書：「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一本」，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卷末墨筆書：「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二本」。此事成為藏書史上的一大故實。兩年後，嘉慶十六年（1811）立冬日，黃丕烈隨吳縣潘榕皋游太平山觀紅葉，順訪香岩主人周錫瓚，又得南宋本施顧兩家注《東坡和陶詩》，使之同處「陶陶室」，黃丕烈如此看重兩陶集，除了二書均是珍貴宋版之外，還與他酷愛陶詩有關。場屋失意，終生不仕的經歷，正與陶淵明有某些相似之處，與歷代的很多知識分子一樣，蕘圃對陶淵明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他的同年好友、兒女親家王芑孫在為陶陶室作記時還將他與陶淵明作了比較：
今者托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者，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然陶公處衰季，求官於貴族，濡足焉而後去之；蕘圃遭逢盛際，以高才久次，隨輩獲選，不由求請，顧且洒然脫屣，歸卧不出，斯其遇遠勝陶公。又陶公讀書不求甚解，蕘圃則實事求是，搜亡剔隱，一言一句，鑒別古人所未到，時以筆諸書而廣其副，佳惠方來。蕘圃讀書之專且博，亦非陶公所及也。
黃蕘圃之後，兩陶集均歸汪士鍾（閬源）藝芸書舍，《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有著錄。後來，山東聊城的楊以增（海源閣藏書的創始人）聽到「陶陶」的故事，於道光二十九、三十年出任江南河道總督時，把兩部陶集先後收到海源閣里，欣喜萬分。多年以後，其子楊紹和仍對此感嘆不已：
此宋板《陶淵明集》系汲古閣故物，……後與南宋槧湯東澗注陶靖節詩並為吳門黃蕘圃所得，顏其室曰陶陶，而以施氏、顧氏注《東坡先生詩》之《和陶》二卷媵之，倩惕甫王先生（王芑孫）為之記，蓋皆世間絕無之秘笈也。湯注本，先公於道光己酉獲之袁江，又明年，此本及東坡和陶復來歸予齋，距蕘圃之藏已花甲一周，不知幾經轉徙，乃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數存乎其間者，果天生神物終當合耶？昔子晉（毛晉）藏《東坡書》、《淵明集》，斧季（毛扆）詫為隋珠趙璧，似此豈多讓哉！我子孫永寶用之。（先公）向聞黃蕘圃陶陶故事，心艷羨之，而不可得也。自道光己酉、庚戌來帥南河，訪之吳門，於是兩陶集先後收弆之。不勝狂喜，以為合璧重光，莫是過也。
遺憾的是，身後事難料。約八十年後，海源閣第四代主人楊敬夫將其宋元秘本捆載至天津出售，從此，海源閣藏書星散人間。幸運的是，「陶陶」為愛書如護頭目的藏書家周叔弢先生所得。
1931年，周叔弢先生先買到《陶淵明集》，而「湯注陶詩」被北京藻玉堂書商王子霖（王雨）買去，他知道周先生歷來不願好書失群，所以居奇抬價，絲毫不讓，磋商很長時間，1933年4月，「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周叔弢先生還是以4000元的高價將書買回，使「陶陶」分而複合，安然為自莊嚴堪所收藏。不但如此，弢翁還因為當年黃丕烈曾把宋刻施注《蘇東坡集》中《和陶詩》二卷，放在陶陶室內，所以又向楊敬夫買下這兩卷《和陶詩》，使它珠聯璧合，恢復陶陶室的舊貌。
黃丕烈、周叔弢不惜高價以保全「陶陶」，蘇州懸橋巷黃丕烈築專室藏書，周春為得此書不惜耍賴；楊以增父子以之為「天生神物」，希望「子孫永寶用之」；毛扆的嘖嘖稱奇，周春「禮陶齋」中的「不勝狂喜」，「夢陶室」里的扼腕痛惜；顧用修感慨「先生（周春）嗜書之篤，賞鑒之精，而吳鮑張三君子之好事，亦流俗中所罕覯」，……所有這些，無一不顯示出「陶陶」的珍貴价值。幾百年來，「陶陶」就象一對熠熠生輝的明珠，牽動了多少藏書家的心，寄託了無數的喜怒哀樂。薄薄四冊書，凝結了多少藏書大家的心血。「陶陶」的價值，早已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了。無數藏書者夢寐以求之，無非希望據為私有，傳之子孫，但胸懷廣大，關心古籍命運重於個人得失的周叔弢先生從歷代私家藏書聚散無常、甚至頃刻化為烏有的教訓中，意識到只有由國家政府統一管理、珍藏，古籍善本才能得到妥善保管，傳之久遠。1942年，周叔弢先生估計當時的形勢，認為再收善本書恐怕不易，開始計劃將所藏古籍善本捐贈國立圖書館，他在手定的書目上寫下幾句留給子孫的話：
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至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將他藏書中的最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書，共計715種，26712冊，全數捐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陶陶」和兩卷施注《東坡和陶詩》。當時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同志滿腔熱情地對他說：「您把最心愛的『兩陶』集都獻了出來，真是毫無保留，難得！難得！」周叔弢先生選擇北京圖書館作為捐書的所在，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他對兒子周珏良說：「捐書如嫁女兒，要找個好婆家，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部由趙萬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書愛書的，手下又有他培養出來的如冀淑英同志等，書捐到那裡可謂得所，我是放心的。」
竭盡多半生精力搜求古籍善本的周叔弢先生，他的藏書都是經過嚴格的「五好」標準挑選出來的，懸格極高，可以說他對每一冊書都意篤情深。1942年因家用不足，忍痛割愛明版書一百數十種，「去書之日，心中依依，不勝揮淚宮娥之感」。但他最終卻能毫無保留，慨然贈書給國家，尤顯其難能可貴的精神。現在，周先生等藏書家捐贈的古籍善本，與館藏的其他善本書一樣，都安居在國家圖書館的恆溫恆濕的善本書庫里，在周密的安全保衛措施和科學嚴格的管理制度下，具有古籍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的工作人員對善本書進行保護、修復、研究整理、出版、為科研讀者提供必要的閱覽服務，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寶藏正煥發出新的青春。當年為收書、藏書、護書傾盡心力的藏書家們若地下有知，也該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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