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嬰評析馬屁精
晏嬰評析馬屁精
安立志
晏嬰死於齊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晏嬰去世時，齊景公把玉器放在晏子的遺體上，痛哭流涕，大放悲聲。臣子勸他：「這不合禮儀了。」齊景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游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1982年，頁519。以下同書引文只注頁碼）那時沒有權力制衡，他感傷的是再也聽不到晏子的批評了，很有些唐太宗「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的感傷意味。
晏嬰效力於齊國政壇半個世紀，輔佐了靈公、庄公、景公三代領導核心，一生廉潔正直，既有治國長才，又有理政之道，被後世譽為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除了因諫阻庄公決策受挫短暫辭職的幾年外，他始終是齊國政壇的主導力量。晏子在治國問題上，經常向景公提起其先祖齊桓公。這是因為在齊桓公身上隱藏著雙重密碼，既有重用管仲、叔牙等政治家，從而九合諸侯、成就霸業的輝煌前期；也有重用豎刁、易牙等馬屁精，以致眾叛親離，屍臭生蛆的悲慘晚年。如此以來，晏子對景公反覆提出警惕奸佞的問題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英明果決的統治者重用正臣，暴戾顢頇的統治者豢養佞臣，平庸自大的統治者則是正臣、佞臣兼收並用。春秋時期，君臣關係不是那麼森嚴。一天夜裡，齊景公獨飲無趣，讓人抬著酒肴來到晏子門前，卻被晏子所婉拒。晏子說，如果不是諸侯生變，國家出事，國君不宜晚上來找相國；景公只得轉向司馬穰苴門前，也被司馬婉拒。司馬說，如果不是諸侯生戰，大臣生亂，國君不宜晚上來找將軍。景公無奈，只好轉到大夫梁丘據家中。梁丘據竟然左手操瑟，右手持竽，載歌載舞，熱烈歡迎。景公發表酒後感言：「微此二子者（指晏子、司馬），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指梁丘據），何以樂吾身？」君子就此評價說，景公忠奸並蓄、正佞共用，「僅得不亡」而已。（頁319）儘管齊國也有梁丘據等個別佞臣，但他們並不能左右政局。這一方面證明齊景公並非徹頭徹尾的庸主，也說明齊景公這一屆根本成不了什麼氣候。
晏子的時代，沒有忠臣、奸臣的分類，更沒有馬屁精這樣的俗稱。對這類官員，晏子通常稱為「佞人讒夫」。《晏子春秋》中多次提到這一話題，最直接的是「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和「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兩則問答都在第三卷的「內篇問上」。前者直接詢問佞臣與國君的關係，後者問的是何者為治國之患。在這些對話中，提問者都是齊景公，答問者都是晏平仲。
在前一問答中，涉及的角度比較多，擇其要者而述之。晏子對「佞人讒夫」有一個大致素描，一是示人以假。這些馬屁精，「明言行之以飾身，偽言無欲以說人」，言詞浮華只為美化自我，假話成癮只為取悅他人，目的是愚弄領導人以騙取信任而已（「愚君所信也」）。二是攀龍附鳳。這些佞人讒夫，「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為之與。」察顏觀色，探聽領導人之癖好，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低聲下氣，仰人鼻息，甚至討好領導人之親眷，躋身領導人之親信，以陰結私誼。三是私慾極重。「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偽廉；……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他們以輕視俸祿的手段撈取更多的俸祿，用辭去官職的辦法謀取更大的官位，滿嘴毫不利己，實則毫不利人；滿嘴專門利人，實則專門利己。四是言行不一。在他們嘴裡，「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誹謗、讚譽都不合實情，他們的豪言壯語從不會見諸行動。五是挑撥離間。「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說三道四，飛短流長，製造矛盾，挑起事端，亂中取利而已。……（頁227）
在另一次對話中，景公問晏子，治國最怕什麼？晏子答以「社鼠」。「社鼠」就是領導人身邊的佞臣。為什麼是「社鼠」呢？晏子這樣解釋：「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托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頁196）晏子感嘆道，一國之內，也有這樣的「社鼠」，對內他們蔽善揚惡，欺騙領導人，對外他們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不清除他們，就會成為國家的禍害；清除他們，又怕影響到領導人的聲譽。「外篇第七」中也有一篇問答，標題更為直接——「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頁466）主旨與上篇近似。討論中，景公與晏子二人險些發生爭執。景公問的也是「治國之患」，但晏子回答的不是「社鼠」，而是領導人身邊的「佞人讒夫」。他認為，這些人往往與賢臣作對，與小人結黨。他們才是國家的潛在威脅。景公不解：這些人雖然不是好人，怎麼會是治國之患呢？晏子回答，因為領導人常常把這些人當作耳目與參謀。有他們在身邊，就會遮蔽領導人的視聽，干擾臣僚的施政，怎麼不是治國之患呢？景公說，既是這樣，把他們除去不就行了。晏子回答，你根本做不到。聽到這話，景公很不高興，認為晏子小看了他。晏子解釋道，這些人能混到領導人身邊，必有出眾之長。他們是「兩面人」，把「大奸」藏匿於內，把「小忠」示之於外，陽奉陰違，面從腹誹，大奸似忠。在內部，他們一方面承旨奉迎，投領導人之所好，盡顯忠誠順從；另方面，他們翻檢舊賬，整治領導人不喜歡的賢臣。在外面，則狐假虎威，貪得無厭，以撈取財富。晏子指出，這些佞臣費盡心機接近中樞，目的就是以權謀私，而不可能盡忠行義。因此，晏子告誡說，這種人是很難識別的。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問題，「佞人讒夫」即馬屁精是專制政體的伴生物。在公民選舉、司法獨立、媒體自由、權力制衡的民主政體之下，馬屁精並沒有多少生存空間。即使在專制政體之下，也不盡然，這從唐代政治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唐太宗一朝與唐玄宗前期，朝廷之上基本上都是正臣直士、干臣能吏。唐玄宗後期才出現了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奸佞。歷史的教訓告訴人們，馬屁精的出現往往與獨裁者的權力指數與昏庸指數成正比。哪個朝代馬屁精成群結隊、馬屁熏天，意味著當時的獨裁者其權力指數與昏庸指數居高不下。哪個獨裁者大權獨攬、政治昏憒，哪個朝代的馬屁精也就如雨後毒蕈、層出不窮。在那十年里，柯慶施、林彪之類「佞人讒夫」甚囂塵上。這些人的死灰復燃，絕非國家之吉兆。
齊景公雖然平庸昏憒，碌碌無能，但他畢竟沒有執迷不悟。《晏子春秋》最後一篇，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件（一般認為，這篇記述屬於後人偽托，但不失借鑒意義），晏子去世17年之後，景公酒後與大夫們射箭。景公射箭脫靶，大夫們卻眾口一詞，競相喝彩。景公扔掉弓箭，滿臉不悅。大夫弦章入內，景公對他說：「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自從我失去晏子，到現在十七年了，從未聽到批評我的聲音。今天我射箭出靶，群臣卻同聲一辭，竟相諂諛」）。弦章對曰：「國君喜好穿著，臣子就講究服飾；國君喜歡飲宴，臣子就講究美食。尺蠖吃黃色食物身體就變成黃色，吃綠色食物就變成綠色。國君不會受用這些諂諛之詞吧（「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言乎」）？」景公頓悟道：「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好，我不會接受那些馬屁精的話的）！」（《晏子春秋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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