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華：書法專業化的端緒及前瞻

李廷華

國際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作家書畫院藝術委員，陝西美術博物館學術委員。

（「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國書法名家學術邀請展專論之一）

書法專業化的端緒及前瞻

李廷華

書法復興和學科細化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書法文化復興，是中國現代文化復興的重要一環。六十年代書家當時正在二十歲上下，是進入社會、探尋人生道路的關鍵時期，伴隨整個書法文化復興的歷程，六十年代書家逐漸成熟，為書壇承前啟後，是勢之必然。今天，在衡陽一次即集中六十餘位六十年代代表性書家的作品展覽，是對書法文化復興成就的一次檢閱，也是對六十年代書家成就的一次總結。將當下書法文化發展的內在原因和歷史處境加以分析，或有益尋繹書法藝術發展之可能前途。

延續數十年而未衰的「書法熱」，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內在理路所致。「內在理路」這個提法，為余英時先生在其《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探尋乾隆、嘉興時期考據學的興起時提出的。他的基本意思是，乾嘉考據時代之形成，外在社會、政治因素是重要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文字獄，整個清代學術都是在文字獄的恐怖氛圍中發展的。文人學者流徙窮邊，死於非命者，在清代為最多。從呂留良到金聖嘆，可以排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儘管如此，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依然存在，這就是以漢學方法為基礎的對以往學術的整理與詮釋。當時學者，無不以考據為學問首途，往昔一般意義以詩文名世的文人，在社會地位上即讓位於以考據為事業的學者。余英時並未權衡文人與學者之軒輊，只是從戴震、章學誠進入考據學術的不同道路闡述了清代學術的發展流變。綿延達三百年的清代文化，以考據學為其典型，本身並非理想追求之產物，卻是中國社會文化變衍中的一段必然，自然也就留下具有時代特色的遺產。

當代書法熱或者說書法文化復興的內在理路是什麼？回顧一百多年來中國書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顛頓崎嶇，可以說，是蘊蓄在民間的對於傳統文化的回歸心理和集體願望。這個心理願望的反面，是對於傳統文化的揚棄。康有為曾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揚棄者，他的「非帖」論，實際上就是對中國傳統文人書法的反叛。但是，康有為在晚年曾經表示：「他年論書，當尊帖矣。」康有為的思想經常處在對於傳統文化的反叛、揚棄及依戀、回歸的矛盾之中，他在其《共和平議》一文中還就中國傳統文化遭受揚棄之後的狀態大發感慨：「昔有科舉之時，一縣之中，童生歲歲就試，得青其衿者，百僅一焉；諸生三歲一試，得舉於鄉者，百僅一焉；舉子三歲一試，得登第者，數十僅一焉。中非無遺才之憾也，而當其歲月就試，不忍捨去之時，縣常有千數百之人士，讀書談道者焉；省常有萬數之諸生，讀書談道者焉；國常有數千之舉子，讀書談道者焉。其上尚有翰林之署，無職事而以文學為職，或出典試事，以與一國之童生、秀才、舉人相接焉。故當其盛時，則文學昌明；即其衰亂之時，而群邑郊野鄉遂之間，裒衣博帶，方步圓領，執經而哦，擁書而諷者相望。其長老紳士，間居於其鄉，教其後生子弟，調和其爭訟，整理其地方。其賢者以道德節行化其鄉人，其中才以下亦復有文採風流之美，以詩文書畫潤色其地，學道之風未輟焉。平民望風，亦知所景從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舉之以無用為用也。」康有為在此中談及書畫，與詩文並舉，都是在中國傳統社會植根於普通人民中的文化因素。顯然，在一百多年以來變法圖強的社會改造之中，在全社會和全體人民的回顧反思之中，傳統文化對社會人群精神性情的涵養作用，重新受到尊重。書法文化復興的內在理路，書法文化的長久發展動因，即在於斯。而外在原因，從社會層面而言，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商品經濟空前活躍，一代年輕人從書法中比較容易得到較快、較好的經濟報償，亦若經濟生產中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無可諱言，相當多以前從事其他行業者轉身而投入書法，經濟原因為最大驅動力。而形成書法熱的具體物質條件則是現代展覽場館和展覽活動，傳媒擴散條件的空前發展。社會條件與社會需求互相因應，形成了書法熱的長盛不衰。

文化演進往往因各種因素之糾結纏繞較社會變革更為複雜，以書法藝術的當代處境而論，在其基本動因或內在理路的生髮中，又遭遇現代藝術的蔓延，傳統文人書法的案頭清供、私下品摩方式與現代展廳藝術生髮的視覺刺激、形式構成、裝置變幻、群體效應等因素，在吸納之中也構成緊張和衝突。故而在數十年來書法藝術的發展中，在六十年代及其前後年代書家的成長中，這樣的矛盾與糾結亦總在發生影響，就是在這樣的交集中，六十年代書家逐漸成為當下書壇的主流。以六十年代書家為參考標點（其前後的五十年代末期與七十年代前期書家，均在此交集之中），在今後一個時期，書法藝術和學術發展中的衝突與創新之辯，書法文化屬性和藝術特質之辯，還將成為爭持難休的話題。

書法專業化與書法學術的深入

本次展覽以六十餘位六十年代書法名家的作品集中展示，在數十年來全國各地頻繁展覽之中，此展的參展人數和作品數量並非很大，但參展書家品類的集中性和代表性；其表現的書法藝術面貌，則可以囊括當下書壇的各種書體及風格；而其文化內涵，則可以為當下及今後一個時期的書法藝術發展提供諸多參考。

粗略統計，在六十餘位書家中，有博士學位者即達十人以上，其中有一直在美術院校就讀，循序漸進終得為書法博士者，有先得到其他學科學士、碩士而其後得到書法博士者，有以其他專業學科博士而長期從事書法事業或致力其中者，也有先為美術學院畢業生，其後以哲學為碩士、博士，雖未以書法為職業卻在書法創作與學術著述方面不斷表現者，有雖無博士學位，卻是博士研究生導師者，還有雖無博士、碩士學位，卻以自身成就在書壇有長久表現者。可以說，這些書家中，除卻幾位在政府機構任職的官員，純為專業書法家。這在中國書法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狀態。

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幾次書法發展高潮，或者說「書法熱」，參與者的專業程度均無法與今天相比。除卻人口基數原因外，傳統文化對書法的認識決定了書法家的業餘性質。回瞰書史，最早敘述書法狀態者，當屬東漢趙壹《非草書》一文，言及當時士子熱衷草書的狀態，可謂風靡朝野，但趙壹對此狀態是否定的。《非草書》是以文獻學價值證實了東漢時期草書的發展狀態。書法史最可稱道的東晉時期，朝野之間以書法為雅逸韻事，王羲之與庾亮家族長期比試，終於以野鶩勝家雞。士大夫以書法為炫博名世之具，手札書法風靡長久，但王獻之拒絕為新宮題匾，追求書法藝術而不甘為專業書法家。唐代經濟較東晉發達許多，士大夫地位應該更加隆貴，初唐李世民尊崇王羲之，形成書法復興，朝廷大員普遍精擅書法，但以書法為專業依然非壯夫之為，這是一般社會風氣。但在葉昌熾《語石》一書中，卻明確書寫顏真卿、李邕兩大書法家不僅親自書碑，而且親自動手刻石。北宋末年，一度在翰林院設書學博士，僅為米芾一人，且次年即撤銷此職。這樣比較，說明什麼問題？今天大批書法博士的出現，大批專業書法人員的產生，其合理性已有解釋，即前述內在理路與社會經濟原因所致。同時也提出了問題，即專業書法家的知識構成究竟有無標準？應該有什麼標準？怎樣因應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長久要求，如何在現代文化發展和學科建設中具備長久性和恆定性。

學科逐漸細分，是大學教育的必然發展趨勢。藝術家的職業劃分日益仔細，也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歷史上的大文學家，李白、杜甫、蘇東坡都非專業作家詩人，但如今研究他們的博士論文不知凡幾。即使不久前的美術學院，繪畫專業也沒有博士，現在則博士普遍化。在學科細密的演進之中，在書法專業化的時代氛圍里，是極精微而致廣大，還是僅僅局囿由展覽、評獎、成名的規律，怎樣在時代給予的機遇條件之下，使得書法藝術和書法學術都得到深入的發展？會不會忽略了書法藝術作為人生學問的本質，即如對歷史上書法大家的研究，也還有這樣問題存在。比如關於王羲之，歷代對他的各方面評論，從學養品格，政治功業到書法造詣，可謂充類至盡。陳寅恪先生對他有一段論述，似乎未被書法學術注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清華大學講述魏晉南北朝歷史時，陳先生引述王羲之對當時北伐輿論的獨立意見：「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鬚根立勢舉，謀之未晚。」陳寅恪先生評論說王羲之「代表了南渡北人對北伐的一般看法。這種看法與那些只知苟且偷安的腐朽勢力的反對北伐是有差別的」。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是書壇千古正途，但真正理解王羲之，深入研尋王羲之，還應該從精微廣大雙向努力。我們看陳寅恪先生這樣的評述，似乎也卑之無什高論，但南北朝對立時期形勢的複雜性，王羲之這樣一位具有政治典型性與文化典型性人物在複雜態勢中的個性表現，卻可以從中得到認識，這樣，我們來理解他的《都下帖》《此郡帖》，對右軍將軍的艱難處境即可得更多理解，對於《蘭亭序》春明景和之下的憂樂熒惑也可得更多體會。陳寅恪先生是以歷史學家的角度觀察王羲之，並未涉及其書法，但對於書法家絕非沒有助益。現在有一些輿論，認為書法既然失去實用性，在日常書寫中逐漸養成的書法傳統，其內容與技法的互相融合的條件失去了，以後的書法要注重其藝術性。這是具有書法專業意識的話語，其強調書法技藝的用心，可以理解。但這樣觀念的提出，對於書法學術的深入邃密，對於書法家更加宏闊豐富的知識構建，是不利的，對於書法藝術性之構成由來，理解也是膚淺偏頗的。如果從書法文化與書法藝術的不同角度權衡，可能各持一說，還是從書法藝術的美學特質本身加以辨析，更能說明問題。書法藝術的藝術性，它的感染力量，究竟是怎樣產生的？看看蘇東坡對米芾的評論：「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遠隔天涯之際，米芾書法總浮現東坡眼前，而這書法，是與其人其文交相映發而產生，而出現，而發生精神感情作用，以致閱盡人間精華的蘇東坡每熒惑難釋，全無美學疲勞。這才是書法極品的美學價值所在。蘇東坡在評論褚遂良時說：「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東坡此言，也可能被理解為只有朝廷大老之書，因名而貴，這是偏頗之見。在文化素質的重要作用逐漸被書壇接受之際，也出現一些以「文化」為名，實則侵凌、褻瀆書法文化的現象，即某些官員以高學歷、高地位而進入書壇。可幸的是，這樣的歪風邪氣在書壇和全社會健康力量的抵制下，已經得到糾正（在這樣的風氣糾正之中，並非排斥有官員身份的真正的書法家）。還是回到書法美學話題。古人若蘇東坡，他的見識是不是要高於我們當下的諸多時論？如果將具有濃郁文化色彩的書法，在強調其藝術性之際，揚棄其文化屬性，人情特性，如果僅僅在墨色濃淡，章法調停，形式構成方面做文章，起碼是縮小了書法藝術的領域，而將其囿於狹小的空間。試想：如果三十歲成為專業書法家，延續到七十、八十歲開外，這漫長歲月總在墨色濃淡、構成變幻中打磨，是不是就會使書法藝術得到不斷提高？如果回到書法經典的研讀之中，回到書法藝術的產生過程，可以說：書法的墨色、章法等諸多藝術元素，既是修鍊的結果，也是人性自然發揮的產物。書法藝術的廣泛性正來源於中國人在長久社會文化生活中養成的筆墨愉悅，其普遍認知與廣泛接受，已成為民族特性。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都沒有在書寫時更多考慮章法布局、墨色濃淡，其書法藝術魅力是在「精熟」的鍛煉之中自然形成。後世學科邃密，進行研究無可非議，但若舍本求末，比如成人故意模仿兒童寫字的稚拙意趣，或將民間書法的隨意性誇張與經典作品等量齊觀，而對書法歷史上經典人物更為重要的人生際遇、性情養成、社會作為、文化建樹視為與書法無關，則恐怕最終遊離書法藝術植基於人文之根本。

當代書法學術的歷史責任

書法既然已經專業化，專業人員已經逐漸博士化，既然獲得了終生從事書法的平台和諸多條件，就必須應對提供條件的社會人群之期冀，若要使書法專業在中華文化復興中真正獲得自己的歷史地位，也必須有不輸於其他文化學術門類的責任承擔。如果這樣的要求與承擔成為專業書法人員的自覺，如果將寶貴人生的大部分真正投注於書法藝術與學術，那麼，將書法的創新與傳統割裂—一任己意不受約束；將書法的形勢與內容分離—忽略文化只玩筆墨；將書法創作與書法表演等同—只顧市場不問品質；就不會有長久的存在價值，勢必被社會需求的不斷提升，被全民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所揚棄，也會被個中人自身的反思和自尊所揚棄。陸維釗先生的例子足以警醒後世，他晚年那段話，「我年輕的時候，受清代包世臣、康有為碑學的影響，是不喜歡王字的，認為王字嫵媚漂亮，沒有北碑那樣宏偉的氣度與筆力，我喜碑厭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一直沒有覺得王字有多少好。所以我從小就不喜歡王字，也不臨、不學王字。六十歲後，受張冷僧先生影響，開始接觸王字。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就越來越覺得王字之高、王字之妙，並深深感到自己沒有早一點學王，尤其後悔六十歲以後，也沒有在張冷僧先生影響的帶動下，立即學王。否則，自己在書法上的成績，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還可以再大一些。我現在臨王字深感吃力。臨王字，只能臨到《聖教》，臨《蘭亭》就感到『吃不落』了。《蘭亭》高不可攀。我現在書法上所希望追求的境界，在《蘭亭》中全都有了，可惜我現在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引述此段，無意分判碑帖功過，那是另外的專門話題。陸維釗是二十世紀數得上的書法大家，是現代書法教育和書法專業化的開拓者，但他對「時風」的反思，如此懇切，如此痛徹，出於文化追求的真誠，出於文化人格的尊嚴，太值得體味琢磨。

杭州西湖邊的孤山下，有座不太引人注意的小院子：「俞樓」，俞樾曲園先生所遺。在那裡存放著他刻制的許多書版，可謂汗牛充棟。觀覽之中，引起思考一個問題：俞曲園是經學大家也是書法家，其篆書彪炳非止一代。其享年七十四，不算高壽。算算他一生行跡，在曾國藩幕府多年，戎馬倥傯，兵書傍午，加之老病家累，能夠精心作學問的時間並非充裕，但一生成就，讓人慨嘆。相比，改革開放以來應該產生多少學問大家？當然，這樣的比較亦非全面。中國古代的文化傳承，亦如康有為在《共和平議》中所闡述，是在世代相續中發展的。那種鄉土社會的文化氛圍，在現代社會已經蕩然無存。不論康有為還是俞樾，他們的讀書氛圍，家學淵源是最重要因素，這在傳統文化久被揚棄的今天，恢復起來還需要許多時日。如果比較前賢，離開今天還不太遠的謝無量、高二適這樣的書法家，還是可以作為楷模。謝無量的書法，本身既有深厚傳統蘊含，又不拘一格，每具「變態」，不僅為堅持傳統至上的書法家推崇，也為注重創造性的書法家激賞。謝無量早年投身社會改造，際會風雲，但以後多年，還是書齋生活，這和我們今天諸多專業書法家的生活形態距離不大。謝無量除卻書法之外，詩詞造詣之深，馬一孚認為某些作品可比蘇東坡。高二適命運比謝無量坎坷許多，有些年幾乎是失業狀態，但他在十分寂寞困頓條件下，梳理書法歷史，寫出《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在「蘭亭論辨」中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書法源脈不陸沉。高二適對書法的認識，認為是治國平天下以外最重要的事業，故其書法研尋，有窮通之態，其書法創作，也注重藝術表現。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的《高二適手札·典藏》，收集其平生手札書法三百多件，與傳統文人手札頗見異同，他嘗試在手札中摻雜各種書體，也不囿於箋紙格式，而是將每件手札都作為藝術創作。高二適臨終囑託老友林散之，為其墓碑題寫「江南詩人高二適之墓」。作為書法家，他具有足夠自信，但臨終拳拳，還在詩心。這些年書壇狀況，自作詩文漸成風氣，但是，似乎在書法名家中，還未見敢於自稱詩人者。這說明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與融合還有長遠路途。書法藝術性之追求，其實在歷史上早出現過。所謂宋人尚意，本身即有改變唐人法度為高的自適趣味。米芾更是作為歷史上第一位書法博士，比蘇軾、黃庭堅在以後書壇得到更多專業性闡釋，但米芾的書法專業性並未使他成為一個「單打一」的書法專家。蘇東坡在臨終前困卧常州，與米芾翰札通問。其中一件說：「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這是中國書法歷史上兩位彪炳千秋的大書法家最後的文字淵源，足可回答此後至今，書法藝術和書法文化遭遇的諸多問題。

引述這些，無非說明：書法藝術是人生學問，其藝術性只有在人文因素的融匯中，才會充分展現。書法藝術的產生，與書法家的人生處境、知識構成及人格性情息息相關。越是強調書法的藝術性，就越需深入書法的人文內涵。故而，越是專業書法家，就越要警惕人文知識的薄弱、人文情懷的疏淡。如果將書法創作、書法研究，更加自覺、更加深入地融入人文學術之中，融入人格構建之中，書法藝術必然更加彭勃發展，更加適應民族文化復興及社會人群文化需求之期待。

業務聯繫電話：15899791715（可加微信）

歡迎聯繫，加入盛世藝拍拍友群，感受收藏的快樂！

————中國書法網微信公眾平台————

關注熱點，傳播最及時的書畫資訊；

堅守傳統，打造專業書畫權威平台。

廖偉夫 13510562597(可加微信）

QQ:19689887

郵箱：cmlwf@126.com

往期經典

書畫高清資料

名家訪談

經典專題

推薦展覽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