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根脈——東營歷史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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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營這片美麗的熱土上，自古以來就人才輩出，這些傑出的人物如燦爛的群星，在歷史的夜空中閃爍著黃河三角洲人獨特的氣質風範……
樂安名士孫三傑
孫三傑(1597一1653年)，字景濂，號松石，山東樂安(今廣饒)縣李大庄人。自幼性情倜儻，志向遠大。明天啟五年(1625)中進士，先後任陝西寶雞、長安知縣、兵科給事中等職，以清廉恤民、直言敢諫著名。尤其在大明危亡之秋，他冒死上疏，連續五次彈劾首輔周延儒誤國，鐵骨錚錚，令人欽敬。
孫三傑成進士後，很快被調往陝西寶雞任知縣。上任之初，了解到這裡一直有「不歲田」（即不毛之地卻按期交納賦稅）的弊政，且每年數額多達五千金之多。孫三傑不循舊規，毅然革除「不歲田」的歲貢賦稅，解除了當地民戶的這一額外負擔。
當時流寇四處劫掠燒殺，由陝西至四川的棧道為之阻斷。以書生而入仕途的孫三傑，儘管不熟悉軍隊戰事，但為時勢所迫，他還是組織少壯子弟習武練功，編製成一支自衛武裝，嚴戰守備，抵禦流寇，使其氣焰收斂。有一夥號稱王老虎的流寇，時常摧殘劫掠百姓。為消除這一禍害，他不顧個人安危，匹馬單騎入匪巢，向匪首陳說利害，勸其改邪歸正。在他的感召下，這股流寇自行解散。
孫三傑因治理寶雞政績斐然，又調任事務繁重的長安縣，兼署咸寧縣令。懾於他的名聲，一批頗有身份、但實屬流氓頭子的「大猾」望風而逃。有人也曾以贈硯為名，內藏重金向孫三傑行賄。孫三傑已知其中蹊蹺，不拆包裹，提筆注九字於其上：「硯雖佳，貪墨，吾不取也！」並立還其人。經過一段治理，「大猾」潛影匿跡，社會風氣大為好轉，縣民得以安居樂業。他在長安、咸寧兩縣建書院，興文重教，培養人才，作出了許多惠民政績，後來考績列為優等，擢升為都察院兵科給事中。
孫三傑入仕期間，是明末最為動亂的時期，尤其進入崇禎時代，外有強敵、內有禍亂，天災流行、民不聊生。崇禎皇帝剛愎自用，不辨賢奸，而朝中內外文武不和，重臣爭名奪利，互相攻訐，致使朝政更加腐敗不堪。孫三傑憂國憂民，對朝廷重臣的內訌深惡痛絕，寫出了《論內外文武不和疏》。這封奏疏懇切率直，有「臣子當多事之際，幸有能為國家公忠幹濟者，即虛心聽之，拭目望之矣，何必功自己出，名自己成」等語，還列舉了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總監鄧希詔相互攻訐、不暇禦敵的情況，以及文武大臣因內訌而造成邊關告急的教訓。他大聲疾呼「天下事非一家私事，就消融者速自消融，無存芥蒂以滋禍胎。應申飭者即與申飭，勿滋葛藤以成掣肘」。
明王朝大廈將傾，而朝廷內閣首輔竟推波助瀾。與嚴嵩樂安名士孫三傑齊名的奸臣周延儒，被崇禎皇帝敕封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此人庸懦貪鄙，治國無方而黨爭有術，為鞏固其地位，蓄心培植私人羽翼。登州參軍孔有德叛明降清，失陷登州。而登萊巡撫孫元化被俘，清軍將他放還後，他即下令各郡縣不準抵抗，致使敵焰日熾。這樣的誤國奸賊理應嚴懲，但周延儒反而千方百計地予以庇護。孫三傑對此痛心疾首，大義凜然地寫出《糾輔臣誤國疏》。奏疏曆數周延儒撫叛款敵、結黨營私等各項大罪，坦然寫道：「然其釀禍之根，通同欺擅庇奸誤國則首輔周延儒也」，緊接著筆鋒一轉，毫不掩飾地責問崇禎：「屈指天下兩直十三省以及九邊，皆太祖櫛風沐雨之天下。皇上試觀今日盜賊蜂起，尚有幾處安土？」接下來他幾乎是在懇求崇禎：「皇上誠自為社稷封疆計，用臣之言，立除誤國大蠹，嚴飭內外在事諸臣，從此洗滌腸胃，打起精神，息盜安民，滅敵除叛，金甌萬年永固。」
孫三傑披肝瀝膽寫成的奏疏，被崇禎視作「挾私誣捏」，把他降補上林院監蕃署丞，緊接著又補太僕寺丞。當時有論者曾言：「若早從孫給事之言，明之天下當不至是也！」孫三傑不顧生死，一疏再疏乃至《五糾奸輔疏》，他懷著「文死諫」的悲憤，不顧崇禎再三批駁，在《糾輔臣誤國疏》之後的四篇奏疏中，一律用「原任兵科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臣孫三傑謹奏」做開篇之語，好像有意觸怒崇禎，可見其至死方休的決絕之情。
周延儒一再得寵，奏疏終不見用，孫三傑回天無力，於是乞病回歸故里。順治十年（1653），孫三傑病逝故里，享年僅五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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