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芬‖散文‖寫與畫的文化掂量
朋友推薦一個很特別的微信號——「藝術戰爭」，夠威，夠力，夠生猛吧。想想看，一門藝術，一躍「晉陞」為戰爭，是不是有點雷人？本應旖旎綺麗的藝苑風景線，何時變得刀光劍影呢？尤其這刀劍又直統統或羞答答地指向名利。
對著這四個字暗自沉吟，發現裡面推送的文章雖不多，標題卻一點也不溫柔，「官員字畫，在位如金，在野如草」、「買美協會員不如買朝鮮畫家」……這才恍然——此「藝術」多指「書畫」。
近期身邊又有兩個文友宣告去作畫了。她們旗幟高揚，請了長假，躊躇滿志地奔向清華美院，日課夜畫，作業鏖戰，或跋涉寫生，不亦樂乎，眼看著，她們就要成為畫壇一霸。
這也是近期我生活中的常態：經常眼睜睜地目送大大小小的作家轉移戰場投身藝術戰爭，似乎得到一個提示，作家書畫熱，就像一堆熊熊燃燒的大火，從升溫、白熾直至火光衝天。
由於寫作的業餘性，我的身邊集聚著清一色的業餘寫作者，但我必須承認他們的寫作已經相當專業甚至超越專業了。可是就在不知不覺的近幾年，他們中的一些人，極像1988年海南建省時的十萬人才過海峽，紛紛棄寫作奔書畫而去，一些沒有行動的，也懷揣一種明滅不定的「闖海」情結，翹首顧盼著。沿著他們的目光看過去，儼然一個熱風吹雨的書畫界「海南」——2014年10月，麥家一聲斷喝：《荊歌，快放下毛筆》，這聲驚雷能否炸醒荊歌尚不得知，可以肯定的是，「位高權重」如麥家此時看來也不免人微言輕：時至今日，「闖海」者熱情不減，且有日益高漲之勢。
我雖有緣得識專業書畫家，但身邊更多的還是書畫愛好者，他們亦文亦畫。經常傳來長長短短的畫界消息，不少寫作大腕轉身作畫也成事實。曾與一個寫書畫評論的女友探討這類作家的陣地轉移，她告訴我，她親眼看到有的作家幾分鐘出爐一份作品，卻能夠很快被不懂書畫的人爭奪；有的作家畫技平庸，其畫卻不乏買家，誰都清楚其實是在出售他多年儲存的作家名氣利息。因為在圈子之外，尋常百姓不具備書畫素養，他們只能以作者業已成名的身份來界定一幅書畫的價值，女友說：「無論書法還是繪畫，往往並不以藝術品本身的價值而論價，以現代人的浮躁，有幾個肯『垂絲千尺』？即使有，也是意在金錢。」其結果大多是，在名和利的雙輪驅動下，他們也真的收成可觀——種下一粒大豆，收穫一車金瓜。
這是否就是中國真正的時與勢？那些遠遠近近的藝術戰爭，暗隱著寫作與書畫在現代社會中明明暗暗的各類勾連。書畫與寫作，原本「一衣帶水」，誰知被21世紀中國的某些文人輕揮魔棒，一躍而成為一衣帶「金」。瞬間，看似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們紛紛跨界吸金，成就一場場寫與畫的跨界嘉年華。
我有一女友自幼研習書畫，深得書畫精要，能夠遠離浮華而獨善其身。她認為作家的書畫化，滲透了太多的藝術、社會、性靈等要素。從藝術創作本身出發，藝術家希望提升自己的生命含量，服從藝術生命的需要而涉獵書畫，追求文武兼備、知能兼求，「漱六藝之方潤，浮天淵以安流」，一個作家對於書畫的鑒賞力畢竟可以助推其寫作，寫作到一定階段也會考慮拿起畫筆——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應是張潔了。張潔自嘲「沒什麼愛好，也很『無趣』，不會打麻將，不會卡拉OK，不喜歡參加飯局，只喜歡畫畫」。這裡有一個前提，畫畫發生在她的晚年，是寫作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晚年之前她可是一直醉心寫作的，「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了內容的活。」 當晚年的寫作不足以支撐她的「活」，這才選擇畫畫。
對於張潔的畫，是否可以理解為她對這個世界已經「無話可說」，只能訴諸線條和釉彩？而我的書畫女友則用「短平快」來形容書畫的功利效用——之於寫作，書畫對於成就一個文人來說太「簡單」了！「付出少，收益快且大，名聲響，不像寫作那樣煎熬，很難看到出頭之日」。據她說，書畫界有個比喻：練習書畫20年，等於自身攜帶ATM……
中國已具備了成就無數書畫大V的土壤，中國文人是從何時開始慣於這種取巧而敷衍的，似無可考。眼下的某些中國人被認為是這個世界上最焦慮的族群，不安於家庭和睦與人生平淡，大多缺少一種古意的大美，那麼一種安定、老道、低暗無聲的光芒。歌德說過，一個作家憑著一部有價值的作品引起了大眾的注意，大眾就會設法不讓他產生第二部有價值的作品。無數事實證明，太熱鬧的人不會強大，這裡的「作家」顯然可以置換為「書畫家」，因為那些「批量」生產的所謂藝術品往往俗不可耐，只能製造一些藝術穢物。他們可能在現實里千伶百俐，但在藝術面前其才情卻總顯得內支外絀，而操守與作品，更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瑪勃洛打仗去了」。畢竟，要做凱撒，先要有凱撒的氣魄。
其實，我倒欣賞那些開宗明義宣稱用書畫遣情怡性的人們。比如丘吉爾，畫畫就是他放空自我消遣娛樂的方式，他從40歲開始對畫發生興趣，共畫了五百多幅，但是，顯然，他縱使畫了五千五萬多幅，他仍然是首相而非「畫家」。宋美齡晚年愛上畫畫，也有不少人點贊，但哪怕畫到106歲去世，有誰為她定名為「畫家」呢？
這裡的問題是，一個人能否同時擅長繪畫和寫作？看看畫展中的張潔，至少不能否定。現實中意味深長的事也不少見，2014年末有一則消息，武漢八位作家在美術館舉辦「文心墨韻」書畫展，其間打出一個口號「讓我們牽著專業書畫家的衣角，跟著他們玩吧」，並稱：「雜七雜八地學，為的是有滋有味地活。」後面這句話「把觀眾都逗笑了」。
觀眾是「笑了」，我卻難以發笑。八位作家呢？倘若他們笑得出來的話。對於作家來說，我認為這句話是值得推敲的。記者當然可以這樣報道，但作為作家的「雜七雜八」，難道不是對自己的不負責、對藝術缺乏一種「垂絲千尺」的深掘和虔敬嗎？用麥家的話，書畫跟文學「不遠，也不近」。事實也證明，凡執著者，都對他們的執著抱有敬畏，並把這種敬畏當作了一座大山，他們畢生都在攀登這座山，沿途風景再誘人也不為所動。在徐小斌的《天鵝》里，孤傲清高的女作曲家古薇，為了掙兒子的學費，終於「天女下凡」接受了音樂學院同事為她介紹的「外快」培訓班——教三個小學生學習鋼琴。古薇問她的學生：「……你們一定要想好，你們究竟是愛音樂，還是愛錢？愛時髦？」
——於真正的藝術，不啻「錢學森之問」。
對於靈魂的仰望，對於信念的堅守，我欣賞那些近乎愚鈍的死守。我的一位作家女友把文學視為「救生艇」而非「豪華遊艇」。一位天津作家也說：有境界的作家，不肯委身於任何境界低下的事物，成為「財」氣日盛卻「才」氣日衰的沉淪者。他們對非文學境界的種種誘惑懷有警惕，保持距離……拒絕作家的靈魂被一切非文學的東西所污染、所異化。不少書畫朋友告訴我，畫畫拼的是讀書。畫，其實先是畫給自己，就像古琴，聲音微弱，卻必須發自靈魂。在我心目中的藝術門類中，文學，永遠位於眾藝術之首，在法國，文學界始終是走在美術界前面的。當有些女文青把書畫當作一件猶抱琵琶的知識嫁妝或精神飾物，我的一位女友卻甘心宅於真正的書齋，自覺追求那些思想和藝術的黃金，用自己的行動還原藝術本來的優雅。這讓我欣慰。在滾滾物慾的掃蕩下，多少令我們仰望的天賦之人淪於藩溷，但他們仍讓自己仰望一根堅硬的骨頭。一個法國詩人說：「我寧願我的詩被一個人讀了一千遍，也不願被一千個人只讀了一遍。」前者就是經典，後者只是流行。對於常人，能拿個單項冠軍已屬不易，倘若資質平平又想通過某捷徑而輕取「全能」，顯然超越了自身極限。畢竟，季羨林、王國維等國學大師屬於人中異品，從全人類看，哪怕寫作、畫畫「雙料」冠軍，也寥若晨星。
跨界，還是堅守？說到底，關乎一個作家的天賦再分配，以及個人對於生命目標的執著程度。一個作家如果不寫詩歌散文中長篇，那他與文字的關係何在？據說卡夫卡的畫才很是了得，但對於寫作與畫畫，他很直接：「我感覺到，倘若我不寫作，我就會如何被一隻堅定的手推出生活之外。」 作家與文字就像魚和水，作家本質上必須與文字而不是與線條產生聯繫。如果他執著於文字，其他藝術門類如音樂書法畫畫等必作為欣賞和修養而存在，而欲「染指」一門藝術，顯然需要太多淬火般的鋪陳和修鍊。
許多作家聲稱「如果還有第二個選擇，我會去畫畫兒」，這也是眼下不少作家試圖解決的一個問題：人類為什麼要有繪畫這件事？看來，作家與書畫該到釐清的時候了。或許他們的寫作都成功了，用文字與世界溝通的願望已然達成，於是急於開掘別的藝術門類將自己過剩的藝術才情最大限度地釋放，這時，當書畫藝術成為時尚，「跨界」似乎水到渠成。
然而，藝術的跨界與商業的跨界畢竟不能一概而論。近年經常有經濟學人發出「不跨界必死」的警告，並列出將要消失的一些行業。作為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單位，利潤是鐵律，當一業沒落，轉行成為必然。而藝術，則永遠發自內心，是一個人的精神分泌，這和與時俱進無關，而是源於藝術規律和經濟活動的本質不同。某種意義上，藝術的跨界是對藝術信念的動搖，是對藝術家個人才華和能力的不自信。術業有專攻，技窮才跨界，浮躁才跨界，絕望才跨界。文學對於某些獻身者，是作為一種宗教存在的，如空氣和水，不可須臾分離。只有那些智質平庸、缺乏寫作可能性的人才去「雜七雜八」，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文學前途產生懷疑，也必使他們跨了界的東西難掩局促與小家。事實上，跨界的作家，或許能獲取多方面的文化利益，而文學的貢獻和影響力卻是愈來愈小，甚至常常依靠一些文娛事件來製造「影響」和吸引「眼球」。斯文一旦被辱沒，文學值幾何？
繪畫美術一個剛剛去西雙版納寫生的女友曾講到「深山藏古寺」。這讓我眼睛一亮，我認為作家筆下也是能夠有「古寺」的，完全可以將山巔、寺頂、溪影的「蛛絲馬跡」掩映於他的文字中。就是說，胸中塊壘，未必非要拿起畫筆。大家一窩蜂奔書畫而去已非高明之舉，民意已經摸到一條惡藤，何況藝術腐敗已經進入全民視線，逆風執炬必有燒手之患，真正的藝術必須淡化某些非藝術色彩，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同時也證明中國畫壇這個「江湖」整飭在即。
陳丹青雖有爭議，我卻敬佩他的「藝術觀」：藝術家是天生的，學者也天生。他繼而解釋：「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謂「天才」，而是指他實在非要做這件事情，什麼也攔不住，於是一路做下來，成為他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我不畫要死！這是《月亮與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蘭德。
我非畫不可！梵高、蘇巴朗是這一類。
我非雕塑不可！這是羅丹。
我非寫小說不可！這是嚴歌苓。
我非唱不可！這是李玉剛。
其實，陳丹青的「天生」讓我想起的第一人就是嚴歌苓。面對許多作家的「華麗轉身」，嚴歌苓對文學的堅守顯得過於「愚笨」。她每天凌晨坐到桌前寫作，靠的是鋼鐵一般的意志，曾作為軍人的她，更像作戰一樣捍衛自己的寫作環境。文學對於嚴歌苓的回報，有媒體讚揚她經常「空運很多大耳光」到北京，提醒我們時間、生活過得多麼乏味。一派浮華之中，特別是對於那些半路的書畫家們，嚴歌苓對自己，對文學，始終抱定一種不慌不忙的優雅與堅強，其鎮定的精神姿態，安靜的心靈，以及面對種種慾望和誘惑時表現出來的靜默而淡定的靈魂，難道不是一個個晃在我們面前的大「耳光」嗎。她始終做自己，她只為小說而活，小說成為她生命的存根。而這在「雜七雜八」者眼裡，是否太——委屈呢？專註至此，亦「刻板」至此，該招來多少「憐憫」的眼神！想想，憑嚴歌苓的體量，她若肯寫一幅字或隨意塗抹兩筆，該如何攪動世界書畫界？
由此，我們篤信，總有人，讓這個世界，高貴著。
作者簡介：劉世芬，筆名水雲媒，祖籍河北獻縣，現居石家莊。黨校教職,業餘寫作，現兼任石家莊市文聯《太行文學》評論版編輯。作品散見於《中國作家》《讀者》《文學自由談》等報刊，同時被多家媒體轉載，多次入選中小學課本讀物。著有散文集《潮來天地青》《下一個航班》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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