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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的價值和故事

【著書者說】

作者:拓曉堂(原國家圖書館古籍采編副研究員)

書籍是用文字、圖畫和其他符號,在不同的材質上記錄各種知識、思想的載體,是人類積累各種知識、經驗和思想,傳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說「書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對自然、社會以及人類自身認識、思考和感悟的凝華,那麼「書的後半生」就成為讀書人和藏書人的事情了。書籍一旦產生,並迅速地流轉,不論是抄本還是印刷本,那就不是作者個人的認識和感知,而是化身千百,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化成社會的力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出版的書變成了古舊書,或因為內容過時,或因為新的版本出現,古舊書的可讀性淡化,而文物性增加,逐漸演化為藏書,這就是書的後半生最奇妙的蛻變。

南宋臨安書棚本《丁卯集》 圖片選自《槐市書話》

我們為何要藏書?

隨著人類的歷史進步,更新的知識和經驗總結,無疑都會替代之前的書籍內容。因此,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天災人禍,蟲蠹水火,兵荒馬亂,一些曾經存在過的書籍,稍有護持不慎就會失傳。現存的古書種數,遠不能涵蓋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浩瀚文獻。例如先秦文獻《論語》《荀子》《管子》中曾經引用過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均已失傳。甚至是名列六經之一的《樂》也夐不可見。如果說孔夫子整理的樂經,由於是耳食之物,且過於注重禮的等級化,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便被自然淘汰。不僅如此,一些極具使用價值的著作,諸如與現存《黃帝內經》並列的《黃帝外經》、三國華佗的醫學著作《青囊書》也同樣失傳。《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焚書,李斯的奏章講得非常明白:「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也就是說有關醫學、農業種植之類的書籍不在焚書之列,可是現在有關這些方面的先秦書籍都已看不到了。再如元代張頯,字達善,四川導江人,時稱導江先生。著有《張頯文集》,《元史·藝文志》中有著錄,原書久已不存,僅在元儒吳澄的《吳文正集》中有《導江文集序》。而張頯曾身為江寧學官,將朱子的「閩學」引入江淮,繼而推廣到中原,為確立朱熹理學成為元明之後五百年中國的正統官學立下汗馬功勞,因此與大儒吳澄等並列入三賢祠供奉。如此重要的理學大儒著作,也是今已隻字不存矣!

《陳介祺致吳雲書札》 圖片選自《槐市書話》

書籍是國家和民族的大典,集科學文化、法制和人文精神之所在,因此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書籍都被列為最高的保護和收藏項目。如考古學家們在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發掘出公元前3200年左右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的圖書館。如在幼發拉底河邊的基什城,發現考證為古巴比倫王國的國家圖書館。再如卡箍發現的亞述國王巴尼拔的圖書館,藏有大約25000片泥板文書。再如在昆蘭地區(以色列,死海附近)發現窖藏的希伯來文古卷,稱之為死海文書,書寫在加工過的羊皮上,也稱羊皮書。還有位於現在埃及始建於約公元前四世紀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與古希臘人希羅多德的《歷史》描寫古埃及的金字塔等古代七大奇蹟一樣馳名於世。它「收集全世界的書」,夢想實現「世界知識總匯」,曾被譽為人類文明世界的太陽。中國古代的國家圖書館藏書至少在周朝已經建立,《莊子·天道》稱,「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可見周王朝圖書館藏書的存在。書籍的保護和收藏,傳承下來就有了藏書和古籍書的收藏。藏書已經成為世界各地各民族歷久彌新的共同文化現象。

人類有一個極終的問題,那就是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藏書會直接回答這個問題。當然考古發掘的分析報告也會回答這個問題,但那是被動的、無意識的,必須通過科學分析才能知道,書籍是主動地、有意識地回答這個問題。遠古的文獻精髓至今仍然存在於我們的血脈之中,這也許就是國學。試想一下,如果沒有藏書,當今的國學將會是什麼內容。倘若沒有孔安國從「魯壁」中發現秘藏已久的古文《尚書》,何談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國學爭論最大的問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端。

保護和收藏圖書,就是保護和珍藏國家民族的文化血脈和知識思想精華。

《商鞅量》 圖片選自《槐市書話》

藏書價值如何確定?

藏書的價值,決定於古籍書的「三性」。

首先是文物性。古籍書,尤其是善本書本身就有歷史的文物性。在國家有關文物政策法規中,對於文物有明確的下限年代規定,包括繪畫、瓷器雜項等,早年定為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以前。但是,當年國家文物局鄭振鐸先生和有關方面專家,出於對於古籍書的保護和重視,制訂了更為嚴格的規定,下限為1911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比其他文物種類下限延後了一個多世紀。據此制定了有關文物進出境限制標準,意在嚴格保護國家的書籍文獻。現在隨著時間變化,下限已經延伸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

國家圖書館對於古籍善本有一個相對的時間下限要求,要求是乾隆六十年以前印刷出版古籍書,手稿校稿不在此限。對於那些宋元古籍,不論殘缺,均屬善本。這對於整個古籍善本收藏具有指導意義。例如南宋刻印殘存的葛勝仲《丹陽後集》一紙零葉,就曾經被國家定為一級文物。

葛勝仲,字魯卿,江陰人,南宋官員,詞人。進士出身,曾官至禮部員外郎、國子祭酒湖州知州等。著有《丹陽集》八十卷、《後集》(又稱《外集》)二十卷。均已失傳。清乾隆間四庫館臣從明《永樂大典》中,輯佚出《丹陽集》二十四卷,其中詩七卷。然而八十卷本《丹陽集》和二十卷本《後集》是否有宋代刻本,完全不得而知。國家現存的有關書目,未見著錄。此《後集》零葉,證明了不僅是《後集》已經刊刻印行,《丹陽集》也應該刊刻印行。在這葉書口上,還有刻工名字「朱諒」。查閱宋代刻工資料得知,朱諒還曾參加了葛勝仲之子葛立方的文集《歸愚集》十卷刊刻。此書為南宋撫州地區刻本,可知朱諒當為南宋時期江西一帶的知名刻工。古時的刻工通常會受到活動地域的限制,因此這葉《後集》亦當為撫州地區刻本。加之清末民國古籍鑒定和收藏大家傅增湘先生,其《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著錄,「此書余藏大庫宋刊葉《丹陽後集》數葉,元明以來無刻本」,說明此葉原為清宮內閣大庫之物,隨「八千麻袋」一同散出。一葉零紙透露出如此之多的信息,實為罕見。可稱寰宇遺孤,其文物文獻價值當屬一級,實不誇張。

其次是文獻性。這是書籍的共有屬性,依賴的是蘊含在其中的知識和思想的總和,貴在獨有和創新,即便是新出版的書籍,也同樣具有文獻價值。

最後是藝術性。古代書籍雕版印刷,是現有書法名家手書,然後由刻工上板雕刻,因而每一部雕版書都是書法家和雕刻家通力協作完成的藝術品。比如宋代學者周密的《草窗韻語》,據稱就周密手書上板,字跡之優美,直到八百年後著名書法家沈曾植見到之後,驚呼為「妖書」;學者葉昌熾呼其為「尤物」。元代有趙孟手書上板《道德寶章》。清代有王士禛撰《漁洋山人精華錄》,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是由王漁洋門人、著名書法家林佶手書上板。此外清代康熙雍正年間的著名書畫家揚州八怪之一金農,對北宋刻經情有獨鍾,就是看重這些經文文字大都出自北宋之時的高僧之手,書法古拙,極具感染力。

古籍中藝術性最為直觀的就是其中的插圖版畫和圖譜畫譜。明代萬曆年間中國徽派、金陵、杭州的版畫,以其線條精準、人物形象生動傳神,足以稱雄於世界藝術之林。同時期的《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以拱花餖版印刷工藝,印製之獨特精美,至今令人讚歎。

凡書文物、文獻和藝術居其一者,即可稱之為藏書中的善本。

《槐市書話》 拓曉堂 著 商務印書館

藏書的魅力何在?

「書的後半生」很有意思,一面是可以用來讀的,也可當工具書來查閱,另一面是可以收藏的。對於古籍書來說,大都有新的印刷本可以用來閱讀,而真正的古書更注重的是被收藏。對於專門的藏書和藏書家,他們或許不是學者,也不是研究的專家,確是盡職盡責的藏書守護者,同樣是功德無量。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乾隆皇帝的藏書故事。

清宮紫禁城乾清宮旁邊是昭仁殿,那裡有一間不起眼的屋子,就是乾隆皇帝的藏書重地天祿琳琅。乾隆御筆題寫匾額。乾隆將藏書的精華部分聚集於此,並編寫了藏書目錄《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初編)》。不幸的是乾隆退位之後,嘉慶二年乾清宮不慎失火,殃及天祿琳琅,聚集於此的7l部宋版、85部元板,以及影宋抄本、明版共計439部珍貴藏書焚之一炬。是時乾隆仍在世,嘉慶皇帝很是難堪,下令重建天祿琳琅。然而大殿是可以重建,文物性的古籍書卻不能再造。於是在宮中四處搜尋,東拼西湊宋遼金元明五朝善本書663部,其中宋版241部,號稱「天祿繼鑒」,皆是「宛委琅函,螂嬡寶簡」,並由彭元瑞等受命仿前編體例,編成《天祿琳琅書目續編》20卷。天祿繼鑒藏書聲稱絕無翻雕贗刻。事實上《續編》的天祿琳琅藏書,魚目混珠,比比皆是。其中所謂宋板《尚書詳解》《配觿》《帝學》,都是清版冒充宋版,更有甚者前兩部竟然還有乾隆御筆題詩,成為後人貽笑大方的故事。

乾隆藏書雖然可笑,民間的學者也無緣一睹,可是天祿繼鑒藏書作為一代國家藏書象徵,其文物地位和價值無有它書可以替代。更何況乾隆藏書畢竟保留下來一些珍貴文獻,如元茶陵桂山書院刻本《孔從子》,是為海內外孤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部名貴的善本書,除卻自身的文物文獻和藝術價值之外,其漫長的流傳過程中的傳奇經歷,無形中增添了它的附加故事色彩。文物本身的價值是可以參照比對用標準去衡量,而故事的傳奇色彩所賦予的附加價值是無法估量的。誠如天祿繼鑒里混入的清版《配觿》《帝學》,與民間所存的版本無異,由於附加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在裡面,已經令乾隆的藏書羽化登仙,成為一段歷史的重要文物見證。

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古籍善本,都是幸運兒,必有傳奇的經歷和故事,這些都是書的後半生陸續附加的文化內容,如此說來,收藏古籍就是收藏人類積澱下來的厚重歷史,這就是藏書令人著迷的魅力所在。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21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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