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決定國運
少時讀《三國演義》，最愛的章節之一，應數第二十一回曹操與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少年心性，對劉備的隱忍不以為然，反倒羨煞了曹操的豪邁和犀利。在曹操眼裡，袁術冢中枯骨，袁紹色厲膽薄，劉表虛名無實，劉璋守戶之犬，每讀一句，我便在那本盜版書邊批註「當浮一大白」，最後算了算，大概要喝六杯青梅酒。十餘年後，我終於在草長鶯飛的江南春天嘗到了青梅酒的滋味，入口之際，風輕雲淡，沉於腹中，烈火升騰，心底鬱積的孤憤迅速被點燃，正適合縱論廟堂，橫議江湖，直抒胸臆，快意恩仇。對飲的友人乃是一位豪傑，我提起一個學者的名字，他叫道：「井底之蛙！」再說一個，他叫道：「沐猴而冠！」一壇青梅酒將近，這廝已經醉山頹倒，口中喃喃道：「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若謂少年時節，我們還有一絲路見不平拔劍而起的英雄情結，成人之後，漸漸洞悉到英雄主義的害處，一個需要英雄拯救天下蒼生的時代，註定是大不幸的時代。基於此，對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懷想，則不在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而試圖把握曹操論定群雄的眼光和標尺。譬如稱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回頭再看袁紹的故事，幾乎印證了曹操所言的每一個字。所謂不易之論，大抵如是。
然而論定人物，談何容易。古時難，今時更難；論古人難，論今人更難；論英雄難，論人更難。舉例來說。爭議最大的古人，莫過於曹操、馮道之輩，對他們的評價之所以兩極，更多是價值觀問題。設若曹操、馮道生於近代，價值觀之前，我們首先會遭遇真相問題（試看被比作曹操的袁世凱，被比作馮道的楊度）。如果說在古代，由於視角受限，我們只能看見曹操、馮道的一張側臉，那麼在近代，則只允許我們看見曹操、馮道的一張側臉。
何況，近世中國翻雲覆雨，變幻莫測，劇情反轉之速，令人目不暇給。政學兩界，一眾要角，從慈禧太后到袁世凱，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從魯迅到胡適，從周作人到胡蘭成，時時刻刻都處於爭議的漩渦之中，昨天還供在神龕之上，今天便落到凡塵之下，今天還是竊國大盜，明天便是民族干城，偉人與罪人，英雄與小丑，大師與戰犯，名流與漢奸，往往反轉於一瞬之間。這愈發增加了論定人物的難度。
老話說知人論世，我則嘗試知世論人。這些年來苦讀中國近代史，最大受益，不是熱血而是冷靜，不是經驗而是教訓，不是洞悉到要去做什麼，而是洞悉到不去做什麼……恰在這種種否定之中，我隱約覓得了論定人物的一些標準和法則。歸結起來，共計四點：
一曰學與術。1908年，鄭孝胥評點政壇大佬，謂岑春萱不學無術，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端方有學有術。雖然立論不公，對張之洞和端方的評價有待商榷，鄭氏所發明的學、術之分，卻可作為論定的尺度。其實這也不稀奇，古人好講經權並用，經對應學，權對應術。先賢云：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又云：守經而不知用權，謂之腐儒；用權而不知守經，謂之妄人。所以有經有權，有學有術，才是人間正道。
二曰釜與薪。汪精衛曾撰《革命之決心》，刊於《民報》第二十六號（1910年2月），文中將革命比作「炊米為飯」，「盛之以釜，熱之以薪」，說白了，要燒熟革命這碗飯，急需有人作釜，有人作薪，前者要求「不憚煩」，忍受烈火燒灼，後者要求「不畏死」，不惜化作灰燼，前者的要義是韌性，後者的要義是勇氣，這二者不分高下，而取決於革命黨人自覺其性情、能力適合做什麼。引申開來，則關乎一個人的才具與志業的關係。拿汪精衛來說，他本是作薪的材料，最後偏偏要去作釜，結局自然悲劇。
三曰雄才與大略。張學良曾對比其父張作霖與蔣介石：「我父親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蔣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親。」這兩句話，充分呈現了張學良的狹隘，不過把我們常用的「雄才大略」一詞一分為二，不失為一種聰明的提法。要言之，欲成大事與大業，必須兼具雄才大略。有雄才而無大略，往往目光短淺，只可能成為一代梟雄，霸業轉瞬成空；有大略而無雄才，往往眼高手低，只可能成為悲情人物。
四曰知識與國運。1912年8月，孫中山進京與袁世凱會晤，相見甚歡，回到上海之後，他曾發表演說，談及對袁世凱的觀感，盛讚其有肩膀、有頭腦、有新思想，只是手腕偏舊，不過這也不是什麼壞事，因為革命起於南方，對北方影響不大，南方如一本新曆，北方如一本舊曆，故而要新舊並用，全新全舊，皆不合宜。最後他留下了一句經典論斷：「……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這個說法，與學與術相近，不過所指更明確。具體說來，有新思想而無舊手段，必將隔膜於國情而欠缺行動力，以致紙上談兵；有舊手段而無新思想，必將隔膜於時代而欠缺方向感，以致進退失據。
由孫中山所言的「新思想」，引出我的一點愚見：中國要實現唐德剛先生所定義的「第二次大轉型」，從近代轉向現代，從帝制轉向民治，需要眾多因素風雲際會，執政能力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細論執政者的能力，其頭腦或知識結構無疑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知識與國運的關係正在於此：近世中國，執政者的知識往往對應轉型的方向感，構成了轉型成敗、國運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第二次大轉型的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有之轉型未必成功，沒有必不成功；決定不了一個國家的上限，卻足以決定下限。就此而論，執政者的知識達到了什麼程度，有沒有「新思想」，則將成為考量他們的頭號標尺。
遺憾的是，這一路考察下來，從慈禧到袁世凱，再到蔣介石，「舊手段」從未缺席，「新思想」難覓蹤跡。慈禧的知識結構，比義和團好不到哪裡去；袁世凱被嚴復和梁啟超視為舊時代的傑出人物，其知識終究限於舊時代的桎梏之下，對共和、民主等「新思想」幾乎一無所知；蔣介石讀過一些西書，曾追逐從西方舶來的新浪潮，然而其思想之主體還是儒家的學問，他的知識，充其量只能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第二次大轉型所呼喚的「新思想」不無隔膜與距離……由這些人來領導中國轉型，方向感必將大成問題。更不幸的是，在那些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點上，他們的舊頭腦和舊思想，非但無法推動中國往前走，反而開起了歷史的倒車。
近十年來，我一直在《中國經營報》開設專欄，話題也漸聚焦到國運興替中的人與勢，應報社旗下新媒體品牌觸角之邀，先將當下對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晚清七十年的些許思辨付諸於聽眾，也算是一個新的嘗試，歷史從來都是當世的一面明鏡，知古方能鑒今，歷史更是我們的良師，因為它從來不會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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