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能拿我的錢養你的老婆孩子呢！」

世界上有些事情，根本無法用常理來分析。比如下面這個笑話：

有個年輕人儘管不太富裕，但樂善好施。他每天給蜷縮在樓下的一個乞丐10元錢，後來變成了5元。再後來變成每天2元。

乞丐問他：

「你怎麼給我的錢越來越少了？」

年輕人回答：

「之前我是單身，所以給你十塊。後來有老婆了，只能給你五塊。現在我有兒子了，只能給你兩塊。」

乞丐聽了大怒，說：

「你怎麼能拿我的錢養你的老婆孩子呢！」

……

笑過之後，不得不承認，這是個有著相當深度的段子。它揭露了一種讓人啼笑皆非、心寒齒冷的混蛋邏輯。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在他給後人（主要是能給兒子周海嬰）留下的7條遺言中，最後一條最具「魯迅風格」：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這句遺言後來常常被作為魯迅的「罪證」出現的，有論者以此為據，批評他的狹隘，指責他不懂得調和，太過於不近人情。同樣的，還有他在散文《死》中寫的一句話。雖非遺囑，但有些遺囑的味道,原文是：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曾經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民族魂」的魯迅現在是越來越不受歡迎了。

證據一：有些新派的學者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或者文章中說（寫）過，將來重寫文學史的時候，魯迅的座次要往後靠一靠。不但第一名的位置不保，甚至要被擠出前五，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

證據二：不論是初中生還是高中生，因為學習和考試的緣故，好像普遍不喜歡不夠「通俗」的魯迅作品，有人甚至編出了順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三怕寫作文」。

證據三：在沒有什麼官方要求或者「暗示」的情況下，全國各種版本的教材，似乎不約而同地在刪減魯迅的文章。

……

這種現象的背後，其實與當下排斥傳統文化、熱衷於「過洋節」，不關注科學家、追逐明星緋聞的思潮是殊途同歸的。浮躁的社會必然拒絕崇高，與膚淺為伍，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是「水往低處流」的自然選擇。但魯迅的偉大又豈是隨隨便便就能否認得了的？

《讀者》上有一句說得真好：「有些人之所以要把魯迅從教材上拿掉，是因為他們擔心現在的學生把魯迅當成當代作家。」

魯迅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他用手術刀般的如椽巨筆洞察社會，剖析人性，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且不說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這種國家和民族責任感比起那些無病呻吟的作家高出多少倍，單說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實在難有人望其項背。

埋怨魯迅不夠寬容的人，其實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他們沒有經歷過魯迅遭遇的事情。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魯迅沒有像邵飄萍、聞一多、李公朴們一樣被暗算，僅僅是因為魯迅善於鬥爭罷了。假如易身而處，恐怕多數人比魯迅還要「喜歡報復」。

社會上太多吃瓜群眾或者打醬油的，因為事不關已，動輒勸人「以德報怨」，其實這不是無知，幼稚，就是不懷好意。有人把這安到孔子頭上，其實孔子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主張。《論語》是這麼寫的：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可見，孔子的意思是「以直報怨」，就是「該怎麼著就怎麼著」。

現實中有些人，因為有著自身奇葩的思維方式，其固有的邏輯好像根本就不是這個星球的產物，所以講道理是沒用的，有時候也很難感化。魯迅在遺言中指出的了一種，即「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還有另外兩種，是既可恨可氣，又常常讓人無可奈何的：

一種是借了私人的錢，長時間不還，當跟他索要的時候，卻「很不高興」，覺得不應該要。這倒也罷了，還反過來到處說被借者不夠大度，不講交情，弄得別人像欠了他的錢似的。

一種是平日里無所事事，就利用自己那點小心思琢磨蠅頭小利。最擅長的是想方設法、挖空心思地佔單位的便宜。一旦被發現，被戳穿小把戲的時候，往往不反省自己的不是，而是倒打一耙，發牢騷，耍無賴，到處散布管事者死板，譏諷領導過於計較，小氣。

這都是人的劣根性，古時有，近代有，當前仍然會有，只是缺少了魯迅式的手術刀，病症被掩蓋住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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