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北國與南疆的西南聯大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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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八十周年之際（聯大校慶日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日計算。簡潔起見，下文簡稱「聯大」，所有紀念聯大的碑都簡稱「聯大碑」），筆者終有機會親赴昆明，拜謁「聯大」舊址。徘徊於前輩學人生活過的這片土地，駐足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下，品味馮友蘭先生所撰碑文，不禁心有所感，並聯想到北大、清華及南開三校中的另外幾方紀念碑。它們雖然星散在北國與南疆，相隔遙遠，但其象徵意義，以及所彰顯的精神，卻毫無二致。重溫這幾方碑的來龍去脈，抑或還有一絲超越考據學的意義。
一、昆明聯大舊址上的聯大碑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結束；聯大校歌中期盼的「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的理想，即將成為現實。數日後，聯大即設置三大學聯合遷移委員會，籌劃三校遷返平津。但由於交通等方面的困擾，回遷事宜一拖再拖，直至1946年5月，聯大才正式宣告結束。北返前夕，三校在原西南聯合大學新校舍(今雲南師範大學老校區)內立碑以為紀念，這便有了「聯大碑」。
即將作別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昆明，留點東西以為紀念，是聯大實際掌門人梅貽琦的動議；而做一個傳統形式的紀念碑，則出於馮友蘭的謀劃。馮先生回憶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於分家和準備北歸的事，在有一次清華的校務會議上，梅貽琦說，我們在昆明呆了七八年，臨走的時候總要留下一個紀念品吧。會上我就提議，留下一個有古典形式的紀念品。大家都說好，就推我籌備這件事情。我就籌備立一個完全合乎傳統形式的紀念碑。嚴格地說，這座紀念碑並不是聯大常委會正式決議建立的，而是作為在聯大中的人為了紀念聯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後的銘詞大部分用校歌的詞句，可謂一稿二用。」（《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2版）
此碑的設計與製作，聯大幾位與其事者頗費過一番心思，梅貽琦、朱自清等人日記中都有相關記錄。1946年2月26日下午，朱自清「參加校志委員會茶會，討論紀念碑問題」（《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記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載，1945年10月30日，「聘請馮友蘭、雷海宗、姚從吾、羅庸、聞一多諸先生為西南聯合大學紀念冊編輯委員會委員。並請馮友蘭先生為該委員會主席」；11月21日，「西南聯合大學紀念冊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校志，並改稱西南聯合大學紀念冊編輯委員會為西南聯合大學校志編輯委員會。加聘馮文潛先生為西南聯合大學校志編輯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據此可知，朱先生所言「校志委員會」，是聯大為編輯校史而成的臨時性組織，其委員有馮（友蘭）、雷、姚、羅、聞、馮（文潛）六位。1946年3月2日，梅貽琦「咳嗽稍好，鼻涕仍多」，但仍為紀念碑的事操勞，「晚約馮、雷、姚、羅、聞、唐、劉、潘、湯、朱（聞未來），便飯，商寫刻紀念碑事。余酒食未多進，陪座而已。十點客散。」（《梅貽琦日記 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朱自清也記下了當日梅貽琦晚宴的情形：「參加梅先生晚宴，主客為唐、羅、劉三人，他們都是紀念碑之設計者。」（《朱自清全集》）
1946年5月4日，「聯大碑」落成，梅貽琦記錄下了當天的情形：「午前有雨。上午九點在圖書館舉行結業典禮，余報告後請三校代表湯（用彤）、葉（企孫）、蔡（維藩）相繼致詞，來賓請馬伯安、嚴燮成、熊迪之，最後由馮芝生讀紀念碑文。會後至後山為紀念碑揭幕，然後在圖書館前拍照，時已有小雨。拍照方畢雨勢忽大，在辦公室坐約半小時，待雨稍小始出。此或為到此室之最後一次矣。」（《梅貽琦日記 1941-1946》）馮友蘭亦云：「聯大決定於1946年五四紀念日結束，紀念碑也於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開聯大的會，全體師生集合，由我朗誦紀念碑碑文，然後到新校舍後面小土山上為紀念碑揭幕。經歷抗戰八年的聯大就此結束。」（《三松堂自序》）
「聯大碑」整體呈圓拱形，通高一丈五尺（約5米），寬八尺（約2.7米），立於坡底不算平緩的山坡之上，有台階可登。碑外圍前後兩面均有檐，前後面兩側各有兩層內壁，外檐和內壁從兩側往中間漸次內收，碑身鑲嵌於牆體之中。碑之式樣採用中國傳統款式，正面南向，上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書丹」。碑文系楷體，陰刻，共19行，1178字。因三教授在學術及書法方面的造詣，此碑被譽為「三絕碑」。
馮友蘭、聞一多二先生，至今仍名震寰宇，毋庸贅言。唯羅庸先生，去世有年，身後寂寞，今日讀者已覺陌生。羅庸，字膺中，號習坎。蒙古族人，1900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任教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1932年，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抗戰爆發後，任教於西南聯大及雲南大學。1944年11月，接替羅常培任聯大中文系主任、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直至聯大複員。1950年6月，病逝於重慶。羅庸在儒學、古典文學、佛學等領域造詣極深，並工詩詞及書法。幾十年後，聯大學生仍清楚地記得：「膺中先生在聯大的聲名對於當時一代人是如雷貫耳的」；「中文系莘田先生和膺中先生有『大、小羅先生』之稱，他們不僅都以學問博大精深著稱，而且也都以善於講課聞名全校」。（王均：《懷念羅膺中師》，《中華讀書報》，2007年9月26日）
馮友蘭所撰碑文，簡要回顧了聯大的歷程，高屋建瓴地總結了聯大可茲紀念之處：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三校歷史不同，學風各異，然八年之久，合作無間，終和且平；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內樹學術自由，外爭政治民主，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抗戰軍興，被迫南渡，然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此為歷史所未有。這幾點，也為後人了解聯大歷史、感悟聯大精神提供了一把鑰匙。聯大畢業生、後來蜚聲國際的學者何炳棣就認為：「最能表彰聯大社團精神及其特殊歷史意義的莫過馮師所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段文字，化用中國傳統經典之言，釋大學民主自由之精髓，寓意深沉，文辭優美，音律和諧。今日讀之，仍令人擊節稱嘆！何炳棣稱此文為「20世紀中國的第一篇大文章」，良有以也！
撰寫此文時，馮友蘭五十初度，正值人文學者的最佳年華。三十年後，馮先生重讀此文，亦不無自得，1976年作《聯大紀念碑碑文自識》一文，云：「碑建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舊址，原大飯廳後小土山上。文為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猶過於當日操筆時也。」（《三松堂全集》）在《〈三松堂散文集〉自序》中，馮先生也特意提到這篇抒情之作，說：「作為一個哲學家和哲學史家，我的作品大部分是說理之文，抒情之文不多，但也不是絕對沒有。在我的抒情之文中，有《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我自以為是當行出色之作。」
「聯大碑」背陰刻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由中國文學系唐蘭教授篆額，數學系教授劉晉年書丹」。唐蘭，字景蘭，號立庵，在古文字學等方面頗有造詣，有《古文字學導論》《中國文字學》等著作行世，盛名遠揚。劉晉年，字伯蕃，1904年生於天津，其父為清末翰林。幼承家教，習古籍，精書法。1924年，南開大學算學系畢業；1930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南開執教。抗戰時期，任西南聯大教授。三校複員，仍回南開任教。1968年5月逝世（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一書中卒年作1967，疑誤）。劉晉年治學嚴謹、教學認真；受家庭影響，書宗魏碑。（參劉晉年之妹劉年撰《劉晉年：勤勉終身的南開數學人》一文，南開新聞網，2014年10月17日）在人才濟濟的聯大，劉晉年能以數學系教授身份為「聯大碑」書丹，足見其書法功底之深厚；同時，這也折射出聯大學者素養之全面。
題名錄前有《序》，云：「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戰時任務完成，學校結束之日，勒其從軍學生之姓名於貞石,庶垂令聞,及於久遠。其有遺闕,補於校志。」碑陰所記，雖僅為834位從軍同學之名錄，但背後的那段歷史，卻堪稱悲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專列一章《三次從軍熱潮》，記錄了聯大最令人動容的這段歷史：「抗日戰爭是一次全民的戰爭。聯大同學出於愛國熱忱,曾有三次較大規模的參軍活動。先後在西南聯大上學的學生有8000人，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參軍人數為834人(見西南聯大紀念碑碑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估計實際數字不止這些)，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校方記錄參加抗戰工作離校學生有295人，兩者相加共1129人，約佔總人數的14％，即每100位同學中，就有14人曾經為了保衛祖國而投筆從戎，其中還有犧牲的烈士。」尤令人感慨的是，聯大校領導及教師子弟，如梅貽琦子女梅祖彤、梅祖彥，馮友蘭長子馮鍾遼等，都不懼生命危險，毅然加入從軍之列。聯大學生投筆從戎、保家衛國的舉動，雖然出於戰時的需要，但他們所體現出的精神，完全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那種家國情懷。他們願意用自己還有些稚嫩的臂膀，去肩負民族興亡的責任，而不是躲進書齋，任憑家國風雨飄搖！
「聯大碑」堪稱一部濃縮的西南聯大歷史（《聯大八年》首篇即為馮先生所撰碑文，徑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也是中國人存亡繼絕努力之見證。在彩雲之南昆明西北角的一隅，「聯大碑」靜靜地矗立了四十多年，似乎被人遺忘。然而，時間並沒有磨滅其光芒，她終又重放異彩，一生二，二生三，在清華、北大、南開的校園裡有了自己的化身。從此，遠在西南邊陲鐫刻著聯大精神的這方石碑，不再孤獨，而移步於北國上庠之中，潤物無聲。
二、清華園裡的兩方「聯大碑」
北京西北一隅的清華園，在皇家園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水清木華，疏朗而清幽。漫步園中，細心的人們可以找到兩方「聯大碑」。他們樹立的時間，前後正好相隔二十年。
1987年11月1日，是聯大建校50周年紀念日；1988年4月24日，作為清華77周年校慶日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典禮在清華舉行，陳岱孫、施嘉煬、趙訪熊、朱德熙四位先生為之揭幕（據館藏檔案）。該碑立於清華園核心區域、丙所西南的開闊地帶。正面刻有「西山蒼蒼，南國蕩蕩，聯合雋彥，大學泱泱」十六字，字頭藏「西南聯大」。背陰刻碑記，云：「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一九三七年又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侵佔華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戰火中南遷長沙，共組臨時大學。由於日寇不斷進逼，政府軍節節敗退，學校繼續往西南遷徙，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距今已半個世紀。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夏，北大、清華、南開北上回原址復校。聯大八年，師長同學為國家與民族的前途，為教育與科學的發展，共歷艱辛，共志進步，共創業績，譜寫了抗日戰爭教育史上的光輝篇章。」碑記額題「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九字，襲用了原碑上聞一多先生的篆字，但省去了「國立」二字。
這方碑的碑文說明及陽面所刻十六個字，均為清華大學時任黨委書記李傳信所擬。承憲康回憶說：「他（李傳信）參與了學校多個雕塑像、紀念碑的建立，……在甲所與丙所之間開闊地矗立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底地上嵌石為雲南省地圖，中為聯大校徽，這是他同樓慶西、鄭宗和、葉茂煦三位同志共同商議出的方案。」（承憲康：《良師益友—懷念傳信同志》，載《李傳信紀念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李傳信自己也曾談到此碑，說：「立石北面刻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南面刻『西山蒼蒼，南國蕩蕩，聯合雋彥，大學泱泱』十六個字，不久想用『聯合濟濟，大學泱泱』，似乎更好一點，但石已刻完，只能算作遺憾了。」（李傳信：《西南聯合大學50周年感言·附言》，載氏著《清華往事紀實》，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這方碑雖然不是複製的原碑，但卻是三校中最早為紀念聯大而立的標誌，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1988年10月28日，清華髮給「西南聯合大學暨雲南師範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的《賀信》中，也特意提到此碑，說：「清華大學從來都十分珍惜西南聯大的歷史經驗。為了永遠紀念西南聯大，繼承和發揚西南聯大的優良傳統，在今年四月末的清華校慶日，學校隆重舉行了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典禮，『西山蒼蒼，南國蕩蕩，聯合雋彥，大學泱泱』，象徵著西南聯大的精神與水木清華同在！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將激勵著清華大學不斷前進。」（據檔案資料）
北去此碑不遠，第一教室樓北端後山之麓，還肅立著另外一方碑—「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陳寅恪先生所撰碑文赫然在目。兩方石碑隱於校園一角，靜默無語，但它們共同見證了老一代清華學人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執著追求。
2016年3月，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致信清華大學校方，轉達馮友蘭先生之女宗璞關於建議清華複製和建立西南聯大紀念碑的建議，並詳加申明其意義（據檔案文件）。清華對此建議十分重視，迅即組織各部門研究落實。2007年10月27日，時值聯大建校70周年，複製「聯大碑」在清華落成揭幕。該碑安放在新航空館（現為校團委所用）以北、校河以東的綠地上。碑體面向西南，意味著朝昆明方向。校方的報道稱：「整個場地的設計表現了西南聯大的師生們越過重重險阻、百折不撓、矢志民族復興的精神。設計師依據地形條件，設置了層層跌落的台地，每層台地皆為不規則的折線，隱喻了中國知識分子寧折不彎的剛毅性格，富有力度。下方的三塊台地象徵了當時聯合起來的三所大學，以不同的鋪地材料指涉了三所學校的性格，在其之上是一塊完整的混凝土地面，象徵了團結和凝聚力。跌落的台地整體呈現發散的動勢，寓意聯大精神在此發揚光大。」（清華新聞網，2007年10月28日）
清華複製的「聯大碑」，碑身形制完全沿用昆明原碑，但碑身外檐的形狀，改為了方方正正的箱形，而非原碑的圓拱形。碑體兩側增加了新內容：西北一側上刻：「西南聯大校訓 剛毅堅卓」；東南一側，刻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誌》。志云：「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陷我平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師生泣血南渡，在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後再遷昆明，更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始得北返，凡歷九度春秋。三校師生，一代英才；身處危境，剛毅堅卓；蓋茅築室，不廢弦誦；心憂國運，血薦神州；孕育於民族屯蹇之際，輝煌於復興大業之中；既為世界教育史之奇蹟，更為中華民族文化百折不磨之明證。三校北返前夕，刻碑以為紀念。文為馮友蘭先生所撰，聞一多先生篆額，羅庸先生書丹。碑陰鐫入抗戰期間參軍學生之姓名。為紀念西南聯合大學建立七十周年，緬懷青史，光大傳統，激勵後人，特按原碑複製，矗立校園，以供瞻仰。清華大學二〇〇七年十月立。」
《碑誌》出自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徐葆耕教授之手。徐教授早年畢業於清華水利系，後棄工從文，清華恢復中文系後，主持系政多年。他致力於清華學派、清華精神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釋古與清華學派》《清華學術精神》等著作。惜數年前遽逝，此文也算是他在清華園中一個長久的印記吧！
三、北大校園的「聯大碑」
自古色古香的北大西門走進燕園，跨過三孔圓券石拱橋（稱「校友橋」），右轉前行數十米，池塘邊草地中有石碑兀然而立，此即為北大複製的「聯大碑」。
北大「聯大碑」的揭幕時間，在1989年5月4日校慶日。此碑僅複製了「聯大碑」的碑身，而沒有外面的保護層。該碑座落在一個有三級台階的石砌平台之上，正面向西，背面底座上刻有「慶祝西南聯大建校五十周年複製西南聯大紀念碑」字樣。28年過去了，在成年人手可以觸摸的地方，石碑上有幾處已被擦得鋥亮，足見來此憑弔者之多。
去碑西南數米有卧石，上刻：「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組成長沙國立臨時大學，並於1937年11月1日開學；1938年由長沙遷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三校復原北返，西南聯大師範學院留昆為昆明師範學院，屆時校領導決定在西南聯大舊址（現雲南師範大學）立碑紀念，遂請馮友蘭教授撰碑文，聞一多教授篆額，羅庸教授書丹；碑陰面刻西南聯大抗戰以來從軍學生姓名，由唐蘭教授篆額，劉晉年教授書丹。1988年，為紀念西南聯合大學的業績，北京大學決定複製該碑立於校園內，即派專人赴滇采相同石質的碑體運京，製作後於1989年5月4日舉行了此碑的揭幕儀式。」
北大複製的「聯大碑」十分樸素，沒有過多的設計元素，說明文字中也只言事，而未及其他。不知學校檔案中，對複製此碑的來龍去脈可有完整的記錄？
四、南開校園中的「聯大碑」
今日天津八里台的南開校園，是浴火重生的產物。1937年7月29日凌晨，侵華日軍喪心病狂，將這所成績卓著的私立大學夷為平地。但「有中國就有南開」（蔣中正語），八年流離之後，南開重返津門，並完成了由私立到公立的蛻變。作為西南聯大三校中的一員，南開也牢記著那段歲月，並立碑以志永恆。
1988年10月17日，南開曾在馬蹄湖西岸立過一方「西南聯大五十周年紀念碑」。據云，該碑由主碑、三校校徽碑及紀年的基石三部分組成。主碑碑文由黃鈺生先生撰文並書寫。主碑是由三個石塊黏合而成的「山」字形大石，碑身正面鐫刻著黃鈺生先生撰文並書寫的碑文（集三校之俊彥，育四海之英才。安貧樂道，師生同濟；科學民主，壯志滿懷。念八年昆明之既往，迎廿一世紀之即來）。校徽碑由三塊條石連成一體，三面分別鑲嵌南開、北大、清華三校校徽，石碑連接處上方鑲有西南聯大校徽。日前，筆者專程前往尋訪此碑，然遍問路人，竟無一知者。後據老照片比對，筆者認定一處人工整修過的地基就是原碑所在，並在東南角草叢中找到了說明碑石。何以要拆除此碑，筆者不免困惑。回京後，電話諮詢南開校史研究人員，才知曉答案：2007年南開複製「聯大碑」後，即將此拆除，主碑移至津南新校區內西南聯大紀念園中，校徽碑則告消失。
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的是，碑文撰寫者黃鈺生先生。黃鈺生，字子堅，湖北沔陽人。1916年入清華學校；在芝加哥大學獲碩士學位後，赴南開大學任教授。1937年9月，參與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的籌備工作。1938年2月，擔任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徒步旅行團」指導委員會主席，與三百餘師生共同完成了中外教育史上罕見的壯舉。在聯大八年中，代理張伯苓的聯大校常委工作，聯大的許多臨時大事，梅貽琦都交他負責。聯大能購得昆明大西門外荒地並建成「新校舍」，解決師生的燃眉之急，擔任建設長的黃鈺生，與有功焉。聯大師範學院成立後，黃鈺生出任院長，為當地教育事業貢獻尤多。
2007年9月13日，南開複製的「聯大碑」在校內揭幕。該碑位於大中路西首南側。這方碑完全複製了原碑的樣式。碑的正面朝北，正面下方有八級台階，台階中間鑲嵌有一塊石牌，上刻南開大學教授范曾題寫的碑記。碑之西北、西南石板上，鑲嵌有9個高約30厘米的方形石柱，每個石柱上分別刻有1937-1945各年份的數字，意指西南聯大存續的年代。
和平的環境，充足的物質保障，是辦好一所大學、乃至任何事情的基礎。「大師」固然重要，「大樓」亦不可或缺。西南聯大的成立，是戰爭狀態下的不得已。沒有人會留戀戰時的苦難，西南聯大讓我們不斷回味的，是她沉澱下來的那些可以勒之貞珉、燭之後世的精神。困擾中國的「大學之問」有很多，但從「聯大碑」中庶幾可以找到不少的啟示。
（蒙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李珍博士、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張鴻女士，協助查找相關檔案資料、提供相關信息，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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