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奇特而矛盾的一生
公元1977年的冬天，中斷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中國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成千上萬的人重新拿起書本，投入到求學大軍當中。
陝西涇陽，一位83歲高齡的老人正顫顫抖抖地在本子上寫字，他記了一輩子日記，如今一隻眼睛已看不見，但仍然堅持每天摸著寫一點，並誦讀幾句外文。妹妹與他閑聊，說有的學校還沒有開英語課。他著急地問：「為什麼？」妹妹回答：「因為沒有外語老師。」老人馬上提高了嗓門：「他們為什麼不來請我？我還可以講課……」
1978年1月14日，老人被送到當地駐軍513醫院。此時，他已經雙目失明，生命走到了盡頭。他神志昏迷，只是在一片黑暗中不停地低低地呼喊：「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吳宓為一代名師，曾歷任東南大學、東北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燕京大學、西南師範學院等校教授，為中國培育了無數的英才，錢鍾書、季羨林、李健吾、曹禺、呂叔湘、李賦寧等著名學者都是他的學生。這些學生無不認為吳宓是一位學識淵博、真誠率直的好老師。不過，他們也知道，他們的這位老師有點「奇」。
彷彿《紅樓夢》中人
吳宓，字雨僧，他的學生們習慣尊稱他為「雨僧先生」。對於「雨僧」二字，吳宓曾專門寫過一幅對聯：「一生長畏風雷雨，三寶皈依佛法僧」，他似乎曾有過出家為僧的念頭，並為此有過內心的矛盾，但他最終仍舊是一位人世的學者。
吳宓非常喜歡《紅樓夢》，有人隨意點出《紅樓夢》中的任一回目，吳宓都能背誦得一字不差，連標點符號也不會有任何差錯。他對《紅樓夢》的喜愛，還落實到自己的行動中。抗戰時期，擔任西南聯大教授的吳宓見到一家飯館的名字竟然與《紅樓夢》中的「瀟湘館」同名，這令他非常氣憤，馬上找到飯館老闆，要求對方更名。老闆當然不同意，但吳宓百般勸說，糾纏不去，老闆不勝其煩，最後只好改了名字。這樣的事情，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吳宓一人能做得出來。他之所以如此痴迷《紅樓夢》，與他的家庭以及幼年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
1894年8月20日，陝西省涇陽縣安吳堡吳氏家族又添一個男孩，他就是吳宓。吳宓的生父是吳氏家族的長子，生母姓徐，身體向來虛弱。吳宓出生不到半年，生母便因病去世，吳宓也改由祖母和祖母身邊的僕人劉媽撫養。吳氏家族是當地最大的家族，分老支、新支，新支非常富厚，單是其東院吳式義堂，累世為鹽商，總號設於揚州，號稱「全省首富」，分號遍於漢口至上海沿長江各碼頭。其西院吳崇厚堂，則在涇陽縣有祥義和店，在三原縣有全盛益藥店、永興厚布莊，數代積累，其富貴如同《紅樓夢》中的賈府。吳宓就出生在吳崇厚堂，雖然他出生後6年便趕上庚子國變，家族的商號一一關閉，財力大減，但整個大家族仍然長尊有序地生活在大宅院內，府中有丫環、傭人，而吳宓的身份地位則極像賈寶玉，其祖母則是這一大家子的「老祖宗」。
與賈寶玉不同的是，吳宓有一個更為特殊的身世，就是他有兩個父親，三個母親。生母去世後，吳宓的父親吳建寅成為鰥夫，祖母憐愛吳宓，便命令把吳宓過繼給自己的次子吳建常，生父雖然極不情願，但祖母是一家之主，只好聽從。這樣，除生父外，吳宓的叔父和嬸嬸成為他的養父、養母。而等吳宓的生父後來又娶了妻子雷孺人後，雷孺人也成為吳宓的繼母。吳宓的兩父兩母以及祖母，都很疼愛吳宓，但疼愛的方式不同，有時甚至因此鬧矛盾，這對吳宓的性格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1904年的一個夜晚，10歲的吳宓背誦完《左傳》中的一篇文章後便睡覺了。他小的時候一直與祖母住在一個屋子，祖母對吳宓十分溺愛，幾乎一刻不離地撫養他達14年之久，而且從不打罵。可是，這一天深夜，祖母卻突然將吳宓按在炕鋪上痛打，不僅如此，祖母還命令僕人將吳宓送到井邊，讓吳宓投井自盡。事後，吳宓才知道，這件反常的事，其實是由於祖母與繼母雷孺人發生矛盾造成的。雷孺人曾帶吳宓參加宴席，並親手給吳宓夾一些菜，而吳宓見到不合自己胃口的菜，便會皺眉、搖頭，雷孺人認為吳宓的這些舉動很是無禮，是不尊重繼母的表現，回家後便告訴吳宓的祖母，祖母也只能點頭稱是。這些事在我們看來是多麼小的事情，可是在吳宓的祖母看來，這是兒媳婦在指責她平日過於溺愛吳宓。為此，吳宓的祖母心裡窩氣，隱忍多日後，突然便在這一個晚上爆發，痛打吳宓甚至逼令吳宓投井，這其實是對兒媳婦的反攻。吳宓深愛祖母，但認為祖母多年寡居持家，自律過嚴，心情過於緊張，以致於晚年不能自己找樂，對別人也習慣於計較和責難。這種性格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吳宓。
嚴格說來，吳宓的祖母與一樁人命案有關。這件事發生在祖母六十壽辰時，家中大宴賓客，每個人都在忙碌。吳宓突然大喊口渴，要喝水。廚房的人都很忙，過了很長時間，才有一個14歲的婢女端了一碗開水給吳宓。吳宓接過碗，說開水太熱，不能一氣喝下。這本來不算什麼事情，但祖母認為孫兒受了委屈，一下子變得非常憤怒，奪過水碗便向婢女頭上扔去，而且也不管婢女是否受傷，不讓婢女吃飯，宴席後又用盡全力地撕、擰婢女，使婢女大聲喊痛，備感恐懼，一年後便死去。這件事被吳宓寫在《吳宓自編年譜》中，並由此評論祖母：姑且不去討論「虐待婢女」的事情，就論祖母慶祝壽宴中無故發怒，即可看出她性情反常，之後她也不久於人世了。
幼年時所受的刺激往往能強烈地影響一個人的性格。吳宓雖然一生好學，勤苦善良，待人誠懇，事事為人師表，但他自己也承認，祖母對他的影響太大了，以至於他的一生凡事認真，甚至總是非常較真，常處在自我矛盾當中，感情很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有過激的言行。
吳宓的兩位父親都曾在國民政府監察院任職，生父吳建寅向來嚴厲，養父吳建常卻非常可親。在吳宓的心目中，祖母去世後，養父對他影響最大。養父很是風流，曾是關中大儒劉古愚的學生，後來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曾任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的秘書長、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等職。他博學多文，對吳宓無所不談，很早就與吳宓談論過《紅樓夢》《西廂記》等古典小說，使吳宓對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此外養父對吳宓還像母親一樣照顧，教他如何穿襪子、刷牙、整容，如何待人接物。唯一令吳宓遺憾的是，養父風流成性，很受女性歡迎，但他卻沒有把女子的心理以及戀愛技巧早點教給吳宓，致使吳宓成人後感情屢屢受挫。
讀書生涯
吳宓的學習成績向來優秀。他有過目不忘的天賦，7歲時便能背誦《史鑒節要便讀》《唐詩別賦》等書，10歲時除讀《春秋》《左傳》等中國傳統經典外，還常閱讀養父從上海寄來的《新民叢報》《新小說》《上海白話報》等報刊。12歲上中學後，他的國文、英文及數理化各科成績都是名列前茅。17歲時，吳宓在全國400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績進入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
在清華，學習之餘，吳宓擔任過《益智雜誌》的英文部編輯，《清華周刊》編輯，並一度代理《清華周刊》總編輯。他寫過章回體小說，還發表過紀實小說、劇本、詩歌，展現出很好的國學和文學才華。1917年，清華選送學生到美國留學，吳宓人弗吉尼亞大學學習文學。選科的時候，他並沒有選擇文學，當時的中國正屢受列強欺辱，吳宓有著強烈的愛國心，認為文學不是當時中國所急需的，所以打算學習應用化學，後來又想學新聞。然而，當時的清華校長周詒春認為，吳宓的才性更適合文學，所以指定吳宓必須學習文學。
對於此事，《吳宓自編年譜》中有記載：「周校長謂：宓無交際及活動之才能，不諳習實際事務與社會人情，決不宜為報館訪員（記者）。統觀宓之才性，最適合於文學literature。故派定宓學習『文學』，即欲在雜誌、期刊中，以言論指導社會，亦必先在大學中，習『普通文科』liberal Arts。其中包括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心理、社會學等課目，而仍以文學為首要，故所議者暫止於此。學校，則擬派宓赴美國弗吉尼亞省立大學。謂：該校雖在美國之南方，以『保守』Conservative著名，然該校之傳統、風氣及課程、教授，實皆甚好。且清華駐美學生監督黃佐廷先生（名鼎）即由該校畢業者。故該校曾一再表示：盼清華派學生前往肄業。故今選派宓往。實深資倚重。」這件事對吳宓一生影響重大。吳宓當時對校長的態度頗有意見，但晚年卻這樣評價：
據周校長對宓之評斷，可云：「校長實是宓之知己」。其處理亦未為錯誤。但在當時，以至1916年之許多年中，宓恆憾周校長（由其人於中國之舊文化、舊學術，所造甚淺）從不了解宓，不賞識宓，認宓為「無用」、「無前途」之人，因而輕視宓，且不悅於宓者――此實宓之大錯誤。晚年宓始自知誤也。
到美國後，吳宓先在弗吉尼亞大學學習一年。該校所在的弗吉尼亞州風景優美，人情敦厚，給吳宓留下美好的印象。而大學內道德風氣好，文學標準高，課程內容充實，教學方法精細，均使吳宓受益匪淺。其中《英國文學》課由副教授Herman Patriek講授，他教課時勤細懇摯，而吳宓學習時則如饑似渴，正課外還常於晚間前往老師住處請教，得益最多。吳宓自稱，自己的英國文學基礎知識，實際就是在這一學年中學到的，而回國後講授英國文學時，也總是用當時在弗吉尼亞大學的教科書。
1919年春季，吳宓因導師緣故，轉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跟隨白璧德等教授學習。與胡適的老師――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側重教育改革的實驗主義哲學不同，吳宓的老師白璧德被視為新人文主義和古典主義的主要代表，他既重視西方古典文化傳統和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又對中國的孔子思想極為推崇。他認為儒家的人文傳統既是中國文化的精粹，也是謀求東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礎。白璧德因此對吳宓等中國留學生寄予厚望，以為中國文化的復興與否，不僅關係到中國本身，且將影響世界文化的前途。吳宓接受了白璧德的教導並成為其高足，認識到中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並建立了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在導師白璧德等人的指導下，吳宓學習「比較文學」、「近世文學批評」等課程，校課之外，他讀完白璧德的全部著作，自認這是留學美國四年中學業最有成績、學問最有進益的一學年。
這段時間，吳宓還與同在哈佛進修的湯用彤、俞大維、陳寅恪、梅光迪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吳宓不喜遊樂，只喜讀書，對於他人學問的長處總能極力推崇並予以學習。在一個暑假，他曾請俞大維為他單獨講授《中國哲學史大綱》，又請湯用彤為他單獨講《印度哲學及佛教》，所教內容皆簡明精要，使吳宓受益很多。
1921年8月，吳宓獲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後本來還可以進修一年，但他提前歸國，擔任南京東南大學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講授西方文學與世界文學，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先河。他所開設的「中西詩之比較」課程，是中國比較文學的第一個講座。
辦《學衡》的艱難與悲欣
吳宓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回國，本來受聘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但突然接到南京東南大學教授梅光迪的來信，請他到東南大學任教，以便共同創辦《學衡》雜誌。梅光迪的來信激情洋溢，認為只有把《學衡》辦起來，他們才可以很好地弘揚民族文化、溝通中西文明，實現他們在哈佛時就有的理想。梅光迪的話激起了吳宓的豪情，他不計後果，迅速辭掉北京高師的聘請，趕往南京，雷厲風行地與梅光迪、胡先、柳詒徵、湯用彤等人共同創辦了《學衡》雜誌。從此，吳宓成為《學衡》雜誌和「學衡派」的核心人物，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並影響至今的文化論戰。
這場論戰早在吳宓留學美國時就已經開始，一些留美學生以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認識，以及對文言文、白話文的意見分歧為主要內容，形成兩個爭鋒相對的派別。一派以胡適為代表，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一直沿用的文言文都沒有多大用處了，主張全盤西化，全面推行老百姓熟知的白話文；另一派則以梅光迪、胡先騙、吳宓等人為代表，他反對打倒文言文，認為只有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普遍有效的精華，才能重建我們民族的尊嚴。兩派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但很明顯，在1919年前後，當陳獨秀、胡適等人掀起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以後，他們便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由於在論戰中，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派總是佔據上峰，這使得吳宓備感壓力，時常悶悶不樂，有時鬱結於心，無法宣洩，便在日記中罵胡適等人「豺狼當道」，粗陋不堪。在吳宓的心目中，胡適等人不只是模仿西方的糟粕，而且在毀掉中國的文化。但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少有知音，「學衡派」甚至被作為譏笑的對象。
奇特的師長風采
吳宓先生走路直挺挺的，
拿根手杖，捧幾本書，
穿過聯大校園，神態自若；
一如他講浪漫詩，柏拉圖，
講海倫故事；寫他的舊體詩。
這首詩是吳宓在西南聯大的學生趙瑞蕻所寫。西南聯大是在抗戰時期，由北大、清華、南開在昆明合辦的聯合大學，聚集了當時中國最多的名師，吳宓是其中之一。在西南聯大學生的記憶中，吳宓先生的形象永遠生動鮮明、在矛盾中獨具奇特的風采。
一方面，吳宓教學做事一板一眼，非常認真，近於古板，有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對自己要求極嚴，每次上課鈴聲一響，他就走進教室，非常準時；有時，學生還沒有到齊，他早已捧著一包書站在教室門口，所拿的教科書里則夾著很多寫得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紙條，這是他對教科書的修訂和補充。無論寫日記、寫文章乃至上課在黑板上寫字，吳宓總是寫得端莊中正，一絲不苟。這樣的嚴格要求，他堅持了一輩子。他對周圍的人也很嚴格，有一次，一位老師不知把教科書放哪兒了，到處尋找，吳宓知道了，非常生氣，也不管這位老師是何許人，一頓斥責。到晚上大家都睡覺了，吳宓還到這位老師的門口，詢問有沒有找到教科書。為了避免「糾纏」，這位老師只好撒謊，說已經找到了。正因為如此，吳宓素以性格嚴峻著稱。
可是，另一方面，吳宓又非常可親可愛，且常有出人意料的。他對學生非常和藹，只要學生提出合理的要求，他總會真誠而盡全力地去實施去幫忙。尤其對他看重的好苗子，他簡直恨不得這樣的好苗子馬上能超越自己，並將學生寫的好文章趕緊推薦給報刊。他的講課也獨具風采，趙瑞蕻回憶：吳宓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歐洲文學史時，除繼續採用原清華大學西語系教授翟孟生編著的教科書外，主要根據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把這門功課講得非常生動有趣，娓娓道來，十分吸引學生，每堂課都濟濟一堂，擠滿了本系和外系的同學。這是當時文學院最「叫座」的課程之一。吳先生風趣幽默，記得當時一起上課的有一個二年級女學生叫金麗珠，很漂亮，吳先生點名時，一點到「金麗珠」，便說：「這名字多美！Verv beautiful，veryromnantie，isn』t it？」他笑了，同學們也都笑了。那個女同學很不好意思，臉都紅了。這正是吳宓率真、真誠、多情、浪漫的另一種表現。
在師生們眼中，吳宓是一位非常簡單真誠，又非常複雜矛盾的先生。正如季羨林所寫：「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總之，他是一個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不過，吳宓的奇特與矛盾，並沒有絲毫影響學生們對他的敬意。所以季羨林緊接著寫道：「我這樣說，不但絲毫沒有貶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雨僧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奇人，是一個真正的人。」
捉摸不透的感情世界
吳宓還是一位感情飽滿的詩人，這不只是因為他出版過《吳宓詩集》，更重要的是曾幾何時，「吳宓苦戀毛彥文，三洲人士共知聞」傳遍了學界內外。
往事要回溯到吳宓還在清華學校當學生之時。當時，吳宓有一非常好的同桌叫朱君毅，兩人交情莫逆，彼此事事公開。朱君毅有一表妹叫毛彥文，二人青梅竹馬，彼此通信達五六年之久。毛彥文的每一封來信，朱君毅讀後都給吳宓看。吳宓私下很是羨慕朱君毅有這麼一位表妹。吳宓在哈佛留學時，朱君毅也在美國留學。有一天，吳宓便寫信給朱君毅，請他寫信給毛彥文，由毛彥文代他相親。原來，吳宓在清華求學時常在《清華月刊》發表文章或詩詞，一位同學的姐姐叫陳心一，畢業於省立杭州女子師範本科，常讀吳宓的作品，對吳宓十分欽慕。陳心一的弟弟知道這件事後，就把姐姐介紹給吳宓。吳宓見有女子這麼欽慕自己，很是歡喜，但自己身在美國，而陳心一卻在杭州，無法見面。於是，吳宓便想到了正在浙江讀書的毛彥文。
毛彥文代吳宓相親後，在信中對陳心一盡量做了客觀的評價，認為陳心一是舊式女子，皮膚稍黑，但不難看，中文精通，西文從未學過，性情似很溫柔。如果吳宓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賢內助，陳女士很適當；如果想娶善交際、會英語的時髦女子，則應另行選擇。吳宓顯然非常信任毛彥文，看信後便作出重要選擇，與陳心一越洋訂婚，回國後立即與陳心一結婚。結婚這年是1920年。
陳心一正是毛彥文所說的賢妻良母，吳宓有一些舊文人的習氣，有時會發不合理的脾氣，陳心一往往逆來順受，不予計較。婚後的最初幾年，二人婚姻生活正常，彼此平靜無事。然而，到1928年的時候，吳宓卻鐵了心要與陳心一離婚。
吳宓離婚這件事，不僅他的長輩反對，朋友們也多不贊同，甚至整個學界的矛頭都指向吳宓。在大家看來，平時一直提倡傳統道德的吳宓一旦離婚，其行為與他的學說背道而馳，不啻於自己向自己捅了一刀，也向學衡派乃至他們所提倡的新人文主義捅了一刀，所以朋友們都極力勸阻。
好友吳芳吉寫信勸阻吳宓：「離婚今世常有，並不足怪。只是嫂子並沒有做什麼失德不道的事情，怎麼就有這樣的遭遇！《學衡》數十期中所提倡的是何事？！兄長您以至誠之德，大聲疾呼，還害怕不容易打動人心。現在你自己卻有其言而無其行，言行不一，又怎麼能得到世人的信任呢？！」
另一位好友，正在美國留學的郭斌和更是寫長信力勸吳宓：「吳宓你就是為《學衡》計，為人文主義計，為白璧德恩師計，為我們的理想道德事業計，都應該與心一複合。」
就連吳宓最知心的好友陳寅恪也多次規勸、告誡他，無論如何對正式之妻不能脫離背棄或有絲毫蔑視，應嚴持道德，懸崖勒馬，勿存他想。吳宓向來聽從陳寅恪的意見，但這一次決心已下，無論如何要離婚，並且認為：「我之所以這麼做，是本於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義。」陳寅恪最終尊重了吳宓的個人決定。 吳宓離婚的事，引起了很大的風波。而吳宓苦追毛彥文的故事，直到現在仍廣為人知。
毛彥文本來於1917年與朱君毅正式訂婚，但在1924年，朱君毅移情別戀，向毛彥文提出解除婚約的要求，吳宓曾一度從中調解，但最終失敗。而過了一段時間後，吳宓早已潛藏著的對毛彥文的愛戀之情，便越來越強烈了，也許，這正是導致吳宓離婚的最重要的因素。
事實上，已婚的吳宓曾強烈壓制自己對毛彥文的感情，但最終無法控制。等他離婚後，更是大張旗鼓地追求毛彥文。毛彥文起初根本不同意，因為她最不願意聽到與朱君毅有關的事情，而吳宓幾乎每次寫信，都要敘述從某年起，從朱君毅處讀到毛彥文的信便漸萌幻想，這使得毛彥文無法忍受，斷然拒絕吳宓的追求。可是吳宓絲毫不受影響，曠日持久地痴心追求毛彥文，甚至讓天下人都要知道。「吳宓苦戀毛彥文，三洲人士共知聞」，正是吳宓自己寫的詩句。他很真誠地將自己的感情公諸於世。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等毛彥文最終鬆口時，吳宓卻又止步了，這件事令毛彥文很受打擊。1935年，已經33歲的毛彥文與66歲的熊希齡在上海結婚。吳宓得知消息，深為傷感，好多天都不露面。
對於吳宓複雜而矛盾的感情世界，世人始終充滿好奇，卻又捉摸不透。
也許，毛彥文最能解開其中謎團。1970年代，居住台灣的毛彥文在《往事》一書中這樣說：「吳腦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這個女子要像他一樣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學造詣，能與他唱和詩詞，還要善於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間周旋，能在他們當中談古論今，這些都不是陳女士所專長，所以他們的婚姻終於破裂。」又說：「上文曾提及吳心目中有一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不幸他離婚後將這種理想錯放在海倫（毛彥文英文名海倫）身上，想系他往時看過太多海倫少時與朱君毅的信，以致發生憧憬。其實吳並不了解海倫，他們二人性格完全不同。海倫平凡而有個性，對於中英文一無根基，且嘗過失戀苦果，對於男人失去信心，縱令吳與海倫勉強結合，也許不會幸福，說不定再鬧仳離。」
後來，吳宓在1953年與重慶大學法律系畢業生鄒蘭芳結婚，沒想到鄒蘭芳重病纏身，結婚三年後就去世了，她的一家子都由吳宓長期供養。而吳宓雖然早與第一位妻子陳心一離婚，但離婚後吳宓每發工資，第一件事就是把工資的大部分拿到陳心一處，見了陳心一也不說話，把錢一給，頭一扭，就走了。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他晚年。
最強烈的信仰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吳宓婉拒了赴美國講學的機會，辭去了台灣方面對他的聘請，也放棄了到香港東亞書院任教的機會，最終選擇留在重慶，此後長期在西南師範學院任教，先後任外語系、歷史系、中文系教授。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他對中國文化充滿信心，並堅守自己的文化觀。
1952年，西南師範學院開展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吳宓則在《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的長文中曲折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中國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壞的。我們的責任，是在任何階級統治、任何情況之下，去努力保存並發展中國文化之好的部分，好的方面……中國即使亡於日本或任何國家，都不足憂，二三百年後中華民族一定可以恢復獨立，驅除異族的統治，但若中國文化滅亡或損失了，那真是萬劫不復，不管這滅亡或損失是外國人或中國人所造成的。」
1956年，吳宓將珍藏多年的數百冊中外文珍貴圖書從北京運到重慶，全部捐贈給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當全國高校進行工資普調與教授定級時，吳宓被評定為一級教師，但吳宓堅辭，只要三級，最後學院將他定為二級教授。從1950年代起到1964年，吳宓結合教學，先後編寫過《外國文學講義》《外國文學名著選讀》《中國文學史大綱》《中國漢字字形、字音沿革（發展變化）簡表》《世界通史》《簡明英文文法》《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等多種講義、教材，但均在「文革」中散佚。
「文革」中，吳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大量日記、文稿、藏書被洗劫一空，自己也被關進「牛棚」批鬥。但即便如此，吳宓仍然堅持寫日記，並且在1967年的日記中寫下「叫中學生造反，等於拿小刀給孩子玩，沒有不傷手的」以及「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之下」等文字，這些文字自然給吳宓惹來禍害。
吳宓一生，從少年時就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寫日記。早在1951年，關心他的朋友便多次勸他焚燒以前的日記，以免招禍。吳宓深感朋友們的好意，但他不僅沒有焚燒，而且繼續堅持寫日記，並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此日記既難割愛焚毀，且仍須續寫。理由有三：（1）日記所載，皆宓內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語、自為問答之詞。日記只供宓自讀自閱，從未示人，更無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記者，以宓為內向之人，處境孤獨，愁苦煩郁至深且重，非書寫出之，以代傾訴，以資宣洩，則我實不能自聊，無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無行動。日記所述皆宓之真實見解及感觸，然卻無任何行事之計劃及作用。日記之性質，無殊歷史與小說而已。夫宓苟有實際作為之意，則當早往美國，至遲1949年秋冬間應飛往台灣或香港。而宓乃拒絕昀、穆之招，甘願留渝，且不赴京、滬、粵等地，足證宓已死心塌地、甘為人民政府之順民，早同吳梅村之心情，而異顧亭林之志業矣。又似蘇格拉底之願死於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終身出亡、淪落異域者矣。是則宓可稱為頑固落後，而非反動與特務，其事昭昭甚明。且特務行事務為詭秘，豈有若宓之大書特書，將一己之所思所言所行所遇，不憚詳悉，明白寫出，以供定讞之材料，又靳靳保留為搜查之罪證書哉！……」顯然，吳宓並不是不知道日記在政治運動中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危害，所以他故意在日記中寫下這些文字，以備日後保護自己，這顯然是他的一廂情願，造反派找「罪證」時怎麼可能看這些文字。
吳宓堅持留下並繼續寫日記的深層原因，還是他深入骨髓的文化信仰。正如他在1951年4月15日的日記中所寫：「宓乃一極悲觀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臘哲學人文主義，以及耶教之本旨是。又宓寶愛西洋及中國古來之學術文物禮俗德教，此不容諱，似亦非罪惡。」1961年，吳宓長途跋涉去廣州探望好友陳寅恪，然後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文字：「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
吳宓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最強烈的信仰，即便遭受任何苦痛仍不能使他動搖。1969年，吳宓被造反派批鬥，推倒在地，左腿受重傷，胯關節、膝關節脫臼，多日尿血，全身疼痛，幾乎喪命時，仍在交待中表明：「我的罪行的實質，是認為中國文化是極有價值，應當保存，且發揚光大――在任何政治統治與社會制度之下，都能盡量多地保存。」而在1974年，吳宓又成為當時全國公開反對「批孔」的三教授之一，他堅持認為：「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吳宓，有人甚至覺得吳宓在那場著名的文化浩劫中被批鬥，是他自己爭來的。他的學生季羨林就說：「在10年浩劫中，他自然不會倖免。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種奇特的特立獨行的性格，他決不會投機說謊，決不會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規律的。」可是，也正因此，他給世人留下了無可替代的人格魅力。
1977年1月，吳宓被胞妹吳須曼由重慶接回陝西涇陽原籍照顧。1978年1月17日凌晨3時，吳宓病逝，終年83歲。
當年12月，在全國「外國文學研究規劃會議」召開期間，馮至、朱光潛、梁宗岱、楊憲益、李賦寧等30位專家教授聯名上書中共中央統戰部，要求為吳宓徹底平反昭雪。次年7月18日，西南師範學院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公開宣布《中共西南師範學院委員會關於為吳宓教授平反的決定》，稱：「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把吳宓教授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分子』，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林彪、『四人幫』強加給吳宓教授的一切污衊不實之詞，應統統推倒，吳宓教授的政治名譽，應予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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