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完整夢境：從曹雪芹、文康到老舍——三部旗人小說的文化反思
曹雪芹、文康、老舍是三位傑出的旗籍小說家，他們都曾為窮愁所困，也都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流露出民族意識。不同的是，曹雪芹至少還經歷過一段繁華的少年時代，所以能夠做出「紅樓」之夢，但是他以思想家的敏感已經呼吸到了盛世的「悲涼之霧」；不同的是文康，面對岌岌可危的清朝統治，他要在末世去圓一個補天的夢；而生於正紅旗下的老舍，從開始即體驗到夢的破碎和現實的步步緊逼，所以轉而去描寫下層旗人的尷尬。從曹雪芹、文康到老舍，這或許恰好概括了大清帝國由繁華到沒落的完整夢境。
一、《紅樓夢》：盛世的悲涼之夢
王國維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中的悲劇」。曹雪芹在經歷了家庭盛極而衰的變故後，在「秦淮風月」與「舉家食粥」的強烈反差中，抒寫著對現實和人生的悲劇意識。《紅樓夢》即以曹雪芹對自己家族命運盛衰的反思為基礎，寫出了一部預示著清王朝行將衰敗的歷史悲劇。
曹雪芹，正白旗滿洲人，出生在一個顯赫的內務府包衣世家。不可否認，《紅樓夢》悲劇意蘊的形成與曹家的興衰際遇、曹雪芹的生活遭遇有著密切關係。正是在這一點上，新紅學派的代表人物胡適、俞平伯等人稱《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曹家從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起，就逐漸走上了既為包衣，又為達官顯貴的道路。順治年間，曹振彥外任浙江鹽法道；康熙繼位，高祖曹璽外任江寧織造，內升工部尚書；祖父曹寅，因母系康熙乳母而備受寵信，出任江寧織造兼兩淮鹽政；父輩曹顒、曹頫繼任江寧織造，分別任郎中、員外郎。曹氏一族顯赫數十年，在內務府世家中也算佼佼者。尤其曹家與皇室之間的親密程度更是十分罕見。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間，曹家三代四人備受恩寵。康熙與曹寅的關係尤為特殊，他們之間不僅是君臣，更兼乳兄乳弟、同窗共學。康熙對曹寅迭施「格外殊恩」，曹寅對康熙也是「肝腦塗地」。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駐蹕於江寧織造府。然而這種親密關係，又使曹家的興衰與皇室內部的矛盾鬥爭糾結在一起。雍正繼位以後，曹家曾兩次被革職抄家，從此一蹶不振。曹雪芹親歷了曹家盛極而衰的過程，「生於繁華，終於淪落」的經歷和體驗使他充滿了對人生際遇的感嘆。「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這種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喟顯然是作者在繁華過後對世界的悲劇體認。
《紅樓夢》全部的悲劇情節都是在賈府的衰敗史上展開的。雖然作者把這種衰敗歸結為宿命，但是在小說細緻入微的描摹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在現實層面所作的思考。《紅樓夢》中的賈府是清代康乾盛世時期八旗貴族家庭的縮影。儘管作者一再強調「假語村言」、「真事隱去」、「無朝代年紀可考」，有意進行迴避和虛構，但是賈府的世襲爵位、莊園經濟、家奴制度、騎射文化以及滿洲習俗，凡此無不透露出這是一個典型的滿洲貴族家庭。賈府的權勢和富貴奢華遠非當時的漢族世家所能比擬。賈府的祖上靠軍功起家，因為功勛卓著而被封為寧國公和榮國公。賈府憑藉著祖上的勛業，成為京城最有權勢的貴族，經歷了「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賈府的子孫依靠祖上的蔭庇，過著無所事事的悠閑生活。然而這種令人炫目的奢華並不能掩蓋其內在的虛弱，作者借冷子興之口點出了賈府所面臨的深刻危機：「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賈府雖然是作者有意虛構的對象，但其中也包含了現實的比附和定位。曹雪芹所生活的乾隆時期，八旗制度的種種弊端已經充分暴露：一方面是八旗人口的急劇增長，子孫繁衍，幾代之後，原來「足以養贍」的地畝已經不敷使用，加之不事生產，更不準從事工商業活動，旗人的生活普遍出現困難，經常是寅吃卯糧，「連王爺家還不夠過的呢」；另一方面則是驕奢淫逸之風盛極一時。宗室盛昱描述當時的王公大臣：「營第宅，美衣服，飾廚傅，蓄姬侍，寵奴僕，酒肉棄於衢，羅綺照於市，樓台相接，鐘鼓相聞，恣睢跳踉於輦轂之下。」[1]《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府正是這種風氣下的產物。曹雪芹以高度的藝術真實再現了一個八旗貴族家庭的末世景象。
滿洲貴族的沒落預示著清王朝開始走向敗落。大清帝國的康乾盛世不過是晚秋晴日，至嘉慶登基，盛世的光景就已悄然褪去。曹雪芹以敏銳的目光透視出盛世背後的重重危機，吟唱了一曲盛世的悲歌。曹雪芹去世五六年後，宗室文人永忠（康熙玄燁第十四子允禵之孫）讀到《紅樓夢》時，引起了強烈的心靈震顫和情感共鳴。而到了文康生活的時代，大清王朝早已變得更加暗淡無光，《紅樓夢》帶給他的則是更強烈的心理刺激和由此產生的創作焦慮。
二、《兒女英雄傳》：末世的補天之夢
與曹雪芹痛定思痛的反思不同，文康的現實關懷要明確得多。這部產生於晚清之際的《兒女英雄傳》，帶著強烈的民族認同和民族復興的願望，處處與《紅樓夢》相對抗。它以「兒女英雄」的故事來敷衍「忠孝節義」的義理，力圖構建一個「沒落時期滿洲貴族的理想模式」。[2]
《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費莫氏，鑲紅旗滿洲人。他出身於一個累代簪纓的八旗貴族世家。據史料記載，文康的八世祖瑚爾漢、七世祖瑚世禮都是清廷的顯赫功臣；五世祖溫達、曾祖溫福，都曾任尚書、大學士；祖父勒保，封一等威勤侯，晚年入閣，任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父輩英惠亦為顯宦，即所謂「三代四大學士之家」。有清一代，像這樣一個代有相國、位及人臣的世家大族，在八旗宦門中亦屬罕見，其顯赫程度遠勝於內府包衣的曹氏一族。然而豪門巨族的沒落，比一般意義的家道中落更具有深刻悲涼的意味。馬從善在《兒女英雄傳序》中，談到了文康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魯迅先生亦認為：「榮華已落，愴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 」[3]
然而這部小說成書於晚清之際，卻有著更為深厚的現實原因。清朝自入關以來，歷經了康乾盛世之後，至文康生活的時代，昔日的繁華早已一去不返。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的鴟張彌甚，清廷的腐敗無能，民變的起伏生滅，這一切無不應驗著曹雪芹「呼啦啦大廈將傾」的預言。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八旗子弟的精神面貌更見委頓，「國語騎射，自鄶無譏。服飾飲食，亦非故俗。所習於漢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精華。所存舊俗，又多失其精華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4]這種感慨在晚清進步旗人中普遍存在，晚年經歷了諸子不肖的文康，對此感受得更為深切。因此，在八旗沒落之時追慕昔日的強盛和奮進精神，激勵八旗子弟的進取意識，喚醒民族精神，重振大清雄風，便成為這部小說創作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兒女英雄傳》約成書於咸豐、同治年間，寫的是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正黃旗漢軍旗人安學海一家，恪守封建倫理綱常，歷經磨難重振家業的故事。文康一方面自豪地追憶大清王朝的興盛，一方面痛感現實中八旗子弟的不肖，因此塑造了追求功名的安驥、俠肝義膽的何玉鳳、恪守禮教的張金鳳形象，把復興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書中的安驥是一個不同於賈寶玉的形象，顯然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他既功成名就，又能堅持滿洲傳統，是八旗子弟的典範。而書中描寫的安家，也不同於《紅樓夢》中的賈府，它是一個父慈子孝、夫貴妻榮、妻妾安寧、主僕恩義的和諧家庭。作者深信儒家的倫理道德可以維繫世道人心。長期以來，《兒女英雄傳》因為宣揚忠孝節義思想而受到了批評和指責。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看到在作者的「補天」理想中，實際包含著一個八旗文人的憂患意識和對本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注。
《紅樓夢》中潛隱的民族意識，在《兒女英雄傳》中被鮮明地彰顯出來。小說以安家為背景，集中描寫了漢軍旗人的生活，充滿了濃郁的民族色彩。小說字裡行間流露出鮮明的民族意識，全書貫穿一個「旗」字，隨處可見 「咱們旗人」、「咱們八旗」、「國家的旗人」、「旗人子弟」、「在旗的」、「旗下的」等字眼。 「旗人可以吃錢糧，可以考繙譯，可以挑侍衛」、「生為旗人不作官又作甚麼」，顯然這種民族意識首先表現為身為旗人的民族優越感。作品中還有意識地強調八旗內部的凝聚力，「咱們八旗，論起來非親即友」、「咱們八旗那不是骨肉」。此外，作者還反覆強調旗人的老規矩、老做法，以及追憶清初旗人的種種風氣，如「咱們旗人家……」、「在講到旗人的老規矩……」、「咱們的老規矩……」等，這些都使得整部小說散發出濃厚的民族氣息。太田辰夫認為：「此部小說應當說是滿族文學的代表作，它充滿民族精神。 」[5]
總之，在文康的「補天」夢裡，滲透著八旗文人強烈的民族精神和憂患意識。但是當八旗制度的弊端已經暴露無遺，大清王朝已經明顯呈現末世光景的時候，文康還要「作一場兒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點綴太平盛世」，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夢的虛妄和不切實際，又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另一種悲劇風格。
三、《正紅旗下》：夢的徹底破碎
真正繼承曹雪芹的悲劇精神和反思傳統，並以現代性眼光來審視和反省滿族盛衰悲劇的旗人作家是老舍。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正紅旗滿洲人。生於北京小羊圈衚衕一個貧苦的旗人家庭，父親是保衛皇城的護軍，在對抗八國聯軍的戰鬥中陣亡。老舍在母親含辛茹苦的養育下，於苦難中成人。他自幼年到少年，都是生活在北京的窮旗人中間，出生不久即遭遇庚子國變，後又經歷大朝亡國，目睹了旗人世界天翻地覆的變化，種種記憶刻骨銘心。從他懷著家仇國恨初登文壇起，即用純熟的北京話來描寫他熟悉的人和事。他傾其一生「寫也寫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剛好相當於清末的正紅旗駐地和正黃旗駐地」。[6]儘管在老舍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沒有直接正面描寫北京的旗人，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7]去看待和審視旗人世界。用旗人作家的筆，寫出旗人下層人民的生活和整個滿族興衰的歷史悲劇，始終是老舍創作中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在《茶館》里，老舍終於找到了正面描寫滿族生活的空間，劇中塑造了常四爺和松二爺兩個栩栩如生的旗人形象，傾注了他對於沒落八旗子弟悲劇命運的關注。而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則是老舍醞釀了近三十年的作品。它以清末民族衰落、列強入侵和民族抗爭為大背景，展開了國難、家殤和民族衰落的三重悲劇。[8]遺憾的是，這部本應該以史詩規模呈現的巨著，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而被迫中斷，最終僅以八九萬的中篇問世。但是在這不長的篇幅里，我們仍然可見老舍對滿族盛衰悲劇的沉痛反思和對沒落旗人生活的深刻自省。
《正紅旗下》可以說是老舍對旗人文化一次深入而又集中的省察，作者試圖通過幾代旗人形象完整概括旗人的歷史命運。其深刻之處在於，它不僅揭示了旗人文化的沒落，更指出了民族復興的希望。而遊走於老舍筆端的，則是那份壓抑許久的民族情結。
小說圍繞著「我」的降生，首先敘述了清末旗人的生活窘況：「我」只趕上了大清朝的「殘燈末廟」，在這個日落西山的殘景里，儘管大姐的婆婆仍然常常吹嗙她是子爵的女兒、佐領的太太，可是她的幾十套單、夾、棉、皮、紗衣服，與冬夏的各色首飾，卻都循環地出入當鋪；至於窮旗兵們，雖然好歹還有點鐵杆莊稼，可是「已經覺得脖子上彷彿有根繩子，越勒越緊」；不僅窮苦旗人家是這樣的，那些軍銜較高錢糧頗豐的旗人家，居然也靠賒欠過日子，他們已經把賒欠看成是一種特權授予的榮耀。小說特別描寫了大姐的婆婆一家，通過大姐的公公和大姐夫，描寫了沒落八旗子弟的空虛和沉淪。大姐的公公，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麼帶兵打仗，「我曾問過他是否會騎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陣，而後馬上又說起養鳥的技術來。」同樣的，這位「大姐夫」，也和他的父親一樣，「每天要玩耍」，而且「玩得細緻，考究，入迷」。作者在這種淡乎平常的敘述中，進入對歷史真實的全然自省和正面逼視，他如此鞭辟入裡地總結出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追求：「二百多年積累下來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麼沉浮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裡。」
尤其深刻的是，老舍最終從制度層面揭示了這個民族何以至此的根源。在《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中，通過客觀描述所暴露的八旗制度的弊病，在老舍這裡終於有了明確的表達——「這種制度曾經掃南盪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是的，大姐的公公和大姐夫，之所以能過著夢一樣生活，就是因為有了這鐵杆兒莊稼，「他們老爺兒倆到時候就領銀子，終年都有老米吃，幹嗎注意天有多麼高，地有多麼厚呢？」還有那個又懶又饞的多老大，他抱著「這年頭，什麼都是洋的好」的心理入了基督教。老舍在這裡說：「一個比別的民族都高著一等的旗人若是失去自信，像多老大這樣，他便對一切都失去信心。」一個民族失去了自信，必然會害怕一切變革。而一個喪失了自信力的民族，在內、外部各種力量的衝擊和壓迫下，勢必走向衰落。這是老舍這部作品最富現代性思考的精髓所在。
更可貴的是，老舍的思考並沒有停留在這一個點上。老舍還滿懷激情地描寫了福海這類推動民族歷史轉折的一代旗人。福海二哥是作者著意推出的新型旗人形象，他是一位普通的旗兵，同樣是「熟透了的旗人」，他「沒忘記二百多年來的騎馬射箭的鍛煉」，他也照例會唱幾句京劇，會看點風水，會批八字兒。他也知道怎麼養鴿子，養鳥，養騾子與金魚。但是「驚人之筆是在這裡：他是個油漆匠」。這位出身於三品亮藍頂子參領之家的「八旗子弟」，竟然不怕旗人的恥笑，拜師學到一手油漆彩畫的好技藝，變成了「一個順治與康熙所想像不到的旗人」。寫到這裡，老舍難掩其興奮之情：「是的，歷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總會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兩步棋的。」他顯然是把福海式的人物視為探索民族新生之路的先行者。養食而生的旗人，終於有人要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還有誰比老舍更能感到此中的莊嚴與神聖。老舍無疑是愛這個民族的，「懷著愛意寫旗人文化，必不至於僅僅抽繹出淺近易曉的教訓，因承受那一份命運的，有如是之姿態優雅稟賦優異的人物。」[9]如果說《紅樓夢》所發出的盛世哀音是出於曹雪芹對歷史文化的敏銳洞察力和思想的深邃幽廣；而《正紅旗下》福海的新生則體現了老舍對本民族的深深眷顧和人格的自珍。歷史的巨變給旗人帶來的種種陣痛，不經歷過的人是難解其中滋味的。老舍用一種看似輕鬆的筆調淡化了這一歷史過程的複雜和艱辛。老舍意在告訴旗人：夢醒了並非無路可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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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菊玲.清代滿族文學作家概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0:246.
[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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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太田辰夫.《兒女英雄傳》里出現的旗人[A]//滿洲族文學考[C].中國滿族文學史編委會,1980年油印本.
[6]關紀新.老舍評傳[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7.
[7]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文學理論學習資料[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588.
[8]孫玉石,張菊玲.《正紅旗下》悲劇心理探尋[J].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5).
[9]趙園.北京:城與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79.
（作者單位：瀋陽化工大學）
作者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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