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落知天下秋：《萬曆十五年》與它的歷史視角
這是一篇《萬曆十五年》的書評，兼具概括和讀後感性質。原文為筆者作於2015年，現舊文重發，以饗有興趣之讀者。
有一年夏天，初次翻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數》，這部文集的最後有幾篇書評，其中有一篇便是《不新的》，文中多是談此書的一些不足，但王二對此書的喜愛和讚賞也相當明顯：
「這兩年市面上好書不多，還出了些「說不」的破爛。相比之下我寧願說說不新的《萬曆十五年》：舊的好書總比新的爛書好。」
此書本是作者黃仁宇以英文寫就，198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作者當時在美國教書，為這些多少對東方有些陌生的大學生們教授中國歷史，而這部作品也在高校師生中得到了廣泛使用與一致好評。後來「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作者語），便由作者親譯為中文並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原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直譯是「1587，無足輕重的一年：衰落的明王朝」，譯為中文版時改為「萬曆十五年」。經中華書局和三聯不斷再版發行，在國內外都有一定影響。
作者生於1918年，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入讀南開大學，後棄筆從戎，輟學參軍，曾於蔣介石麾下任國防部參謀，二戰結束後以不惑之年始治學，赴美攻讀歷史，其後一直在高校執教，這樣的人生經歷可謂頗具傳奇色彩。黃提倡所謂「大歷史觀」，並強調治史要有豐富的積累與宏大的眼界，於故紙堆中翻出新意——《萬曆十五年》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作者黃仁宇先生
作為一部明史研究論著，這部作品不僅與大陸學界以往的寫史風格有很大區別，在美國學界也曾引起爭議。由於既面向大眾力求通俗，又有相當的學術性與深度。《萬曆十五年》雖以1587年為中心，但其中所涉及人事，上至洪武，下至崇禎，可謂明朝的「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形式上，作者「採取傳記體的鋪敘方式」，力圖使讀者見微知著。全書由七個獨立而又互相聯繫的章節組成，前四章可以看作是萬曆帝，張居正，申時行三人的小傳，而後三章分別以海瑞，戚繼光，李贄三人為主題，作者自序則為全書精要的總結與提綱。這樣的寫法一方面是從側面更好地展示我們這個古老的大明帝國的細節，另一方面，以人物的經歷作為行文線索，也使得讀者的閱讀熱情不至於在艱深的專業術語和繁雜的歷史事件中耗盡。
父親未及不惑之年便龍馭上賓，以沖齡繼大統的年幼皇帝只能聽從兩位皇太后（嫡母與生母），保姆「大伴」馮保，以及大學士張先生的一切安排。年幼的朱翊鈞，每天都要接受文淵閣諸位學士的教導，攻讀歷史，背誦經略，研習書法。作為皇帝的督導者，張居正與慈聖皇太后的過分嚴厲是否導致了日後萬曆帝的叛逆，史書中無從而知。僅從後來這位年輕天子對待經筵，祈雨和定陵修建的態度來看，他確有以堯舜為目標的志氣。這樣的誠意無疑為張元輔的新政減少了很多阻力，因為萬曆對這位敬愛的老師可謂相當配合。
然而，力求改革賦稅，打壓地主的張江陵卻英年早逝，而皇帝則流露出了擺脫這位老師強大影響的願望，這無疑給了朝野上下一個極好的機會——無論是在張江陵的改革中被打擊受損害的貴胄，還是早已對張氏的跋扈尖刻頗有微詞的老臣，都一致開始了對上任首輔的猛烈攻擊，而作為死人，這位雷厲風行的改革家早已失去了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在這場政壇動蕩中，年輕的皇帝一度認為自己誤信了這位曾經無比尊敬的老師與愛卿，而他很快卻發現，清算張居正，剷除馮保，真正的受益者並不是自己。他仍然無法獲得自己勵精圖治所想要的空間與自由。
萬曆帝
以萬曆皇帝的聰慧，他意識到自己「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舉國上下只有他心愛的鄭妃把他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能夠和他談天說地，嬉笑打罵。鄭妃為他生下了最心愛的兒子，而皇帝卻連將這位愛子立為皇儲的能力都沒有——按照「四書」，廢長立幼當然是不為諸大臣所同意的。朱翊鈞既沒有他的叔祖正德那樣離經叛道，我行我素的勇氣，也沒有他的祖父嘉靖那樣不顧風評，拒不納諫的毅力。
立儲（確定太子）這一「國本之爭」已經讓他對手下的群臣失望透頂，在紫禁城內練兵遭到群臣反對，視察自己陵墓的工程進度也被認為稍許浮躁，這一切更讓這位皇帝逐漸失去了當初力圖實現「萬曆之治」的誠意。他的陵墓本身就說明皇帝已經是一種機構與象徵，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朱翊鈞所採取的反抗便是消極無為，他仍批閱奏章，過問政事，但他免除了大多數形式與禮儀，用更無聊的方式消磨時光，他徒有充沛的精力卻不能大展拳腳。
萬曆十五年之後，人們逐漸遺忘了當初的皇帝是多麼宵衣旰食，懶惰和平庸成為人們心裡對他的評價，事實上，他接受了體制對他的活埋——三十年未走出紫禁城一步，更悲劇性的是，死後也未能和一直陪伴自己的愛妃一起長眠。值得一提的是，定陵於1958年被發掘，這位皇帝的屍骨上甚至還有一些頭髮——可重見天日不久，連屍骨都被焚毀，萬曆帝的生前身後是這樣的令人扼腕，使人不由得同情這位很多史學家口中「庸碌的昏君」。
影視劇中的張居正（有意思的是，由唐國強飾演）
無論是「一條鞭」法，還是對異己的嚴酷打壓，張居正的措施實際上都是在對古老的帝國進行改革，「多少帶有變法的意味」。他試圖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與效率，「把所有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而這「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帝國的官僚體系已經過分成熟，個人的手段與權威難以動搖它的根基。
開國已兩百年有餘，洪武爺（朱元璋）提倡的基於小農經濟的理想風氣已經和現實差的很遠了，官員的法定俸祿過分「儉樸」，使得貪污受賄成為心照不宣的「常例」。官僚系統沒有彈性，也談不上隨著形勢發展而自我調整的能力，這樣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上的不足。」——更加依賴於道德觀念作為救命的符籙。
作為張江陵的繼任者，申時行錯過了張居正案了結，皇子朱常洵尚未出生這一實現「萬曆之治」的大好時機，但也許就算他察覺到了，我們的帝國在落後的體制與混亂的底層結構影響下，也難以維繼多久了。以申閣老的老成，他明白「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他深知文官集體有其複雜性格——一方面是四書五經中的道德追求，一方面是不可告人的個人私慾。申時行試圖「調和陰陽」，既承認現實，也不放棄理想。他不介意別人說他「首鼠兩端」，不介意別人說他除了忠厚謙遜別無長處，既然皇帝已經放棄了治國的誠意，他除了用謙恭中庸的態度調和行政中樞的矛盾，實在別無他法。
海瑞則是以道德治國的體制下的一個極端例子——
「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書中原文）
海瑞雕像
他的節儉正直勇敢，刻板到了令大眾反感的地步。他在蘇州推行的政策說明他力圖恢復洪武時期的「祖制」，而這樣的逆勢而為也當然為人所詬病。海瑞也為觀察明後期司法系統提供了一個側面，「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這就是他對少數有待斟酌的刑事案件的標準。而這恰恰暴露了我們帝國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但畢竟個人道德之長無法補救組織與技術之短，海瑞這樣的觀點也顯示出他對私人財產的輕視而對維持綱常倫理的堅持。
這樣一個耿直忠厚到令人無奈的官員，晚年也只是在南京掛個虛職，中樞對他這樣的態度也說明了行政系統本身的矛盾——要在陰和陽之間找到一個大眾接受的平衡點愈發困難。這也就是申時行所謂「上下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
至於戚繼光，給當代留下的印象似乎只是四個詞，「抗倭」「名將」「民族」「英雄」。作為軍人，他似乎是萬曆年間唯一一個成功的改革家——他的新軍雖然因濃厚的個人色彩而與文官集團大相鑿枘，他與張居正的交好也使得時人對他有所保留，但他的軍事改革成功擊潰了東南沿海橫行的倭寇海盜，平息了困擾大明已久的海患。戰術全面現代化的建議本是由另一位名將俞大猷提出，但他的建議與我們效率低下的政府產生了衝突。而戚繼光成功的原因，在於他的方案更為「現實」，不去觸動國家體制，而是去做在職責範圍之內力所能及的事。
自相衝突的大哲學家思想家李贄，則為後人留下了一份記錄，「使我們得以充分了解當時思想界的苦悶。」他以「異端」自居，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他用犀利的言辭攻擊地主與豪紳，卻又心安理得的接受他們的接濟。他曾是儒學的信徒，卻選擇剃度出家皈依佛門以求清靜。他以出塵超然自居，卻也常流連於酒肉花柳之地。他的矛盾似乎顯示出思想界的一種痙攣，一種上下求索而不得的抽搐。人們已經隱約有反抗傳統倫理道德「存天理，滅人慾」的治國方式的自覺，但帝國的龐大與古老使得這份傳統的慣性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一位頗具人性解放精神的思想家只能在獄中自殺以結束矛盾苦悶的生命。
李贄代表作《焚書》《藏書》
作者在自序中說的很明白，以往的明史研究，多強調「稅重民窮」。然而他認為民窮之根本原因不在稅賦，而在法制腐敗與政府低能。而當時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在於扶助先進的經濟，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這種原始的方式在明後期更加積重難返。缺乏彈性的財政制度有利於文官制度的統一與協調，而儉樸這種美德最終卻成為簡化行政問題，掩飾行政低能的手段。
這樣的國情，其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作者看來，在於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後果便正如書中最後一段話：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個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發展的盡頭。」（書中原文）
以道德力量作為治國根基，目的在於維穩且與廣大農村經濟現實相匹配，而不在於瑣屑地去解決問題。這是一種籠統的辦法，也是一種「技術上簡陋和沒有出息」（作者語）的辦法。我們的先哲看慣了朝代更迭卻跳不出這一輪迴，他們強調自身修為，卻對制度的建設沒有做更深入的探索，這也使得制度落後成為明朝崩潰的罪魁禍首。
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黃仁宇對當代中國的建議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架設制度性的聯繫，這樣才能從上至下以經濟化及法治化的方法管理，從而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然而筆者所能看到的是，大明帝國所體現的慣性仍然延續到了今天的社會。微信朋友圈裡曾廣為流傳的「人販直接死刑」，與其說是一次民意對法律的強姦，不如說是傳統倫理道德對法治精神的污染；百姓對道德治國是如此有信心，以至於清廉與否成為評判官員的第一標準，這樣的民間風氣甚至使得高層的政治運動也要先備好一面名正言順的紅旗；我們在底層的行政結構仍未能達到高效，而官僚系統也日趨成熟化；吳思認為「潛規則」才是我們自古以來的國家風氣，而如今我們很難找到很多理由去反對這一併非多麼積極的觀點。
筆者不妨斗膽論斷，管理制度是與底層群眾的基本面貌和組成結構相匹配的，只有「民主」「科學」「法制」「平等」這些美好的精神真真正正紮根在廣大底層人民心中，我們的國家才有可能以一種自信自尊的面貌重新屹立，只不是充分條件，但一定是必要條件。這一任務雖尤為艱難，但歷史在如今，卻實在是將這一重任交給了當代的人們，作者在書中也流露出了對祖國的無限期待與希望。
黃的大歷史觀認為，只有將歷史基點放寬幾百年，才能窺探出歷史的輪廓。所以，在這本書中，既有同時期與西方，如英法荷美的橫向比較，也有明朝從開國到萬曆時期，甚至當代的縱向比較，具體地從一些小事與細節出發，引出對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的宏觀思考。小波對此書評論說：
「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里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屈直，結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團糟。大明帝國是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老百姓說：罐子里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里長不出現代國家來。」
由此看來，以道德治國的慣性，實在讓我們的民族與國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根據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作者）的觀點，這樣的代價，又何嘗不是我們的文明「早熟」的一大後果呢？我們沒有祭司，於是文官把孔子捧上了神壇；我們沒有宗教，於是百姓把儒學用成了宗教；我們沒有持續一千年的所謂「黑暗時代」，但我們有屈辱地令人髮指的近代史；我們沒有吃生肉不洗澡的落後習慣，但我們的史書字裡行間全是「吃人」。萬曆十五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時洪武皇帝已經成為百姓傳說中的人物，而崇禎皇帝自縊的悲劇還尚未上演，但我們的帝國，實在已經走向了崩潰的邊緣。
「女德」，儒教在21世紀的副產品
作為一部譯作，本書的行文極其流暢，遣詞造句也頗具水準，很難看出這是一部翻譯而來的作品，更難看出作者已旅美多年，對母語不甚熟悉了。僅從文字角度講，本作也堪稱一部極好的散文集子，每一章後所附參考文獻與注釋也彰顯了作者在明史資料淵藪中浸淫鑽研的治學態度。這樣的好書，看完了一本，就少一本。
原書出版時的英文封面
一葉落知天下秋，「no significance」的1587年早已離我們遠去，聚焦在一片片落葉的成敗悲歡上，我們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明王朝在那時已走到了它的晚秋。而在今日，無論是屍骨無存的定陵，還是門庭若市的紫禁城，這些歷史的見證者永遠保持著沉默。大明的悲劇不在於大明一朝，正如崇禎的悲劇不因崇禎一帝——我們的古老國家在那個平平淡淡的萬曆十五年，沒有人會想的到滿人的鐵騎，洋人的堅船利炮，清人為我們的封建王朝上演了最後的苟延殘喘，最終則「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馬克思語）
用黑格爾的話說，「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我們從不吸取歷史中得到的任何教訓。」這樣看待明清的中國，未免有些太過悲觀，也似乎失去了作為一個文明古國的自信。我們的古老國家雖然步履緩慢，但縱然是在明朝末年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仍能看到她在做有益的努力，做出一些奮力的掙扎。
對歷史抱以冷嘲熱諷的態度永遠無濟於事，雖然秋天是這樣的沉重，但在「歷史的慣性」走到盡頭之時，兩百多年後，於鴉片戰爭的硝煙與甲午黃海上的號角之中，卻隱隱傳來一個嶄新時代的呼喚。這一切，雖沉重，但孕育著春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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