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患有多動症
四年前的一個夏天，北京的天氣少見得陰沉。
從北京兒童醫院神經內科走出來，我坐在馬路邊哭著給朋友打電話，告訴她：「我兒子確診多動症了。」
放下電話後，我在馬路邊坐了很久，發獃。兒子不知發生了什麼，平時總是嘻嘻哈哈的他，也覺察到有什麼不對勁，格外安靜。那年，他六歲，剛上小學一年級。
我開始拚命地回憶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我忽視的異樣，他確實有過幾次不對勁：在他十個月體檢時，面對盤子里擺的各種色彩鮮艷的小物件，他用小手去抓，手指總是抓不住，社區醫院的體檢醫生看了看，並沒說什麼；在他三歲的幼兒園時期，有幾次家長觀看小朋友們表演節目，別的小朋友積極地跟隨老師唱跳的時候，他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會，要流眼淚；幼兒園老師留下我說，覺得他不是一個正常的孩子，讓我多注意一下；在體育運動上，他一直學不會拍球，跳繩……
坐在那裡短短十幾分鐘，越來越多他不算正常的線索湧進了我的腦海，但我之前卻一直沒有意識到他是多動症，因為他在行為上並沒有特別多的反常狀態。
「草把路殺死了」
現在想來，「多動症」這種隨意的叫法容易讓人誤解。正確的叫法是是 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是兒童期常見的一類心理障礙：表現為與年齡和發育水平不相稱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注意時間短暫、活動過度和衝動，常伴有學習困難、品行障礙和適應不良。
注意缺陷是這種疾病的核心，而多動只是注意力缺陷的表現之一。有的孩子多動表現的很明顯，而另一些孩子行動上沒有異常，但同樣無法集中注意力——而這部分行為上「不多動」的孩子往往會被忽略有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指標，我當時也沒有在意——孩子的語言能力發展比較遲緩。兒子說話比較晚，三歲多才能說話，家人把這歸因於男孩子就是說話晚，或者是家裡帶他的人有多種方言，他不知學哪個好。
而我，只驚喜於他學會說話之後，運用語言得精準，我還記得他三歲說的第一個長句子時的情景，他走在雜草中，忽然回頭說了一句：草把路都殺死了。
後來我常常記錄他的語出驚人，卻沒有想到他運用語言之所以讓人驚喜，是因為他的思維特點，但他掌握語言這種工具所費的時間過長，確實是有問題的。
我最終意識到他可能注意力有問題，是在他上學後。老師反映他上課總是不認真聽講，自己寫寫畫畫。
我試著教他拼音，發現他怎麼也學不會，而且 b 和 d，p 和 q，總是混淆。我開始發火，他很害怕，但還是學不會。我開始上網搜，找兒童神經領域的醫生，家長們說最好的是北京兒童醫院的一位醫生——態度好，和藹。
我知道北醫六院和安定醫院可能在精神科方面更專業，但潛意識裡是不願意把他往專業的精神醫院送的，還是先去了北京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的醫生確實非常和藹，問了兒子好多問題，他回答問題時開始天馬行空。醫生讓我帶他到一個地下室，做專門的注意力測試。他走進了那扇門，一個小時後，測試作了一半，裡面的醫務人員探出頭來，搖著頭對我說：「你孩子學習肯定不行，集中不了（注意力）啊。」
她應該是北京本地人，熱情又實誠。我帶著測試結果找主治醫師，她讓我別著急，又讓兒子拿起筆來隨便畫畫，那時，他迷上了植物大戰殭屍的遊戲，所以抬筆就畫了植物和殭屍。醫生認真地看了一會兒他的畫，說，他內心非常孤獨，因為他的畫里沒有太陽和花朵。
她沒有詳細談進一步的治療方案，只是讓我多觀察，但我心裡已經知道這件事情無法再拖延，必須正視。
在馬路上坐了大約三十分鐘，兒子有點害怕了，抱著我問：「媽媽，我們什麼時候走呀。」我們出來的那個院門不是正門，在一條破舊的小巷裡。加上陰天的緣故，一切景物都是灰色的。緊張狀態的兒子，安靜的讓人難過。我也抱著他，說馬上就走。那一刻，我心裡非常堅定：「一定要治好他。」
家裡人知道我帶他進醫院檢查多動症後，紛紛抗議，他們的論點還是「男孩子都是這樣」，「就是調皮」，「長大了就好了」。
我告訴他們，調皮的正常小孩，不可能連拼音字母都學不會的。他們還是按照自己的經驗判斷，不以為然。
我理解他們，他們都愛孩子，不願意認為自己的孩子是不正常的，會迴避並且為他的異常找借口。但迴避這個問題，它依然存在，不會消失，還很可能會延誤治療的最佳時期。
後來，我帶他去了以精神科擅長的北醫六院，又給他做了一次非常詳細的測試。從早上九點，一直做到下午兩點，兒子和其它等待 ADHD 測試的孩子一起，在項目間隙，興沖沖地跑來跑去。
不識愁滋味的他們和憂心忡忡的家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忘不了兒童精神診斷區的氛圍，如果一個孩子被診斷有了問題，將是整個家庭的悲劇。
我還記得，有一個孩子被確診孤獨症。這種病症尚無特效藥可以治療，孩子可能一生都不會有正常的生活。孩子的媽媽拿著診斷書獃獃地站著，爸爸吼叫：「呆著有什麼用。」吼完，他也呆在那裡，一動不動。兩個人就這樣在樓梯口站了很久。
孩子世界的等級制度
測試的結果和兒童醫院一樣——ADHD，兒子的主治醫生是國內兒童精神疾病的最好的專家之一，她看著孩子的病歷，也是說讓我先觀察，說他年齡太小，不著急吃藥。
北醫六院開展了一個免費的家長培訓課程，幫助家長更好地了解 ADHD，學習正確地管理孩子 ADHD 行為的方法。負責召集家長培訓的醫生非常熱心，每周六下午打電話邀請每一個家長參加培訓，而這個集會最終成為了家長的訴苦大會。
每次回來我的心情都特別壓抑。一回家，看著竄來竄去，不好好寫作業的兒子，更加火冒三丈。訓練中學到的方法，要耐心，要進入他的思維去了解他啊，全都拋到腦後了。
那段時間，他的狀態，並無太大改進。而且隨著學習程度的加深，他的問題越來越明顯。孩子的班主任，是一個剛師範畢業的姑娘，對他的狀態非常關心，常常找我討論他的情況。每次，看到手機上又是兒子學校的電話，我心裡都非常的緊張。每次去學校，老師會拿他的試卷給我看，分數都「保持」在個位數。
兒子對此渾然不覺，有朋友問他，期末考試考的怎樣啊？他笑嘻嘻地反問：「你猜！」見對方沉默不知如何應對時，他非常貼心地說：「給你個提示，是個位數！」讓人哭笑不得。
很快，兒子升了二年級，隨著年級的增長，北京市教委對班級教學的考核越來越嚴，對不及格的比率嚴格控制。兒子的成績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老師再寬容，也無法扛住上級檢查的壓力，難免對不聽話的小孩發脾氣。
兒子的課桌被負責任的老師調到了第一排，但他還是管不住自己，有一次，憤怒的老師直接把他的書包扔到了窗外。
老師找我談話時，也非常難過和內疚，她告訴我：「這孩子無論批評他多厲害，每次他看到我，還是很開心地叫我。」但教委對教學質量的考核是把學生成績放在第一位的，成績不過關，壓力只會越來越大。
很快，孩子會到六年級，會面臨的是非常殘酷的「小升初」的競爭，他的成績如果趕不上，只能上非常差的初中，隨後是差的高中，很可能考不上大學。老師和學生只是巨大的升學壓力中的個體，在這個運轉迅速的龐大教育體制里，人與人之間基本的溫暖和愛，很快會被異化。
兒子回家偶爾會告訴我，哪個老師不喜歡他，開始討厭他了。我告訴他要反思自己：「你的成績不好，不守紀律，沒有人會喜歡你的。」看著他垂下的腦袋，小聲但微弱的抗議道：「可是我人好。」
我無言以對。
社會規則是殘酷的，在哪裡生活，就要遵循哪裡的遊戲規則。兒子依舊努力讓老師喜歡他，他偶爾發現有一次擦黑板得到了老師的表揚，沒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學習狀態的他，就拚命地去擦黑板，爭取被表揚的機會。有一次他回家，情緒低落，我問他怎麼了，他抬起頭，眼裡含著淚說：「老師不讓我擦黑板了。」
小孩子們的世界也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誰學習好，誰學習不好，受到的對待難免有差別。一個總是被老師批評的孩子，在同學面前很難有尊嚴。他的一年級生日聚會，許多同學來家裡參加，他非常開心。等到二年級，被邀請的同學們有的就不願意來了。
隨著兒子越來越懂事，他的自尊心也開始萌芽，他依舊很難控制住自己的注意力。要強的性格，加上總是上不去的成績，和長期被老師、家長批評的狀態，他有時開始說謊，變的不自信和怯懦。我在理性上定義為這是一種追求完美的性格，和不與之匹配能力之間的衝突，但感性上，卻控制不了自己去批評他，去要求他。
後悔是沒用的
在此期間，我看了許多有關 ADHD 的文章了解這種病的成因，結論大都是大腦內神經化學遞質失衡，有學者提出了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及 5-羥色胺（5-HT）假說，但尚沒有哪一種假說能完全解釋 ADHD 的病因和發生機制。
在 ADHD 家長培訓班裡，大多數家長拒絕讓孩子吃藥，因為擔心副作用，擔心一旦吃藥了就要終身服藥。大家的認知出奇地一致，如果是發燒，感冒等物理性疾病，吃藥是很自然的選擇；但如果是精神類的問題，往往抗拒藥物。
但我認為，如果是生理性原因導致他集中不了注意力，那麼只能用醫學的方式解決。這就像抑鬱症一樣。
在他升三年級的那個夏天，我去了安定醫院詢問用藥的可行性，安定醫院的專家告訴我，ADHD 患者的治療大多是用藥控制，而且吃了葯是馬上有效的。但治療 ADHD 的一線藥物利他林，有一個副作用是抑制孩子食慾，會影響孩子的生長發育。兒子那時的體重只有 50 多磅，非常輕，醫生不建議馬上用藥，等他到十歲，看看體重增長的情況，再決定是否用藥。
他還說了一句話，讓我非常後悔沒有及早帶兒子去確診 ADHD，他說多動症的最佳治療期是 2 歲到 6 歲，那時不需要藥物治療，心理和感統訓練就會有效果。
後悔是沒有用的，很多事情不能重新來一次，我們能做的只能往前看。
在美國治療 ADHD
在他上三年級的那個冬天，我有了一個去美國的機會，順便了解了一下美國的 ADHD 的治療情況，我吃驚的發現，美國 4 到 17 歲的兒童，被診斷為 ADHD 的占 11%，其中 43% 的兒童使用藥物治療，還有相當比例的兒童藥物和行為治療結合進行。
在那裡，ADHD 並不是一個疑難雜症，有的醫生甚至不認為這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性格狀態。他們認為患有 ADHD 的小孩，對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會非常專註，許多天才都是 ADHD 患者。
我雖然因此感到輕鬆，但不會拿「天才」一事自我安慰，能成為天才的只是極少數，而因為 ADHD 蒙受損失的人卻是大多數，至少這種缺陷，不能讓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發揮自己所有的才能。
幸運的是，單親媽媽的我遇到了現在的先生，他鼓勵我帶孩子來美國治療，並接他過來一起生活，他認為一個和諧的家庭環境，對我兒子的成長和治療是有幫助的。我深深感動於他在有關我的所有事情上體現出的善良、寬厚和責任感。
2016 年冬天，我 9 歲的兒子來到了洛杉磯。在洛杉磯機場接他的時候，正遇見人們進行反川普驅趕非法移民的遊行，兒子非常好奇地圍觀。我看著他小小的背影，不知一句英文也不會說的他能不能融入這個陌生的環境。
先生把家搬到了一所小學的旁邊，兒子順利進入那所小學，那個小學的評分是九分，算是非常不錯的學校。負責接待新生的老師告訴我，他不用降級，可以直接讀三年級。我擔心他的英語不夠好，老師非常有信心地告訴我，沒關係的，他很快就會學好英語的。
美國小學的教育環境非常寬鬆，分數並不是唯一重要的教育標準。學生們早上 8 點 20 到校，下午 3 點就放學，孩子們一大半的時間都在進行體育活動。學校的操場，鋪滿了整齊的綠草，占整個學校 4 分之 3 的面積，每次經過學校，都能看到小孩子們在操場上玩耍。兒子雖然不會說英語，但很快就在體育活動中交到了幾個好朋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診所，是整個加州地區治療精神疾病最權威的診所之一。
兒子來美一月後，我幫他預約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ADHD 診所的醫生，兒子的醫保不覆蓋這家診所的費用，第一次檢查的費用是自費的，高達 800 美元。接待我們的一生用英文和我聊了一個小時兒子的情況，在對他進行測試時，發現他無法用英文溝通，她馬上給我們推薦了離我們的住所比較近的華人醫生。
她告訴我，ADHD 在美國非常普遍，一般的兒科精神科診所就可以治療，沒有必要到這裡的診所。我們走的時候，她讓工作人員把所有的費用都退給了我。
她推薦的醫生姓黃，是台灣人。他只有周末出診，其餘的時間，在加州兒童監獄做心理醫生。
第一次確診的時間大約一小時，他給了兒子一支筆讓他畫畫。兒子只用了五分鐘就畫了整個畫紙，畫的線條極其幼稚，彎彎曲曲。隨後，他把醫生給他玩的彈珠滾的滿地都是。黃醫生非常耐心地了解了他的情況，測試了他的身高和體重，決定讓他先服用一個月最小劑量的利他林——這是美國診所治療 ADHD 使用的最多的藥物，如果合適的話，再慢慢加藥。
我記得他第一次服用藥的那個下午，給他用藥之後，我去超市。我出發的時候，他正拿一本寫給兒童的歷史書在看，三個小時後，我回來，發現他還在看。不知為什麼，我的眼淚馬上就流了出來。隨後，我又有些擔心，認為歷史是他感興趣的事物，也許不用藥，他也能專註那麼久。
隨後的一個月，我拿數學題來測試，在一個小時內，他做了一百道非常簡單的加減乘除題目，即使題目非常簡單，做這麼大的量，也需要注意力非常集中。然後是他最不感興趣的英語，以前背一個單詞，他都要磨蹭半個多小時，但服藥後現在背單詞的速度是一分鐘一個。
看到治療效果，我百感交集，那個不自信的小孩，開始變的越來越自信。
我去接兒子放學時，發現這個小學有「special education」（特殊教育），一些腦癱兒童被老師用輪椅推著抵達校門。我想了解是否 ADHD 兒童也需要特殊教育？去開家長會的時候，他的班主任霍特小姐，非常開心的告訴我，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男孩，數學很棒，很擅長交朋友。
我談到他的 ADHD 問題，問他需要特殊教育嗎？霍特小姐告訴我，ADHD 在美國小學非常普遍，完全不需要特殊教育。那次家長會，是我在兒子上學後，開過的最開心的家長會。
但他在服藥後，食量卻產生了明顯的降低。集中注意力不是問題了之後，吃飯成了最嚴重的問題，我換著法子給他做糖醋排骨，小籠包，紅燒肉……這些之前他聽到就要流口水的菜，他卻動也不動一下。而且葯的另一個副作用是使血壓增高，兒子的血壓增高的也很快，第二次複診的時候，醫生說這種葯可能不適合他。
在朋友的建議下，我又換了另一個醫生，這個醫生有二十幾年治療 ADHD 的經驗，他一開始就反對用利他林這種一線藥物進行治療。他的觀點是認為利他林的副作用會對兒童的生長發育有影響。他建議用鹽酸胍法辛進行治療，這種葯是一種腎上腺激素抑製劑，2009 年獲得美國 FDA 批准上市，成為治療兒童及青少年 ADHD 的又一非中樞興奮葯。
兒子試用這種葯之後，食慾有了顯著的改善，但注意力不如服用利他林時改善明顯。他的治療還在進行當中，醫生告訴我，胍法辛這種葯會隨著他年齡增長，療效變弱，那時還會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走出防禦狀態
兩位醫生都談到，用藥之後，注意力和正常孩子沒什麼區別，而且許多孩子在他們高中時就可以自然痊癒。我問醫生，如果不治療，等到高中他自然痊癒呢？醫生告訴我，那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心理問題，需要家長時刻關注，運用心理治療的方法。
我確實發現，在兒子之前的經歷中，因為多動症總是招致他人批評的他，在社交中心理上會出現一種防禦狀態，在和他人有一點衝突時，容易覺得別人針對他。有一次，他在學校哭了，因為覺得別的同學欺負他，反覆問我是不是因為他是中國人，他們才會故意對他不好。
我直覺上覺得不太可能，因為這個小學有不同種族的人，孩子們都習慣了同學們是不同的種族。我約霍特小姐聊了一下，霍特小姐說他們只是普通的玩耍，然後打鬧過程中會碰疼，這是很正常的。
他的這種心理狀態，醫生認為雖然不是 ADHD 的直接癥狀表現，但 ADHD 兒童會出現這種反應，因為在他們的成長環境中，他們受到外界和家庭的指責比較多，導致他們心理上出現防禦狀態。這是藥物難以解決的。他馬上推薦了一個心理輔導師給我們。藥物治療和心理干預結合，是美國 ADHD 治療的常規途徑。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慶幸在兒子還算小的年紀，接受了 ADHD 的治療。如果他繼續在中國，不治療，他很可能從小到大都被貼上一個差生的標籤，會被認為笨或者不努力，被同齡人排斥，沒有信心，心理問題可能會越來越嚴重……我不敢深想。
兒子現在來美國已經一年多了，他已經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交到了許多好朋友。學校和老師對孩子是鼓勵式教育，老師幾乎天天稱讚他們。分數不是重要的指標。
有一次，老師跟我討論兒子的問題，是因為發現他笑一個脫衣服脫不下來的小男孩，小男孩因此哭了。老師告訴我，應該教育他，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要幫助，而不是嘲笑。隨後，她又加了一句，不要責怪他，只需要告訴他應該怎麼做，他是個好孩子。
有時，和他走在街上，聽到有他熟悉的同學興奮地叫他的英文名字，他也興奮地跑過去打招呼。以前對他來說千難萬難的做作業狀態，他竟然很輕鬆地就完成，而且為了考一百分，也會反覆地複習。
當他發現他的努力可以達到他想要的結果時，他開始用努力的、正面的方式追求完美。當沒有學業和分數的壓力時，他性格深處的一些柔軟的，積極的部分開始慢慢生長。我發現他性格中善良、敏感在一個充滿友善的環境中會讓他變得越來越有力量，而不是越來越脆弱扭曲。
當大環境不再追求分數，不再追求高升學率時，我的心態也逐漸放鬆，願意慢慢地和他溝通，給他講作業時也比以前有耐心了許多。他說：「媽媽，你以前脾氣特別大，你一發火我腦子裡就一片空白。現在，感覺好多了。」
這一年，也是我和他相處最密切的一段時期。之前的我，總是認為人生的自我實現只有工作，現在認為做一個負責任的媽媽、妻子也是非常重要的，讓我看待這個世界、看待他人的角度都會有改變，讓我更柔和，更有層次地去理解這個世界。
我很享受用更多的時間陪伴他，了解他的思維，情感，和他一起面對這個陌生的環境的過程。而美國小學寬鬆的教育環境，醫學界對 ADHD 系統化的治療，以及整個社會對兒童的愛護，都幫助我們越來越有信心地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責任編輯：徐卓君）
TAG:丁香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