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長河中的孟子和中國的未來
後世中國，如果有人寫本《歷史長河中的孟子》，一定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以為儒家，所謂「孔孟」、「孔孟」，就是孔不離孟，孟不離孔。但在歷史長河中哪裡有這回事？從漢到唐安史之亂，把孟子當回事的人並不多。錢穆說「孟子發明性善之義，乃中國傳統政治綱領，也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之所依寄」，此話也只能說明、清，而不能及於宋元之前。
孟子論「性善」，同是儒家的荀子就不買賬，針鋒相對地以「性惡」立論。漢儒不宗孟子，而宗子夏。所謂「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把《論語》一句一句拿來注釋的是子夏，沒孟子啥事。
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子夏去了魏國西河，做了魏文侯的國師，孔子一語成讖，子夏真做了「小人儒」。在魏國，子夏培養出李悝、吳起，儒家與實際政治合流，法家漸漸興起。後法家紛紛由魏入秦，在秦始皇時終於統一六國。
漢室興起，董仲舒之儒即子夏之儒。孟子的「性善」論為董仲舒所不取，董子的人性論是「未善」。正因「性未善」，所以需要王教：「性者天質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
仲舒之後，揚雄說：「人性善惡混」。王充認為「性有三等」，其源在孔子「惟上智與下愚難移」。
時局入魏晉，嵇康說：「越名教而任自然。」至隋唐初之文中子王通，雖然相信「性善」，相信「性善」可生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但他不排佛、道，曰「三教可一」，思想開放包容，沒有孟子以辯士自居，勇排「楊、墨」的氣勢和偏狹，為後世儒者，尤其是二程、朱熹所大不喜。雖然李靖、魏徵、房玄齡都出自文中子門下，雖然他的思想對盛唐開放的文明有大影響，但後世被二程、朱熹等驅除出儒家正脈。
安史之亂後，韓愈排佛最力，拿出孟子做後盾。孟子從此從儒家的屋角向正堂移動。但韓愈在「人性」問題上並不尊孟，而是步孔子後塵，提出「性有三品」說。韓愈弟子李翱在《復性書》中把人性分為「性」和「情」，開宋儒把人性分為「天理之性」、「氣質之性」之先河。
宋代新儒學興起，孟子先是登堂入室，然後經二程、朱熹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終於「孔孟」合璧，「聖」臨天下。自那之後一個極奇怪的現象，大多數儒學大師都認為「孔孟沒而聖人之學亡」，直到二程、朱熹，淪喪千年的聖學才得以賡續。
朱熹注釋的《四書》成為唯一的標準答案。「聖賢之學」變成「場屋科舉」、升官發財之道。不允許獨立思考，天下讀書人思想盡被禁錮，如馬套上了嚼子，牛帶上了籠頭。
但其間也間或有人掙脫籠頭，成開風氣的人物。其中一人是清代戴震戴東原。10歲時，他讀《大學》卷首，裡面說，《大學》裡面孔子所說的話是曾子及其門人記下來的。戴震提出問題讓老師大為驚異：
「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老師回答說：「此朱文公所說」。
戴震根本不滿意這個答案，繼續問：「朱文公何時人？」
老師回答：「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時人？」
「周朝人。」
「周朝宋朝想去幾何時矣？」
答：「幾二千年矣。」
戴震又問：「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
《大學》這本書裡面的話是孔子所說而曾子記錄，曾子的話是由他的門人記錄，因此《大學》這本書的作者是曾子和他的門人。這是標準答案。然而這答案沒有任何實際證據，只憑出生於距孔子、曾子2500年之後的朱熹的一句話，定為標準答案。幾千年來中國的讀書人少有人敢質疑，我估計即使質疑也多半會被老師訓一頓：「胡思亂想能拿高分？老老實實記住答案考試有用！」
戴震站出來懷疑，遂成清代儒學大師。
當時二程極力抬高孟子，蘇軾就極力反對。當年張載之關學、二程之洛學、蘇氏父子之蜀學三足鼎立。蘇軾一生「疑經、辯孟、非韓」，與二程針鋒相對。以至到朱熹時，對蘇軾攻擊不遺餘力，連他的朋友呂祖謙都看不下去，勸勉朱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盼望朱熹在學問上能夠包容些個。
朱子當時，有陸九淵心學、呂祖謙史學與他三足而立，當時還有陳亮的永康「功利學派」也異彩紛呈。「儒學」思想何時不統一為一，何時大師就如星空燦爛。
時局到了大明，雖然創始老闆朱元璋不喜歡孟子，但因為朱熹一家獨大，因此孟子也跟著光照天下。但他和告子辯論時，批評告子不懂在「心上集義」，徒在事上用工，說要「勿忘勿助」，王陽明就不買賬。
王陽明說：
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
依陽明意見，學問要在事上磨，而不是懸空琢磨，方為真學問。縱觀陽明學問，他是真尊重孟子，但並非亦步亦趨，而是獨立思考。
到了清末，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章太炎，他讀《孟子》中孟子和告子關於「人性」的辯論：孟子主「性善」，告子主「性可善可惡」。章太炎得出結論說，真正有理的是告子，孟子是在徒呈機舌、強詞奪理。
他說：
「告子的『生之為性，無善無不善』的主張，看起來比荀、孟都高一著。荀、孟是以所學定其主張，告子是超乎所學而主張的。」
很明顯，這是在批評荀子、孟子對人性的看法太主觀。
今日中國，與我亦師亦友的江蘇泰州教研室何偉俊先生，作為一個小學語文老師、小學語文教研員，效法當年錢穆先生以小學教師研究中國儒學的榜樣，不妄自菲薄。在工作之餘，辛苦筆耕，研究中國傳統。先是出版《論語里住著的孔子》，今日再寫出《孟子的理想國——一位普通教師的閱讀筆記》。
《論語里住著的孔子》已經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文章以小學教師的實際教學實踐為基礎，探討孔子的思想和教學特色，深入而淺出。我有幸在出版前就拜讀《孟子的理想國》，感覺何老師和孟子當年的學生萬章、公孫丑等人一樣，他和他們一樣是真尊敬孟子，佩服孟子發明「性善之理」，這從這本書最初的書名《我讀孟子——唱響人性之歌》中完全看得出來。
但何老師不是一般亦步亦趨的庸俗學生，只會唱讚歌。在解釋《孟子》時，每到孟子說得激揚處，他一方面說：「老師說得精彩、太精彩了！」然後突然話風一轉：「老師，現在是21世紀。老師你這段話精彩當然精彩，氣勢如長江大河，但好像不合今日之邏輯學？」
書中這樣的地方有幾十處，每次看到我都笑出聲來。在解讀《孟子·萬章第九》，學生萬章追問「堯舜禹禪讓天下」的歷史史實時，何老師評論說：
除了「禪讓」的主題外，這兩章的另一個事實，引起我的思考。這個事實是，堯、舜兩位大賢大聖的兒子都不肖。這樣的事實說明，孟子常說的環境對人的影響是由條件的、有限度的。孟子說到環境對人的影響，往往充滿信心，有誇大之嫌。他說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堯舜肯定教育自己的子女，希望他們成為賢能之人。但是，事實上，堯舜的兒子都不像堯舜賢良。在本章，孟子沒有理性地分析其原因，而是歸因於天意。那麼，堯舜的賢德也是天生的，不需要後天的努力。這就與他的自覺修為理論相矛盾。
我設想，如果孟子能從墳墓里走出來，我請他和他的今世弟子何偉俊先生喝茶辯論，一定非常出彩！孟子鼓吹「性善」，用齊宣王看見一頭待殺的牛「不忍」證明自己「性善」的理論」。何老師反駁說：
問題是，人性轉化為人的行為不是簡單直接的關係。齊宣王可以捨不得一頭牛，但是，不一定捨不得老百姓上戰場……
在政治上，孟子強調德治、人治，是過於理想化和簡單化了，用於治理國家，只能是助力和補充。
我想問何老師一句話：既然孟子的「性善」理論，只能是治理的國家的助力和補充，那麼，「主力」和「中堅」又是什麼？
誠如王陽明所說：「此道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孟子和學生的關係正是平等辯駁、彼此問難的關係。如果沒有萬章、公孫丑等人的刺激，孟子的辯才就不可能展現的這麼精彩，更不會有《孟子》這本書。
何老師讀書獨立思考，正符合陸九淵、王陽明所傳之「心法」。陽明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又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
余雖晚輩，讀書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也不能落後於何偉俊先生。孟子力排楊、墨，在兄弟我看來，也多半找錯了對象。孟子時，齊、魏相爭，魏國由盛而衰，法家紛紛去魏赴秦，專政的陰雲，已在西方興起。而孟子所辯駁者，「楊」乃「保護私權」、「墨」乃「民間自保」；他們所維護的，正是孟子所身體力行的私人講學和言論自由賴以生存的土壤。
排楊、排墨之結果是「以吏為師、焚書坑儒。」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掛的是「孟子」的羊頭，賣的是「法家」的狗肉。而孟子「性善」學說登峰造極的明清兩代，恰好是中國皇權專制最為兇殘、黑暗的時代。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今日中國，我們正處在第三次中西交流的關鍵時刻。人類文明早已步入全球化的時代，誠如「親近母語」徐冬梅老師所說，我們這代教師的使命是：「為未來培養完整而有智慧的人，培育有中國根基的世界公民。」
以這種精神繼承和發展中國文化，我相信，我們的傳統必會鳳凰涅槃，有偉大的將來。
而中國傳統如何破舊更新、繼往開來？希臘先哲云：「人生何事為最難？認識人自己」。孔子云：「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何老師運用邏輯學獨立思考，讀經典，推陳出新，極為可貴，正是孔子所推崇的好老師。
我想，這就是《孟子的理想國》在當下中國之意義。
阿信，2017年10月21日
2017年12月11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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