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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還在,教授亦變禽獸,世間再無蔡元培!

「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

除了要考慮這個民族的過去、當下,

最重要的是要考慮未來,

每個知識分子的眼睛要像探照燈一樣,

更多知識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燈一樣,

要照亮這個民族的未來。

如果這些探照燈全部熄滅了,

這個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

—— 書房書話

大學還在,教授亦變禽獸

29歲的楊德寶用最決絕的方式,

離開了他的家人和未完結的博士生涯,

這個曾承載了全家人期望的好學生,

轉身投入了12月冰冷的灞河水中。

他生前發出的最後一條信息是:

「周老師,我還在實驗室,下午過去找你。」

隨後,楊德寶女友在微博上

貼出楊寶德與導師周筠的部分聊天記錄,

公開指責楊德寶自殺與導師的壓榨有直接關係。

文中說,「楊德寶在讀博士期間,

周某經常安排他做PPT,打掃衛生,買東西……

答應幫他聯繫出國,又未能兌現。

出國無望,學術無果,

這直接導致他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而作出了輕生的行為。」

周筠對楊德寶的要求幾乎是苛刻,

這個苛刻並不是學術上的,

而是自己的私事。

她對楊德寶說,

論文零碎時間搞搞就好,

中午不許午睡,

晚上12點前要隨叫隨到,

給她搞衛生,陪她應酬,擋酒,打麻將……

1月19日,西安交通大學回應該報道稱,

楊寶德的博士生導師周筠確實

存在讓學生到家裡打掃衛生、

陪同超市購物、洗車等行為。

校方已對周筠進行嚴肅批評教育,

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取消了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資格。

那個被導師稱為「臭小子」的楊德寶,

拼盡全力揭開了一副面目可憎的師生情誼,

而那些辣眼的聊天記錄中,

屏幕那頭髮過來的每一個字

都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

把搖搖欲墜的楊德寶扣得嚴嚴實實。

我不認同楊德寶的做法,

沒有什麼能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但是對於三本畢業,起點並不高,

拼盡全力才考進名校讀研讀博的楊德寶來說,

這頂學術帽,比自己的命還值錢。

周筠是楊德寶學術道路上的生死官,

除了一次又一次屈從,

他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多方面的壓力把這個老實正直的農村孩子

推向了深淵,

外人根本無法想像

深處漩渦中的楊德寶經歷了怎樣的一種絕望。

類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大家都在痛訴著,被導師欺壓、騷擾、剋扣工資。

原來,在當今的大學校園,

這樣不堪的導師,竟是如此普遍。

這讓我忍不住想起來一個人。

他是大清的翰林學士,炒了清朝魷魚,

他是民國的教育總長,卻炒了民國的魷魚,

他是北京大學校長,卻炒了北大魷魚。

整整33年只為了,讓中國的大學

從封建愚昧變成百家爭鳴的學術搖籃

這個人叫蔡元培

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如今的中國教育。

01

要有新的國民,必須有新的教育

蔡元培出生於1868年,

維新失敗後,歷造兵、練軍、變法,

他最終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國出路:

「欲變新的國家,必須有新的國民。」

彼時,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腳,

卻遭遇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

蔡元培不願與獨裁者合作,憤而辭職。

袁世凱說:「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

但蔡元培去意已決,毫不客氣:

「元培亦以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一句話就讓袁世凱下不來台。

不慕權位,志在變革,可見一斑。

此後,蔡元培赴歐考察學習,

直到1916年,袁世凱鬱憤而終,

黎元洪當上總統,馬上發出一封邀請,

懇求他回國出任北大校長。

回到上海,朋友們都勸他說:

「北大太腐敗,爛到流膿,

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而有礙於自己的名聲。」

蔡元培說:「既然知道它是腐敗之地,

那就更應該進去整頓,君子愛人以德,

就算失敗,也算盡了心。」

1916年深冬,寒風蕭瑟,

去往北平的道路顯得十分迷茫。

此去一行,結局是喜是憂,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北大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敬等候新校長。

蔡元培從車上下來,眾人紛紛行禮,

只見他一反歷任校長的目中無人,

脫下禮帽,鄭重地向校工們回鞠一躬。

校工和學生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以前的校長,個個都是老爺氣派,

還沒有哪一個這樣平易近人。

在此之前,京城的報界紛紛寫道:

「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

加晦霧之時睹一顆明星也。」

事後證明,眾人的期盼沒有落空,

蔡元培鞠完這一躬,便以一己之力,

改變了整個北大腐朽的風氣,

奠定了中國現代教育的基礎,

幫這個飽經患難、苦苦尋求出路的民族,

樹起了一座又一座明亮的燈塔。

02

大學不是衙門,更不是文憑販售機

北大前身,乃是京師大學堂,

說是大學,實際是「官僚養成所」。

清末招收的學生,都是些小京官,

監督和教員更是「中堂」「大人」,

彼時的大學堂,無非是科考的替代物,

到了民國,許多老師還是官員兼職。

到這裡讀書的,儘是急功近利之徒。

心思活絡些的,組織同鄉會接近學校當局,

看誰官兒大,就跟在誰屁股後面轉,

唯有如此,畢業後才好爬梯登官。

家裡有錢的,就用嫖娼、賭錢巴結實權,

在學校里大肆網路政府人脈,

成為日後在社會上橫行的資本。

學校烏煙瘴氣,歪風極盛,

唯獨研究學問的風氣蕩然無存。

京師大學堂

面對這樣一所「學校」,

若不釜底抽薪,根本無從醫治。

一上任,蔡元培便發表就職演說,

將一所大學存在的意義說得一清二楚:

「大學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

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

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

至於學生,一言指出讀書的目的: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

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至於學者,一言指出研學的基礎:

「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

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至於學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責任:

「學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學問,

即便將來出而仕事,則必貽誤學生,

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

北大紅樓,今日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蔡元培以鏗鏘之詞表示:

諸君如果想要做官,要想發財,

北京還有其他的學校可以去,

有鑽營做官的,有學做生意的,

但北大不是!北大發展方向只有一個:

即是滋養中國學術繁榮生長的殿堂!

此番激蕩人心的演講,可謂直擊積弊,

當時在場的學子,無不為之震動。

這些如錐子般銳利的辦學主張,

足以穿破時間厚厚的雲霧,令後世以大學為學店、以學歷為利祿身階者汗顏。

大學不是衙門,不是文憑販售機,

更不該淪為牟利的工具。

03

無才無德的人,不配在大學裡教書

蔡元培一到北京,

就曾與老友湯爾和探討校務問題。

蔡說:「首先要找一批不同以往的老師。」

湯問:「《新青年》主筆陳獨秀,你看如何?」

彼時,陳獨秀恰好在京辦事,

蔡元培找到陳:「我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學長。」

陳獨秀擺擺手:「你走吧,我要辦新青年。」

蔡元培第二天又來:「你可以在北大辦刊。」

陳獨秀又說:「我習慣在上海做事了。」

蔡元培第三天還去:「如今的北大,

正需要『德先生』和『賽先生』坐鎮。」

陳獨秀想了想:「那我先試三個月吧。

但我一沒有學銜,二沒有教書的經歷,

不知道能否勝任。」

蔡元培知道這是不小的障礙,

為了說服教育部,他居然為陳獨秀編造「東京大學」假學歷,並稱其為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

此後,《新青年》遷至北京,在陳的號召下,

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等新思想知識分子相聚同一屋檐下,北大由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

這一年,胡適26歲,

對他而言,北大突來的一紙聘書,

要比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帽更有分量。

在美留學時,胡適曾給《新青年》投稿,

陳獨秀將《文學改良芻議》拿給蔡元培,

說:「這將引起中國知識界最大的震蕩。」

蔡元培一聽,立即給紐約的胡適發了聘書。

入北大教了一個月薪水就漲到280元,

即成為北大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之一,

甚至超過了一些更有資歷的老教授。

晚年,胡適提起蔡元培感嘆道:

「如果沒有蔡先生的著意提攜,

我一生可能不過是個三流報刊的編輯。」

胡適

這一年,梁漱溟24歲,

他投考北大沒有被錄取,

轉身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一篇講佛教哲學的文章《究元決疑論》。

蔡元培看了,立馬聯繫梁漱溟:

「看了你文章,來北大教哲學怎麼樣?」

一句話嚇得梁漱溟腦袋都小了:

「我不過初涉佛典,對其他印度哲學一無所知。」

蔡元培反問:「你教不了,那你知誰能教?」

梁漱溟搖頭,蔡元培又說:

「那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

你就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成為北大學生而不得,轉眼卻成為北大老師,

這樣的用人魄力,除蔡元培再無第二人。

梁漱溟

來了這麼多新派人物,

北大里的「守舊派」坐不住了,

「桐城派」代表林琴南抨擊蔡元培顛覆孔教倫理,

蔡元培聽了,並不往心裡去,

轉而與章太炎聯名在報紙上刊登啟事,

尋找守舊派里最硬的石頭,劉師培。

此人是何人物?早年曾叛變辛亥革命,

後來又為袁世凱吹鼓帝制,為時人所不齒,

但蔡元培仍舊聘請劉師培到北大教書。

這樣的用人氣量,除蔡元培再無第二人。

四處納賢的同時,

蔡元培還痛裁庸才。

當時北大各科還有洋教員,

都是從駐外使館或駐華使館裡請託而來,

學問不大,還感染了中國教員的懶散習氣。

蔡元培依照合同辭退不合格的教員後,

不少人提出控告。英國教員克德來,

甚至請來英國公使朱爾典跟蔡元培談判,

蔡元培不為所動。朱爾典氣沖沖地叫囂道:

「我看你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了!」

蔡元培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會。

在他看來,人才為大學之根本,

無才無德之人,根本不配在大學教書。

一番廣羅人才、吐故納新的舉措後,

北大一時間名家雲集,師資力量大幅度提升。

據1918年年初統計,教員217人中90位教授,

平均年齡才30歲。這樣富有活力的教師隊伍,

一掃當初北大陳腐之氣。在這支隊伍里,

有陳獨秀、胡適、魯迅這樣的新文化旗手,

亦有馬寅初、徐悲鴻這樣的文化界的名流,

學生裡面,傅斯年、羅家倫、馮友蘭等,

為校園帶來清新之風,後皆成為一代宗師。

無怪乎有人感嘆:「北大雖誕生於維新,但真正的北大,是在蔡元培先生到來之後才有的。」

04

無才無德的人,不配在大學裡教書

對於北大,蔡元培有個期許,

總結成八個字,即「囊括大典,網羅眾家」。

為達成這八個字,他又提出另外八個字,

那便是著名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他提倡學術自主、教學自由,百家爭鳴,

在北大,有李大釗這樣激進派的人士,

有章士釗、胡適這樣西裝革履的留洋派,

還有辜鴻銘這樣穿馬褂、拖長辮的復辟人物。

有人批評他任意用人,尤其是劉師培、辜鴻銘,

蔡元培回答說:「劉師培來北大不是教復辟,

而是來教國學,辜鴻銘是來教英國詩歌的,

而不是讓學生去擁護君主立憲。」

「性博士」張競生,

被封建衛道士辱為「四大文妖」之一。

張著有《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

「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論」。

在那時的中國,如此言論可謂驚世駭俗。

蔡元培卻允許他在北大講「美的人生觀」。

梁漱溟評價說:「蔡先生除了意識到,

辦大學需要如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性情,

他天性就具有極廣博的興趣、多方面的愛好,

否則,即使有意兼容,不一定包容得了。」

蔡元培認為:「學術乃天下公器,

百慮一致,殊途同歸,不持門戶之見,

唯致力將北大改造成中國的學術淵藪。」

所以,當時新派與守舊派並存,

提倡白話的可以跟講文言文的打擂台,

反對孔子的和維護孔子的,可以教同一批學生。

在北大,於政治上,王寵惠信奉新民主義,

李石曾信奉無政府主義,辜鴻銘憧憬君主立憲,

於文學派別上,胡適、錢玄同提倡新學,

黃侃等人堅持舊文學,均可同時存在。

辜鴻銘瞧不起胡適,認為胡適治哲學史,

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簡直誤人子弟。

錢玄同和黃侃在相鄰的兩間教室講課,

黃侃邊講邊罵師弟錢玄同有辱師門,

字字句句一清二楚,傳到隔壁,

學生都在偷笑,錢玄同卻若無其事。

那樣多的黨派,那樣激烈的思想碰撞,

如果任由你來我往,唇鋒相譏,

弄不好就會把大學變成「糞沼」「酒窖」。

可蔡元培擅長中西文化擇善而從,

使各類人才和平共存,不傷要害。

為深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蔡元培還提倡學校成立各種社團,

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書法研究會、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靜坐會…

「在各派思想學說的激蕩之下,

北大學生們的頭腦和眼界都被打開了。」

當時,《新青年》在北大風頭真勁,

宣揚新學說,主張個性解放,抨擊傳統,

黃侃等國學大師看了非常不高興,

創辦《國故月刊》,馬上吸引了一批學生。

而梁漱溟對兩本刊物都不滿意,

自己在北大召集志同道合者研究東方學,

組成了「孔子哲學研究會」,與新派對立。

老師帶了頭,學生也紛紛效仿,

傅斯年、羅家倫創辦《新潮》雜誌,

編輯部就設在李大釗北大圖書館辦公室,

問蔡元培要了3000元做印刷經費,

以詩歌、小說提倡白話和思想解放,

立馬就成了學生手中的明星刊物。

「中西、新舊」之激辯,

一直是北大爭論的話題。

蔡元培特意撰文聲明自己的立場: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

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

正因為秉持著這樣的態度,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盛景,

才能在千百年後的北大重新上演。

而在如此豐沛的學術、思想沃土上,

學生們才得以自由地呼吸,打開視野,

沉浸在美的文學中,磨礪自己的心智。

一座現代、文明的大學,理當如此,

它容得下各式各樣的思想,

也要容得下各式各樣的爭論。

05

大學是要培養健全的人格,而不是製造工具

蔡元培對北大的另一大貢獻,

就是接受胡適的建議,仿效美國,

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組織評議會、教授會,採用合議制,

給教授許可權,給他們分任行政事務,

教務也由教授代表一同擬定。

蔡元培之所以這麼做,

是希望學校體制不受一人權利牽涉,

「即使校長走了,學校也不會亂。」

此外,他要求北大「課程公開」,

不管有無學籍,均可到北大旁聽。

多少人慕名而來,為見名師,排隊排到走廊上。

這裡面有一名最認真的旁聽生,

經常跑去聽胡適和陳獨秀講授的新學說,

帶著新思想離開北大,那便是毛澤東。

1919年10月,胡適發表《大學開女禁的問題》,

呼籲社會改革女子教育,蔡元培十分贊同。

1920年春,北大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聽,暑假正式招收女生,開中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問:「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回答說:「教育部的大學令,

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

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

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

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

早年北平的「八大胡同」,

那是文人聚酒、狎妓的場所。

衚衕里的來客,多半來自「兩院一堂」,

即上議院下議院,和京師大學堂。

「教育目的是培育人健全、完善的人格,

並非將人製作成一種器具,要教育人格,

每個人都要先改良自己,從自身做起。」

為此,蔡元培發起進德會,

發表《進德會旨趣書》,規定: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

乙種會員,另加不做官、不當議員二戒;

丙種會員,再加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三戒。

此舉一出,北大師生紛紛響應,

以各自志趣入會,以遵從旨趣為榮。

教師從此專註於學術,學生專註於知識。

這樣的北大,幾乎連空氣和樹木之間,

都瀰漫著一股修養心靈的芬芳。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

學術之風不但盛行北大,

後來瀰漫至全國各個大學。

梁漱溟評價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術,

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

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可以說,蔡元培以一人之德行表率,

剔除了一所大學的官僚氣息,

改變了一個時代的治學風氣。

這樣大的影響,曠古未有,至今亦不復再有。

一如北大哲學教授韓水法撰文寫道:

「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

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

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

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

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世上已無蔡元培!」

06

真正的大師,應當是君子,垂範於後世

馮友蘭曾撰文懷念寫道:

「有一天,我從這位新校長身邊走過,

覺得他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

使我心裡一陣舒服。我想,

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化雨吧。」

馮友蘭筆下的蔡元培溫潤如玉,

有書生之氣,君子之風,教化於無言。

先生不僅締造了中國現代大學的精神,

論及私德,亦是世人的楷模。

從德國回來之後,

蔡元培便給自己定下三個規矩,

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

他一生先後有過三位妻子,

都嚴格地遵守一夫一妻,從不納妾。

第一位妻子王昭病故之後,

他在書房親手掛上書寫的5條擇偶標準:

第一、須不纏足的;第二、須識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約束;

第四、丈夫死後可以改嫁;

第五,夫婦如不相合可以離婚。

不纏足、可再嫁、可離婚,

這三條在當時都是驚世駭俗。

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

矛頭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氣地指出,

蔡的索隱牽強附會,是「大笨伯猜笨謎」的方法。

推翻索隱派,成了胡適研究紅學的目的之一。

胡適為了推翻蔡元培的觀點,

到處尋找錄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

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的時候,

蔡元培卻托朋友為他借到了此書。

胡適根據書中的史料記載,

充分證明了《紅樓夢》是「曹之自述」的說法。

蔡元培送書上門,無異於給敵人送彈藥,

此等雅量,非君子之風而不能及。

蔡元培一生做官機會太多,

想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招手即來,

然而他生性極為豪放,對錢毫無概念,

為將名流、學生匯聚一處,時常請客。

私交上,一生受惠於蔡元培的數不勝數,

陳獨秀、魯迅、胡適、梁漱溟、

毛澤東、劉開渠、王雲五等等…

甚至到了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

自家生活極端拮据,卻不忘周濟他人。

當時有一位廣東籍詩人名叫廖平子,

恬淡高潔,不屑鑽營,家無隔夜之糧,

時常將他寫的詩作呈給蔡元培。

蔡元培知其生活清貧,贈法幣十元,

每月皆然,曆數年而不斷。

做人做到這個地步,可謂世間少有。

然而,1940年3月3日,

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

便口吐鮮血倒地,兩天後不治而去。

死時,沒有一間屋,一寸土,

醫藥費一千餘元,夫人無法支付,

只能典當衣物處理喪事,棺槨的費用,

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

誰能想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之人,

一手塑造了新北大靈魂的宗師,

死時竟然清貧如此,令人唏噓。

直到臨終前,他看到的,

仍舊是民族被殺戮,國土遭淪喪,

無財物傍身,只留下兩句遺言:

「科學救國,美育救國。」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後,

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公祭,

延安舉行各界追悼大會。

毛澤東在唁電中稱其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蔣夢麟的輓聯是「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

吳稚暉的輓聯是「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

如此之高的評價,盡全國唯有此一人。

提及先生的離去,傅斯年甚至喟嘆:

「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

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

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

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

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

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07

知識分子應該像探照燈,照亮民族的未來

前不久,作家劉震雲在北大演講,

提及蔡元培這樣的民族先驅者,

他談到知識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為什麼人類需要知識分子?」

「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

除了要考慮這個民族的過去、當下,

最重要的是要考慮未來,

每個知識分子的眼睛要像探照燈一樣,

更多知識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燈一樣,

要照亮這個民族的未來。

如果這些探照燈全部熄滅了,

這個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大紅樓內

1919年,美國哲學家杜威到中國演講,

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後整個過程。

得知蔡元培對北大的影響,他無比感慨:

「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

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

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

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

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這,想必就是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

在知識功利化、教育產業化、行政官僚化、

學術腐敗、沽名釣譽、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

當我們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

想起那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

想起新北大的精神,想起知識分子的擔當,

或許我們才能強烈的感受到,

其一生堅守信念,追求真理,

站立在懸崖岸邊,任由雲水激蕩,

曾發出照亮民族未來的光芒,

是多麼耀眼,多麼明亮。

圖片來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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