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漢：古典詩學裡的商丘
典籍表明，孔子把魯國（國都在今曲阜）作為「父母之邦」，而視宋國（國都在今商丘）為「祖先之國」，一生還鄉、問祖和遊歷十四次之多。儒學是中國最本土的文化根基，源於儒學的文以載道，天然地成為漢語詩歌根本的精神質素。春秋戰國時期，商丘文人薈萃，有大量的詩歌產生與流傳，孔子搜集了很多本地的詩歌編入《詩經》。孔子堪稱商丘初創時期詩歌的推動者。
誕生於河南民權的莊子，《逍遙遊》「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與超拔的想像力，開啟了後世文人（尤其詩人）「天人合一」的詩思。兩位本土大哲的學說所包含的精神智慧與豐富的語言形式元素，成為偉大詩國堅實而豐厚的奠基，商丘無疑是最直接的惠澤之地。
西漢時期，商丘赫然矗立「三百里梁苑」。《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有載：「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台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言下之意，睢陽城(今商丘境內)周圍奢華至極，文人墨客「莫不畢至」，其中就有枚乘、司馬相如等專於漢賦的大家。枚乘引《諫吳王書》《七發》《梁王菟園賦》等，成為梁園及整個西漢文壇的領軍人物之一。寫於梁園的《七發》更是漢賦由楚辭演變而來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標誌著漢代散體大賦體制的最後形成，其開創的設客問答形式、鋪陳誇飾的特點，均為其後的漢賦作者所繼承。
司馬相如是西漢中期最有成就的辭賦家，客居梁國數年，給梁園留下了《子虛賦》。正因為有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人的加盟，三百里梁苑中形成了歷史上「文學景觀」式的梁園作家群，使梁園辭賦開漢代大賦之先聲，並為西漢文壇輸送了大批人才。故而魯迅稱「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漢以後，誕生於商丘民權而歷仕南朝宋、齊、梁三代的江淹，成為商丘最值得驕傲的詩人。《隋書·經籍志》記載：「《江淹集》九卷，《江淹後集》十卷。」他既是南朝辭賦大家，與鮑照並稱，也是一位重要的詩人，更是一位商丘本土的詩歌實踐者，他從四言詩入手，亦寫過七言詩。但他更擅長於五言詩——在魏晉南北朝崇尚於四言體詩的試驗階段，他的率先實踐既具有天才的顯現，亦擁有詩學的眼光。他是商丘有史以來有記載的真正意義上的詩人。
至唐代，商丘依然有詩的光澤。其中最顯耀的是高適。據李可亭研究，高適「客居宋州（今商丘）達20多年，在宋州創作的詩歌多達69首，其中不乏有關梁苑的作品」。李白從天寶三年（744年）至天寶十三年（754年）客居梁園達10年之久，僅有關梁園的詩篇就有15首之多，且在此留下「千金買壁」的佳話。而杜甫早年與李白、高適同游梁苑，時常登高懷古，吟詩唱和，寫下了「醉舞梁苑夜，行歌泗水春」的名句，並把他和李白在宋州梁苑之游看成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時期。此外，王昌齡、岑參、李賀，宋朝詩人秦觀，明朝名士王廷相、李夢陽等，都曾慕名到梁園懷古。
明末清初，商丘迎來史詩性的文學景觀，那就是被論者譽為「文學主張和創作實績均譽滿華夏」的「名噪全國的文學團體」——「雪苑詩社」。當代小說家班琳麗寫道，侯方域於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與鄉人吳伯裔、吳伯胤、賈開宗、徐作霖、張渭組建起雪苑社，此為雪苑「前六子」。清朝初年，侯方域同賈開宗又聯絡宋犖、徐作肅、徐鄰唐、徐世琛重修雪苑社，此為雪苑「後六子」。他們集結宴會，評點詩文，廣結名流雅士，他們借雪苑詩社將中原一度打造成文人心目中的詩歌聖地。此時作為「國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開一代之文風，「遠方之士偶得其書者，爭分自抄錄……天下好古之士，無不慕《壯悔堂文集》，而望之若雲霄」。
徐作肅是順治舉人，以詩作出名，著有《偶耕堂集》。賈開宗詩先學杜甫，後學陶淵明、韋應物，自成一體。宋犖不但仕途得意，而且詩文著作等身，其詩作與號稱「清代第一詩人」的王士禎齊名。在創作上，他們「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力返風雅之道」。他們的作品，對扭轉明末清初文壇的衰敗之風起了旗幟性作用。
概言之，從文以載道的儒學、莊周天人合一到「梁苑三百里」的漢賦，以及焦延壽的四言詩，成為商丘詩歌文化的源頭；及至高適與李白詩歌，杜甫及其他唐代詩人的梁苑遊歷，以及宋代的詞章，建構了商丘深厚博大的詩歌淵藪；南朝詩人江淹開創了本土性詩歌寫作的先河，直到雪苑詩社的詩歌成就，都讓商丘文化中的詩歌力量日益凸顯，這必將激勵後學者譜寫當代商丘的新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