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發動戰爭的罪魁的德國與日本，戰敗後認罪的態度差距咋就那麼大呢？
國家公祭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血腥的一頁，也是迄今日本右翼勢力竭力掩蓋、否認侵略罪行的一個焦點。不僅如此，日本政府也不願證實這一史實。日本領導人對訪問南京，參觀有關紀念館有所抵觸，仍會受到日本國內巨大的牽制。戰後至今，沒有一個日本首相到過南京。可以想像，如果日本首相到南京訪問仍就只說一句深刻反省，而不正式謝罪並前往悼念死難者，是難以得到受害方寬恕的。遺憾的是，戰後60年過去了，日本不僅仍然做不到向南京謝罪，而且還不斷出現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言論。這隻能激起受害者更強烈的憤怒和對歷史事實的反覆確認。
華沙之跪
華沙之跪---發生在1970年12月7日，指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一事。當天西德與波蘭簽訂了《華沙條約》。 勃蘭特在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後，突然自發下跪並且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從此在深深受過德國納粹鐵蹄蹂躪的東歐人民心中，德國人不再只是青面冷血殺人不眨眼的納粹屠夫。在他們的心中，從此便會，而且永遠還會跪立著一個德國人，那是真心為自己的民族贖罪，真誠地向曾被奴役的國家請求重歸於好的一位德國總理。這就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華沙之跪」。在此，勃蘭特總理為德國戰後歷史上寫下了極其重要的一章。
歌德、席勒、海涅
有人認為，德國認罪態度較好，源於德意志民族特性，德國人思想深刻，善於反思，對戰爭罪責問題也採取了理性的態度。事實上，德意志民族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繼承了兩種遺產，一種是軍國主義和集權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普魯士精神，自近代以來，被俾斯麥、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繼承；另一種是以歌德、席勒為代表的人文主義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和人道。這兩種遺產在德國社會中並存。兩種遺產相加，就使德意志特性淡薄了許多。近年來，少數國外學者認為浸染德意志民族的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強調人生而有罪，一生都需要不斷懺悔，由此形成罪感文化；而包括日本在內的東方民族最忌丟臉，形成恥感文化。個別學者甚至將這兩種文化同兒童心理發展過程結合，認為羞恥感早於是非判斷能力，
基民盟領袖科爾
在戰後民主化改造方面，德日兩國也有很大差別。日本的改造在時間上稍晚，因此受冷戰影響較大。美國為更好地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採取縱容政策。另外，德國被蘇、美、英、法四國佔領，佔領國在實施民主化改造時互有制約；而日本由美國一國佔領，民主改造的效果大打折扣。從實際結果來看，蘇占區的民主化改造最徹底，納粹分子全部被清除出各級行政機構和企業，並被沒收財產，法西斯思潮遭到毀滅性打擊。在美佔區，一度發生非納粹化擴大化，開始時佔領當局試圖整肅全部納粹黨員，後來很快發現，要把這1/5的人口驅逐出公眾生活是不可能的。緊接著又搞人人過關，當局擬定了一份133個問題的調查表，要求每個18歲以上的人填寫，經當地法庭審查後，劃分成主犯、罪犯、從犯、追隨者和無罪者。擴大化固然不好，但從清楚舊殘餘角度看，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麥克阿瑟與裕仁
部分知識分子勇敢地承擔起領頭反思的重任。1946年，哲學家雅斯貝斯出版了著名的《罪責問題》一書，強調了認罪的重要性，指出每一個德國人都犯有罪行，因為除了刑事罪行和政治罪行應該由相關人物單獨承擔外，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就應該由聽任罪行發生的全體國民集體承擔。德國基督教會儘管在法西斯統治時期也作過抗爭，但它們並沒有因此而逃避責任，反而公開發表認罪書，宣告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對納粹政權的暴行承擔責任並為此贖罪。同時，知識分子在文化重建過程中，積極對國民進行民主思想的再教育。大多數作家以平實的語言揭露戰爭的殘酷和戰後的困苦，力圖深刻地思考倫理道德問題和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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