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儀、任軍鋒談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經驗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借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舉辦「中國傳統文化與通識教育研討會」的機會，嶽麓書院通識教育中心的謝一峰老師和書院研究生陳晴妍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主任梁美儀和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任軍鋒，就大學通識教育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方向等問題進行了深度訪談。以下為訪談全文：
問：請兩位老師分別簡要談談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開展通識教育的歷程和基本情況。
梁美儀：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文大學」）成立於1963年，在成立之初就重視通識教育。與香港大學的三年學制不同，中文大學受到美國大學制度的影響，在成立伊始，實行的就是四年學制。因受錢穆先生書院式辦學理念的影響，中文大學講究先博後專；與此同時，中文大學也受到以崇基學院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學院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傳統影響，注重對於學生「成人」的培養；除此之外，中文大學因地處嶺南之故，又受廣東地區書院傳統的影響，注重培養學生對社會的奉獻意識。總體而論，中文大學一直認為大學教育不僅在於學習專業知識，更要讓學生承擔對於個人成長、文化傳承、社會貢獻的使命責任。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梁美儀教授。
中文大學創立之初，秉承李卓敏校長培養博通領袖人才的理念，倡導人文教育與專業教育均衡發展，提倡實施通識教育。在通識教育實行之初，受規模限制，只能交由各成員書院推行。各書院通識的理念和制度不盡相同，各自發展。這樣分散的發展策略對大學整體的通識教育發展形成了阻礙，所以，上世紀70年代中文大學進行了第一次改革，1984年又進行了第二次改革。在1984年的這次改革中，中文大學對以往實行的通識教育進行檢討、反思，思考如何在大學通識方面能有一個更加開放的視野。改革被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大學通識教育，二是書院通識教育。1986年，中文大學進行了第三次改革，其主要內容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除書院通識所佔六學分外，其餘二十學分歸屬新設的通識教育主任統籌的全校通識課程。但是，這次改革並不是很系統。1989年，港英政府要求所有受資助的大專院校統一為三年制。通識課程因大學學制結構上的改變，將學生修讀之通識學分從21分減至15學分，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2003年，中文大學把通識教育分為四個版塊：文化傳承、自然科學與科技、社會與文化和自我與人文。每個學生都要分別從四個版塊中各選一門課，但不是所有同學和老師都能理解背後的理念，許多老師認為通識教育的課程是其負擔。因此，我們通過數字管理等做法來進行統籌。2004年，香港教育局宣布將全港大學於2012年轉為四年制，並建議所有大學建立或加強通識教育課程，中文大學將原來15個通識教育學分又改回21個學分。當時中文大學的通識科目一下子增加到二百餘種，就拓寬學生知識面而言，通識教育的這些做法是值得稱讚的。但是，這些課程分屬四個不同板塊，整個通識課程缺乏一個清晰的架構，變得很散，同學在此方面也並沒有很多的共同的經驗和議題，這就成為了一個問題。於是，我們將四年制改革後這多出來的六學分，做成了所有中文大學學生必修的兩個基礎課程，即閱讀文科和理科的經典篇章，以達到與人文對話、與自然對話的目的。這些經典覆蓋面十分廣泛，從西方哲學到東方經典，甚至是伊斯蘭文化（如《可蘭經》等書），讓同學對不同文化的關鍵問題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認知。同學通過兩門課程的對話，閱讀相同的經典，成為中文大學學生共同的經驗。
任軍鋒：復旦大學從2005年開始，明確地提出了「通識教育」理念，具體舉措包括成立五大「住宿書院」，次年即2006年開始確立「通識核心課程」體系，即最初的「六大模塊」，如今增至「七大模塊」。復旦的通識教育覆蓋文理工醫各個學科，至今已經歷了十餘年的探索實踐。一開始，在復旦，就什麼是「通識」教育，大家眾說紛紜，分歧很多。這不難理解，因為「通識教育」理念本身是直接從美國大學移植而來，但其中肯定有中國大學自身人文素質教育傳統的「前理解」。而從最初的「六大模塊」課程的結構設計來，其背後隱含的是如下兩種關於通識教育的理解：來自理工科的老師認為，他們的學生過早地進入相關專業訓練，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甚至待人接物的常識，而科技的迅猛發展對人文關懷提出更為迫切的要求；來自文史哲的老師認為，必須讓學生進入基本的文史經典，傳統的概論式「滿堂灌」陋習必須克服。值得慶幸的是，復旦有較為雄厚的文史哲等學科積澱，這為通識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任軍鋒教授。
2013年，復旦大學教務處委託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教授主持新一輪的核心課程改革，當時成立了核心課程工作小組，成員來自復旦各個學科，工作小組在反思歐美主要大學核心課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復旦既有的核心課程做了細緻的梳理：諸如因人設課的問題，模塊化課程設計缺乏較為明確的知識路線圖，甚至出現了不少「水課」。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這幾年的實踐中已基本得到克服，如果說之前七年的實踐可以稱為「復旦通識1.0」的話，目前我們已進入「復旦通識2.0」，我們在理念上已經達成了基本的共識，行動路線也日趨清晰，也形成了一整套切實有效的實施辦法。
問：錢穆先生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對於中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又是如何體現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中的呢？
梁美儀：中文大學的前身之一新亞書院是由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創辦，所以中華文化一直是通識教育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現在中文大學所教授的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內容，已不再局限於錢先生的思想。近幾十年來，許多新的思想思潮湧入課堂，使得整個課程內容變得更加多元和多樣。比如說藝術史方面，有中國藝術與文化的課程；人類學系方面，有從中國文物看中國文化的課程；甚至於地理系，也有從文化地理角度來講中國文化的相關課程。我們的課程也在隨著時代改變而發展，而不是僅僅盯著以前的東西不放。
問：在通識教育的課程設計和教學理念方面，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又有著怎樣的特點和經驗呢？
梁美儀：在基礎課程的設計上，中文大學要求學生大量閱讀經典內容，強迫同學去搜索、思考相關內容，並不是遷就學生的意願。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直堅持兩個信念，第一個是所有人都關心的一些問題，即在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背景下，什麼樣的人生是一個好的人生，什麼樣的社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這已經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第二個關於「經典」的問題，對於學生來說，會覺得經典很遠，他們懷著一顆敬畏且好奇的心面對經典，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怎樣引導學生進入經典。所以我們的老師做了很多配套，比如出微型教材，開發app等，再通過老師主講、同學討論等方式，讓不同學系的學生結合起來，一步步引導學生透過問題理解經典內容。一整套下來，我們發現效果很好，成果讓人喜出望外，學生們紛紛表示他們happy to be forced（很高興被強迫），普遍有種「他們本來以為他們不能做，但是通過課程的學習，他們不僅認為自己能做，而且能更好應對挑戰」的成就感。
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制度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和特點，我們要求學生不能選自己學系的通識課。而作為一門通識課，也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課程不能要求學生必須有一定基礎才能上；課程要和學生的生活學習經驗有一定的聯繫；課程不能是水課，一定要有分量；要有一定的閱讀量，但也不能太多，限制在每個課題一兩篇文章的水準。
任軍鋒：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依託專業教育，充分調動各院系的資源和教師的積極性。在我們看來，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的歸宿，而不是大學教育的起步，通識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升級版，而不是通俗版。通識教育絕對不能淪為通俗教育，必須對學生的平均智力構成足夠的挑戰。在教師方面，從事通識核心課程的教學需要教師不斷克服自身「專業的傲慢」，需要有意識地將所謂的專業術語徹底打碎，深入淺出卻能直指人心，教師要明確自己課程的基本思路和教學目標，以及達成這一目標的具體「抓手」，對學生提出明確的學術要求，在學術上絕不迎合遷就學生。
為了確保通識核心課程任課教師的尊嚴感和成就感，新一輪改革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除了在資源保障方面的及時跟進，還啟動了「復旦通識系列叢書」項目，希望能將核心課程的教學成果及時轉化為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從而克服目前中國大學愈演愈烈的教學與科研結構性斷裂的困局。我們認為，無論怎樣精緻的「頂層設計」最終都要轉化為教師自身對教學的全情投入，我們的所有努力其實都是指向真正調動教師教學的積極性。在助教方面，我們已基本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助教培訓和成長機制，「大班授課，小班討論」，助教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目前復旦核心課程已全面啟動五次討論班的原則性要求。我們認為，教學是核心，但同儕之間相互學習也很關鍵，如何在3-5分鐘內將自己的想法明確表達出來？如何迅速抓住並領會他人發言的要旨，這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操練的，而這對助教的綜合能力和學術能力提出相當高的要求。我們希望我們的研究生在幫助提升核心課程教學品質的同時，獲得自身學術成長的必要歷練。
前不久，復旦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孫向晨教授明確了「復旦通識2.0」的「六大標準」：即理念的落實要有具體的流程；50個基本課程單元的邏輯關聯度；對每一門課提出明確且切實可行的質量標準；建立完整的助教體系；課程提升的閉環系統：即「申請-建設-評估-升級或退出」的閉環系統；以及完善的「服務管理體系」。我們希望通過持續不斷紮實的推進工作，使我們的通識教育從移植到繼承，真正做到「有根、有魂、有效」，進而成為新世紀中華文教實現自我更新的關鍵契機。
問：在通識教育課程的選課方面，有一個很切實的問題，便是通識教育過程中的本專業迴避問題。一些學生為了獲得更好的成績，往往在通識教育課程的選擇方面優先選擇同自身專業方向相同或接近的學科。這樣一來，便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通識教育的初衷和宗旨。為此，一些學校採取了文、理科生交叉選擇，學生不得選擇同本專業相關之通識課程等較為激烈的措施，在通識教育方面頗有建樹的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又是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一問題的呢？
梁美儀：在此方面，我們主要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是規定學生不能選擇同本專業直接相關的通識課程；其二，便是通過通識教育兩門必修基礎課程的設置，使中文大學的所有學生獲得一個共同討論的平台和基礎。
任軍鋒：在選課規定方面，我們曾經也考慮到專業迴避的問題，但近幾年來有所鬆動。在我們看來，既然是通識教育，就不應該刻意迴避所謂專業。它面對的是學生的平均智力而不是學生的專業背景，真正有質量的核心課程，不應該對相關專業的學生「心有芥蒂」。
問：在通識教育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參與討論是非常重要的。對此，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又有著怎樣的經驗呢？
梁美儀：因為我校通識教育沒有自己的研究生，所以中文大學不像內地一些高校，它比較少使用助教。每個討論課都是基礎課程的老師自己在做，討論課一般由25人左右組成，再分成五個小組，分組彙報。在課堂之外，老師會用討論組的形式幫助學習上面有困難的同學，在討論課之前，一般先有一個比較沒有壓力的討論，會讓之前上過該門課且成績比較好的同學會做一個leader，運用PASS方法進行培訓。
任軍鋒：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採用的主要是「大班教學、小班討論」的模式。每學期，通識核心課程都會有兩百人左右的研究生助教團隊。為此，我們制定了「核心課程助教成長計劃」，對助教進行必要的系統培訓，通過定期培訓、新老助教交流、模擬課堂討論等方式，提升助教組織討論課的基本能力；除此之外，在助教的專業素養方面，我們也充分注意到其基本學術積累的重要性。許多相關課程的助教，都是由任課教師的研究生擔任的，有的助教從碩士到博士，擔任某一門課程的助教長達數年之久，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助教經驗。
問：嶽麓書院的四位一體的本科生導師制是書院本科生教學的一大特點，請問在香港中文大學和復旦大學是否也有相關的制度，其與通識教育的關係又當如何呢？
梁美儀：在中文大學也有相關的制度，但是這個導師制和通識教育並沒有很大的關係。中文大學有兩級的導師制，第一級是在學生剛入校時，老師每個學期跟與他們交流，了解他們的基本情況，如果學生有特別的困難，會有第二級的老師的去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成效如何，因人而異，因事而異。我認為跟你們書院相比，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完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屬於導師制，中文大學的學生，在畢業之前，一定會有一個論文或者項目的導師。但是這項制度的效果也是參差不齊，而且這項制度由各個學系和書院管理，並不屬於通識教育的管轄領域。話雖如此，經驗還是有一些。在我們之前的實踐中，一年級的學生對於很多諸如獎學金、出國交流的問題有了困惑，一般會找基礎課程的老師，不太會找本系的老師。我認為很大的原因是我們的老師在課程中會設置小班的研討，正是這個研討，促進了師生之間的相互了解，學生會覺得通識課的老師會比他們本系的老師對他們的了解還要多，這樣就形成一種比較親密的師生關係。說到通識課的考查形式，我們會要求學生每個學期寫兩到三篇reflective journal，類似於反思，在學期末會布置一篇比較長的論文，雖然不設置期末考，但是在課程中間會有幾次小測。
任軍鋒：復旦大學目前的本科生導師制主要在書院里推行，各個專業院系也有自己的導師計劃。復旦書院導師制從2005年至今經歷了12年的探索實踐，目前復旦的五大住宿書院由教務處副處長徐珂教授總體負責，根據我的了解，書院的課外拓展活動豐富多彩：諸如導師午餐會、周末輔導、系列講座、讀書會等等。具體不妨關注「書院在復旦」公眾號。到目前為至，復旦已經基本形成了以五大「住宿書院」與七大模塊「核心課程」為代表的復旦通識教育模式，並以此為載體全面構建復旦通識教育體系。
問：請問您對於嶽麓書院開展通識教育有何建議？
梁美儀：嶽麓書院現在以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見長，所以我建議在除了史哲以外的領域諸如理工和社會科學方面可以進行適當拓寬，充分利用湖南大學的資源，運用合理的方式開拓學生的眼界。
（本文照片提供：向松陽、黃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