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軍：文穎館與清代文治休戚相關

設館修書是歷代統治者重要的文化政策，清代尤甚。一般來說，清代官方修書館分為常開之館、例開之館和特開之館。所謂常開之館，即持續開設、書成不閉之館，如國史館、起居注館等。所謂例開之館，即定期開設、書成即閉之館，如實錄館、玉牒館等。所謂特開之館，即特旨纂修某書、書成即閉之館，如明史館、三通館等。就文穎館（又稱皇清文穎館）而言，學界有兩種觀點，一說文穎館屬於例開之館，一說屬於特開之館。事實上，從文穎館的發展歷程來看，無論例開之館還是特開之館，都與文穎館不甚相符。文穎館的立廢凡四次，康熙朝初設，雖撰成《皇清文穎》，但因體例未備而未能刊行。雍正朝復設，續輯《皇清文穎》而未成。乾隆朝再設，撰成《皇清文穎》並刊行，文穎館的地位得到確立和發展。嘉慶朝又設，完成《皇清文穎續編》一書後並未閉館，又繼續編纂《西巡盛典》《治河方略》《明鑒》等書，可謂盛極一時，卻因一場大火而急劇衰敗並退出歷史舞台。文穎館作為清代前期和中期文化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清代文治興衰休戚相關。

通過嚴密文網控制士人思想

文穎館的詔開與清初統治者在文治上實行教化和控制的政策密切相關。清入關後，連年戰爭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災難，部分明朝遺民對清初統治者也極為不滿。於是，統治者為收買人心，開始施行教化與控制的文治政策。一方面，統治者致力於延攬名儒開館編刊書籍，以宣揚文治；另一方面，在編刊書籍時制定嚴格標準，以「欽定」名義將不符合專制統治要求的文章排除在外，大興文字獄，通過嚴密文網控制士人的思想。

順治帝即位後，提出「興文教、崇經術」口號，意在招攬儒學淹通的人才，以佐文治。康熙帝認為「治道在崇儒雅」，標榜文治。終康熙一朝，康熙帝對詩文詞賦非常重視，不僅廣搜人才，而且編成了多部重要文學典籍。康熙十二年（1673），命翰林院官員進呈所作詩賦詞章。十七年正月，為展現其求賢右文之意，諭令吏部，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在外督撫、布政使、按察使等推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的人才。十八年，博學鴻儒科正式詔開，由康熙帝親自面試各地推舉之人，最終延攬一大批飽學之士。二十四年，命徐乾學編校《古文淵鑒》，通過規範文體、文風以加強文化建設。不久，又諭令各部院廣為搜求善本典籍，以副稽古右文至意。四十一年，御制《訓飭士子文》，提出「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的規繩。四十三年，命張玉書等人纂修《佩文韻府》。四十四年，彭定求等人奉敕編纂《全唐詩》。四十五年，陳元龍奉敕編纂《歷代賦匯》告成。四十八年，康熙帝在武英殿設文穎館，命陳廷敬、王鴻緒等人纂輯《皇清文穎》。五十一年，《皇清文穎》告成，共140卷，其中御制詩文60卷，臣僚詩文80卷。這部《皇清文穎》因選擇不夠精當，未能刊印發行。但是，這種通過欽定詩文控制士人思想的方式得到了後繼統治者的認同。

雍正帝即位後，多方延續康熙帝的文治主張。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在給禮部的諭旨中稱「文章之道，與政治通，所關巨矣」，要求禮部取士時，所選文章務必「雅正清真，理法兼備」，這與康熙帝的標準一脈相承。十一年，雍正帝效仿康熙帝開博學鴻儒之舉，諭令內閣，要求在京滿漢三品以上官員及在外督撫、學政等保舉宏通博雅、淹貫古今的學者。十二年，刑科給事中黃祐奏准，派員遴選臣工詩文，刊布直省。同年，復設文穎館，以重修《皇清文穎》，館址在翰林院衙門內的清祕堂西齋房，任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工部尚書徐本為文穎館總裁官，兵部尚書魏廷珍、刑部尚書張照、吏部侍郎邵基、刑部侍郎楊超曾、內閣學士方苞和勵宗萬為副總裁官，大多為雍正朝重臣，足見雍正帝對文穎館的重視。對於《皇清文穎》的編纂標準，雍正帝曾面諭張廷玉等人，一再強調選錄文章務必謹嚴，以音律和平、詞義正大為標準。不久，雍正帝駕崩，重修《皇清文穎》一事未能完成。文穎館的詔開為清代文治建立了一個新的陣地，而對文章選錄的嚴格要求也成為清代君主實行文化控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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