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有什麼意義？

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說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於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並「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據朱瑞熙先生在《複雜多變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統計，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這種等同於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於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這就是為什麼王安石變法首先從經濟、軍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繞過了澄清吏治這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的原因(當然，這裡面亦有減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