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一個親手終結「蔣經國時代」的人 | 短史記

文史 01-22

圖：蔣介石夫婦對弈，蔣經國觀戰

筆者按：這是一篇寫於2012年的舊稿。時過境遷，略作了一些刪改。

文 | 諶旭彬

1988年1月13日，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蔣經國在台北去世。

再多的「客觀規律」，再多的「大勢所趨」，歷史終究得由人來創造——無論後人如何評價蔣經國在台灣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無法否認一個事實：沒有蔣經國，台灣的轉型，會變得更加複雜、艱難和前途莫測。

與時代潮流站在一起

有人講，蔣經國是主動在順應自由民主的時代大潮。也有人講，這種順勢而為其實是被動性質。

縱觀其主政台灣的20餘年，「主動」與「被動」或許都是偽命題。因為，蔣經國本身，也是這時代潮流的一部分。

1、「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一個威權領袖的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其威權統治的實質。蔣經國也不例外。他早年所受家教，是父親信奉的傳統儒家經典；青年時代長期滯留蘇聯，深受影響；回國後又曾接受父親為其量身定製的「思想改造」。

1956年，蔣經國在《我所受的庭訓》中，如此回憶父親對自己的家教：

「

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後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等。

民國十一年，父親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還寫信告訴我說：『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學，總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你於中文如能懂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

「不久又來信叮嚀地說：『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

「

父親所以特別提示我要熟讀孟子，不但要我學會他的筆調，能做好文章：同時更教我從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幾段文字：

「(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町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斑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 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圖：1935年，蔣經國與妻子蔣方良在蘇聯合影

1956年的蔣經國，已能夠充分理解父親所交待的那些須特別重視的文字，所承載的思想內涵。

他如此闡釋：

「這裡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個革命救國的遠景和藍圖。也就是說，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為著人民安樂和國家富強，力求達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棄，定要居仁由義。第三段指出革命事業及人格的完成，並非一蹴而就。必須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環境，和各種難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毀謗，亦當逆來順受，然後可以達到。……古人說：『能受天磨方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確為經驗有得之言。」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還回憶了自己從蘇聯回國後，父親針對自己的「思想改造」：

「父親因為我童年就已出國，而在外國時間又太久，怕我對於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切理解，所以又

特別指示我研讀國父遺教。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來信說：「你以後看書，應多注重中國固有道德，建國精神與其哲學。孫文學說一書，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之具體表現，譯文決不能徹底闡明其精神。俄文譯本更將其中之精華捨棄未譯，故你應將孫文學說看完二遍之後，即看三民主義中民族、民生與民權各講之原書全文：並應將其心得批評之點摘記另錄，以備呈閱。民生主義中，批評馬克思主義各節，尤為重要；應切實用客觀態度，悉心研究看完。主義之後，再看軍人精神教育一書，亦在中山全書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書，則中國之政治、社會、經濟與哲學，皆可得其基礎矣。」

身為宋明儒學信徒的蔣介石，最終將自己的兒子也培養成了一個儒家「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多年後，宋楚瑜仍記得蔣經國對自己說過的一句話：

「政府不要跟民眾斤斤計較。」

這話背後不見得有「民主」，但顯然有「民本」存焉。

1950年代，台灣修築中部橫貫公路，蔣經國深入一線，與築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龍頭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饅頭。年近古稀時，仍下到台灣各處窮鄉僻壤里去探求民隱，如尋常老農般脫鞋涉水，如尋常路人般在路邊小飯館買盒飯吃……

這背後也不見得有「民主」，但顯然有「民本」存焉。

2、晚年認可了市場經濟

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思想改造」是成功的，但再成功的「思想改造」，也無法消磨掉曾經有過的痕迹。

30年代，蔣經國在贛南的實驗，仍帶有明顯的蘇聯色彩——嚴格控制百姓，以運動式手段搞經濟文化建設。1945年後，蔣經國也曾對贛南時代的同仁承認，「贛南新政」並無多少效果，只是徒然讓百姓受苦：

「回憶贛南建設的過程中，

人民出了不少的錢，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並沒有得到應得的效果。

我們做事，初意雖在於為民眾謀利，而有時結果反而使民眾受苦。……今天並不否認，自己在贛南得到了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是有許多經驗，

就是一種人民受苦的代價。

」

但這種反思，似未及深入到體制和學理層面。去台後，蔣經國啟動「十大建設」，仍明顯帶有蘇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經濟色彩。

圖：贛南時期，蔣經國在控訴室接待告狀者

這種「計劃經濟」，也體現在蔣經國對台灣「均富」的追求之中。據宋楚瑜回憶：

「經國先生一直記得上海打老虎的經驗，那是他一生難忘的痛苦教訓。……所以他主政期間，對民生基本物價的穩定，特別是米價、油價，非常重視。……

所以一方面開放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

另一方面卻不準民生必要的物資掌握在財團手中，水、電、油、交通、金融、煙酒等，均透過國營事業嚴格控制價格。

……國際油價波動，台灣什麼油都可以漲，漁業用油、農業用電不準隨便漲。台灣什麼煙酒都可以漲，基層在抽的『新樂園』牌香煙不準漲；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準漲，但高價位的煙酒可以多漲一些，用來貼補中低收入者，並維持穩定民生物價……」

「外界談『台灣經濟奇蹟』多半只講經濟成長這部分。但真正的『奇蹟』，是既能經濟成長，同時又讓人人賺到錢、注意到『均富』。

從1972年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到1988年過世，台灣的人均所得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但同時間，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同時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但貧富差距卻能限縮於8%。這代表著經濟成長的果實是由全民共享的，財富不是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這更是『均富』理念的徹底實踐。」

「均富」的初衷，無疑是很好的。

不過，實現「均富」的手段——國營企業、計劃經濟、價格管控，傷害了台灣的市場經濟的完整性。

早在1952~1954年間，台灣經濟學界就曾批評過國民黨對「國營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迷戀，史稱台灣政學兩界的「財經大辯論」。

受此次論戰影響，胡適於1954年3月6日公開站出來演講，自我懺悔曾信奉國營企業和計劃經濟，並敦促領袖和當局也出來懺悔對國營企業和計劃經濟的迷戀：

「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

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說的話也是這樣的。……現在想起，應該有個公開懺悔。

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

「我希望政府的領袖，甚至於主持我們國營事業、公營事業的領袖，聽了這些話，翻一翻《自由中國》、《中國經濟》、《中國文摘》等，也不要生氣，應該自己反省反省，考慮考慮，是不是這些人的話，像我胡適之當眾懺悔的話，值得大家仔細一想的？

大家不妨再提倡公開討論：我們走的還是到自由之路，還是到奴役之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大家都應該懺悔。我們應該自己『洗腦』；被別人『洗腦』是不行的。我以為我們要自己『洗腦』才有用，所以我今天當眾『洗腦』給大家看。」

這場論戰，只是台灣「市場經濟PK計劃經濟」的歷史的一小部分。不過，自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灣的經濟體制改革終於定下了「自由市場」的方向；蔣經國的經濟理念，也漸漸有所改變——

1985年，他接受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採訪時，曾明確聲明：台灣採行的是市場經濟，鼓勵自由貿易。

圖：贛南時代，蔣經國作演講訓話

3、他也是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一個以「民本」為政治信仰、推崇「均富」的執政者，一個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認同者，是可以成為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的。

1950年代台灣的「基層自治」，黨外力量參與選舉時，常不免受到體制種種刁難。1954年，非國民黨人士高玉樹競選台北市長，國民黨輕敵，允許自由選舉，誠實計票，結果大吃一驚：贏下多數選票的人是高玉樹。當局本欲宣布選舉無效，只是礙於美國「大使館」已經報告高玉樹獲勝。事情捅到蔣介石處，蔣經國建議蔣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選舉結果。

1969年，蔣經國批准同意在「基層自治」選舉中實行演講制度，候選人可以通過演講來闡述解釋自己的政策。

台灣自此開啟了一條獨特的民主轉型路徑——「自由先行」。

所謂

「自由先行」

，具體到台灣，扼要說來主要包括兩點：1、50年代的「基層自治」，給予了台灣民眾有限度（維持國民黨的「全國性」）的政治自由；2、同時期開啟的對私營經濟的扶植，則開啟了經濟自由的大門。這兩大自由先行，為1986年的轉型打下了基礎。

蔣經國在台灣轉型過程中的種種舉措，被宋楚瑜等人稱作

「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這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不過，蔣經國當年，確實與時代潮流站在一起，是時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

與時代潮流站在一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圖：1949年撤離大陸前夕，蔣氏父子登山遠眺

溪口

故里景緻

不該再有「蔣經國時代」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出任第六屆「總統」。

就職的當天下午，他對外發布了三點「指示」：

第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紙雜誌上。

「今天是一個民主的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第二，今後不希望稱呼他為「領袖」。

「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員，一個普通的國民，只願以黨員與國民的身份，與全體同志及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鬥」。

第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

「只有國家民族的萬歲，只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1985年，在「國民大會行憲紀念日」慶祝會上，蔣經國又有一個公開聲明。其內容是：

1、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去競選下一任總統」；2、國民黨「不能也不會」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

次年，蔣孝武外放新加坡，以示不傳子的決心；「軍系中常委」縮減至四人，是蔣氏父子執政台灣以來名額最少的一次。四人當中，袁守謙與高魁元早已不再統兵；宋長志和郝柏村中的排名，從上一屆的第十四、十五名，降至第十七、十八名。這是在用行動宣示未來的台灣不會出現軍政府。

圖：1970年，蔣經國與學者潘文淵握手留影

1986年4月，蔣經國指定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谷正綱、黃少谷、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沈昌煥、李煥、邱創煥、吳伯雄十二人，組成專門研究和平轉型的「革新小組」。蔣經國要求他們：

「先選擇最重要的來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這年5月，蔣經國又發出指示，讓體制內人士主動與「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中的人士溝通。此後，國民黨對「黨外組織」的政策，明顯轉向以溝通為主，不再是竭力壓制。

改革遭遇掣肘，蔣經國啟用了李煥。在與李煥的長談中，蔣經國交待了自己設想的三個改革目標：

第一，國民黨需要徹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開的政治制度里競爭。

實際上，自六十年代開始，蔣經國已開始對國民黨本身的年輕化、現代化改造；至80年代，大部分國民黨代表，是通過競爭選舉上來的，而非依賴威權體制的賜予。

第二，取消「戒嚴」，解除報黨禁。

這實際上就意味著政府需要回歸到憲法層面去施政，意味著四六憲法重新啟動生效。

第三，「兩岸統一」。

蔣經國說：「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踏上統一之路。台灣和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怕將越來越難獨立存在。」（據陶涵《蔣經國傳》）

對於第三點，蔣孝勇晚年頗為感慨：

「他（筆者註：指蔣孝勇）強調，父親辭世之前，實際上已通盤檢討了大陸關係及整體施政，並且已有相當雛型，

『這包括兩岸統一在內，父親是絕對不會放棄這件事的。』

至於這幾年有人表示曾擔任過密使，為兩岸領導人傳過話一事，蔣孝勇表示據他所知，曾經表態過，但沒有正式接觸。在台灣，兩蔣主政近四十年。蔣經國於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他在世最後一年的七月間，邀約地方父老茶敘時感慨地說，他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已經是台灣人了。蔣經國當時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開闊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陸』。

蔣孝勇說，他父親講『我已經是台灣人』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除了認同台灣之外，更希望在台灣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國人』，後來卻被斷章取義。

寧靜革命，在蔣孝勇的心目中，早在他父親辭世之前就展開了。他強調，除了人事布局尚未完成之外，蔣經國的一連串民主改革措施，為台灣社會日後的安定祥和開創了先機。」（《蔣孝勇的最後告白》，蔣孝勇口述，王力行，汪士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