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禮樂之精髓，應傳承還是排斥？（上）

強浩專欄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時至今日依舊影響著中國的教育體制與教育思想。

本期【浩然專欄】，強浩老師繼續在這裡解答你的疑問與思考，帶你讀懂儒家經典，貫通古今點亮人生。

如果你對本文的觀點，有著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喜歡研究儒學，心存疑問求解答；

歡迎給博雅君留言，寫明你的主張與問題；

也許在下期文章中，強浩老師回答的對象，就是你~

「

為什麼法家、墨家、道家都排斥詩書禮樂，而儒家提倡傳承詩書禮樂？

這是一個好問題，但它的描述並不十分準確。我們從小就知道先秦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但這個時代的主色調並不是「爭」，而是「合」。百家之間，首先是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學派思想的交流融合，其次才是針鋒相對的鬥爭。明白了這點之後再看來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各家對儒家詩書禮樂的態度，並非是一味的批判、排斥。我們要搞清楚法、墨、道三家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就首先要弄清他們的文化根源在哪裡。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可這個問題的原因，我們可以從這個問題出發，去尋求三家各自的學說主旨。搞清楚了這些思想巨匠的核心觀點，差不多也就看清了那個時代。

要說的話有點多，所以這篇文章分作兩部分發，先來講儒家和法家的問題。

一

脫胎於家庭教師的儒家

儒家為什麼主張傳承詩書禮樂？很簡單，因為這本來就是儒者吃飯的傢伙。

早期的儒者相當於貴族的家庭教師，負責教育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以我們現代的眼光可能不大能理解六藝的價值，但在春秋時代，它們都是非常實用的技能。比如懂得禮、樂的人，可以充任諸侯祭祀、盟會的司儀；懂得書、數的人，可以負責國家的財政和王宮事務；懂得射、御的人，可以參軍作戰。

孔子的祖先本來是宋國的貴族，是商朝的遺民，屬於當時天下第一等的「失敗者」，嘲笑宋國人簡直就成了一種「政治正確」，比如我們熟悉的守株待兔、拔苗助長的故事，主角都是悲催的宋國人。到了孔子父親叔梁紇這一代，宋國發生內亂，叔梁紇便逃難到了魯國，作了一個下層的貴族。等到孔子出生，家道已經非常沒落了。好在當時的魯國算得上是列國之中文化氛圍最好的一個（傳承了周的禮樂文明），有足夠的典籍文物來供孔子學習。

在這樣的背景下，渴望知識改變命運的孔子，便委身於貴族家中，從許多低賤的職務做起——孔子曾做過倉庫管理員和牛羊飼養員，逐漸積攢了豐富的禮樂知識，熟練掌握了六藝。但孔子並不滿足於此，憑著他的天縱英才和好學精神，終於從六藝中升華出了一套為人處世、求學做官的大道來，這就是後世奉為正統的儒家。

所以從本質上講，儒家誕生於周禮樂文明的廢墟之中，沒有周的詩書禮樂，就沒有儒家的仁義禮智。這就註定了無論儒家如何變化，都必須堅持把詩書禮樂傳承下去，否則就是自廢武功。

二

主張君主集權的法家

法家學說雖然起源很早（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夏代掌管司法的理官），但它的成熟卻在儒家之後。春秋時法家被稱作刑名之學，出現了管仲、李悝、吳起、商鞅等一大批傑出人物。到了戰國末期，韓非集前人之大成，將法家的理論推上了頂峰。

既然韓非如此重要，我們就借他來看法家。[1]大體而言，韓非的思想主要分為法、術、勢三部分：

法，就是法治，即用統一的規矩去治理國家[2]，反對儒家的賢人政治（這也是儒法之間最大的差別，一個是決於人，一個是決於法）；

術，就是馭下之術，即強調君臣之間潛在的信任危機[3]，進而要求君主監察臣子以及臣子之間互相檢舉；

勢，就是權威，尤其指君主的權威，強調通過加強君主集權來震懾臣子[4]。

三者之中，法是光明面，也是最具永恆價值的一項；勢、術是陰暗面，它善於使用一些非常規或不正義的手段，去強化君主的統治，後代如錦衣衛、秘密奏摺等種種黑暗制度就源自於此。

從法家歷史上看，韓非之前的學者普遍更加看重法，而韓非則更加看重勢、術。為什麼呢？韓非出身於韓國王室，看似高高在上，實則舉步維艱。當時的韓國有內外兩大危機：一是國力積弱已久，在外無力抗衡六國；二是王室力量衰弱，在內被貴族壓倒。韓非為了救治韓國政治的弊端，才一反前人的主張，使法家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勢、術都是為君主集權服務的，權從哪裡來？當然是從臣子、百姓哪裡來。想要這些人心甘情願得把權力交出來，就不能讓他們太聰明。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黎元洪的故事：

「

黎元洪是清朝將領之中少有的能夠「睜眼看世界」的人，他在湖北訓練新軍期間，為了增強自己隊伍的戰鬥力，他決定讓這些目不識丁的士兵都去讀書。不到十年，湖北新軍的識字率竟然達到了80%！（作為對比，2007中國的識字率剛剛突破90%）

但後來事態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了黎元洪的設想。這些有了文化的士兵通過《警世鐘》等革命書籍改變了思想，最終紛紛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正是新軍的起義，成了壓倒清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

做過管理的朋友都知道，太聰明、太有性格的隊伍不好帶。為了權力的高度集中，法家必須反對開啟民智。

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平民力量崛起，而貴族漸漸衰弱。這一變革首先依賴的就是冶鐵技術的成熟——開始普及的鐵器逐漸代替了石器和木器[5]，使得人民的生產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在這種民力飛速發展的狀態下，法家想要鞏固君主的地位，就要剝奪人民的自主意識，將他們改造成國家耕、戰的工具。

而詩書禮樂教的是什麼呢？是讓人有自主思考的意識和能力，以及不隨波逐流的獨立精神，那麼就無怪乎法家將詩書禮樂視作洪水猛獸了。

先說到這，本期我們了解了儒家和法家，下周為大家解析墨家與道家，敬請期待。

相關注釋

[1]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絕不能將韓非等同於法家，比如商鞅的《商君書》二書，在理念上便與韓非有著極大的不同。本文為了論述的方便，暫只討論韓非，日後有機會再另起新文為大家介紹法家中其他人物的思想。

[2]《韓非子·用人》：「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

[3]《韓非子·備內》：「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殺主也。」

[4]《韓非子·功名》：「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治不肖」，又《奸劫弒臣》：「乘威嚴之勢以困姦邪之臣。」

[5]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將春秋戰國劃入青銅時代，其實是有待商榷的。畢竟在鐵器普及之前，青銅作為極為名貴的材料，基本只用作國家祭祀器具和兵器的製作，在人民生產過程中仍然大量使用石器和木器。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