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
[日] 野島剛 著
故宮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博物館。
兩個名稱一模一樣的博物館,同時存在於北京與台北兩個地方。「兩個故宮」互不否定彼此的存在,也沒有誰高喊「我才是正宗的」。雙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號,展示著雷同的中華文明文物,肩負著同樣代表「中華」的觀光景點名號,不斷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
設立台北故宮的目的,並非像一般博物館那樣,想要給參觀者提供啟蒙教育,而是為了保管文物而建。或者可以這麼說,與其說是博物館,台北故宮更像一座倉庫。
北京紫禁城有個乾隆皇帝建造的房間叫「三希堂」,「三希」是指三件稀世珍寶,乾隆皇帝將最喜愛的三件書法裝飾在這個房間里。這三件分別是書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其子王獻之的《中秋帖》,其侄王珣的《伯遠帖》。
台北故宮自稱是「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四大博物館除了台北故宮以外,還有法國的盧浮宮、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和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無論怎麼說,台北故宮具有亞洲第一博物館的地位,這評價在世界上是屹立不搖的。
兩個故宮,與其說是外形相似的雙胞胎,還不如說是一張分裂的地圖。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兩個故宮的交流也象徵了文化領域關係的改善,兩邊的距離正在急速地拉近中。
2008年冬天,我正在進行採訪故宮的工作時,剛好看到了《經過》這部電影。採訪空當,我走進咖啡廳隔壁的唱片店,偶然發現《經過》的DVD,電影的女主角如果不是桂綸鎂的話,我大概就不會注意到。而這部電影正好就是說明民進黨意欲進行「故宮改造」的絕佳教材。
為了達成改造故宮的目標,陳水扁任用的故宮院長,就是出身高雄的歷史學家杜正勝。他專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擔任過台灣最高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也曾為李登輝撰寫演講稿,具有強烈的「台灣主體意識」。
杜正勝處理故宮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去政治」。
首先是除去與國民黨政治體制相關的東西,包括各樓層展示的孫中山或蔣介石銅像、蔣介石或宋美齡的親筆油畫等。原來掛在台北故宮正面大廳的蔣介石畫像,也在2001年2月被取下。
民進黨在台灣政治上的「去中國化」,它打出故宮改造的王牌——興建「故宮南院」,這也是台北故宮的第一個分院。
選定嘉義為設立地點,無疑飄散著政治氣味。嘉義是個與日本淵源深厚的地方,台灣被日本殖民時期,來自台灣的嘉義農林隊曾經參加日本中學棒球聯賽(就是現在的「甲子園大賽」),當時表現得十分出色,很多日本人都知道這支隊伍。此外,嘉義位於台灣著名觀光景點阿里山的登山口,這裡也是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起點,這條森林鐵路擁有許多日本粉絲。
故宮有三件超有人氣的收藏品,稱為「三寶」。第一寶是「翠玉白菜」。這是模仿白菜的玉雕傑作,白色的菜身上有翠綠的葉子,還雕有螽斯和蝗蟲。作品主題一目了然,因此備受歡迎。
第二寶是「肉形石」。這塊「東坡肉」是使用瑪瑙類礦物加工琢磨而成,呈現出瘦肉、肥油、肉皮三層層次分明的質感,看到的人都覺得興趣盎然。
最後是《清明上河圖》。前兩件作品與其說是藝術價值高,不如說是主題淺顯易懂,因此能聚集參觀者的人氣。而《清明上河圖》則是真正中華文化的歷史傑作。作者是北宋的畫家張擇端,該圖描繪了北宋京城汴京(現在的河南開封)在清明時節的城市生活。畫中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三人,個個動作姿態不同,刻畫得維妙維肖,是中國歷代繪畫中的佳作之一。原作在北京故宮,台北故宮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是清代宮廷畫家所畫。
民進黨當局首度將這「故宮三寶」帶出台北故宮。
清朝國力衰退已是藏不住的事實,從19世紀末葉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1925年故宮博物院誕生的這段時間,原本收藏皇帝珍寶的紫禁城,大量流出中國藝術品。
這個時代的清朝,文物遭到三次流失的災難。首先是1856年亞羅號事件引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佔領圓明園,據說掠奪了兩萬件文物。第二次是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英法德俄日等八國進駐北京。頤和園等皇家園林,都遭到各國軍隊的掠奪。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後,溥儀、王公貴族、朝廷官員等從紫禁城夾帶文物出去。
對中國來說,這是痛失。同時對於外部世界而言,卻是得到一個了解皇帝無窮權力及中華極致文明的契機。
故宮文物本身就綻放著神秘的光芒,被捲入戰火後又在中國各地逃難,最後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首先我們繞不過那志良這號人物。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在北京誕生,之後文物移送台灣,一直到台灣故宮的誕生,他經歷了與文物共生死的所有過程,可稱得上是故宮的活字典。
1931年,中國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人以「南滿鐵路」被炸為借口佔領東北,那志良的著作中有一段話:「只拿到我國的東北地方,應該是不會滿足日本人的野心的。萬一北京或天津發生戰爭,文物的安全令人擔憂。大家一致的意見就是,應該及早開始準備,離開危險的地方,搬到安全的地區。」
因為文物從來沒有離開過紫禁城,故宮裡也沒有裝箱的專家,於是決定請教在外面古董商旗下工作的專家。剛開始,那志良等故宮人員都以為這只是一般的搬家裝箱作業,但從專家那裡學到愈來愈多的竅門以後,都覺得這項工作很不簡單。
有一回那志良對專家說:「裝箱好像沒那麼難嘛。」專家們就請那志良自己把喝茶的茶碗包起來,再拿起包好的茶碗猛摔,打開包裝一看,茶碗是破的。接下來專家們把自己包好的茶碗也相同地猛摔,卻毫髮無傷。
南京的「朝天宮」是明代的宮殿,當局決定在此設置南京分院。
然而當這些離開北京、輾轉一千七百公里、歷經三年流浪期的文物,正準備好要搬進去時,又發生了震驚全中國的大事。
那就是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盧溝橋,日軍和國民政府軍發生衝突,國民政府軍原本採取迴避和日本全面衝突的做法,至此已了解到必須進入真正的戰爭了。8月時發生淞滬會戰,江南一帶情勢極度緊迫,日軍攻擊首都南京的危險日增,文物必須再度搬遷。從北京南下的文物,這次不得不向西運送。這個階段稱為「西遷」,主要分為三條路線。
曾運到英國展出的故宮精華文物八十箱,8月時首先被送達位於長沙的湖南大學圖書館。
湖南大學圖書館
第二批文物在1937年12月上旬走水路從南京被運到漢口,運抵漢口的文物有九千三百三十一箱。第三批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則是走陸路,到西安西邊的陝西省寶雞。南京是在12月13日被攻陷,所以可謂是千鈞一髮。事實上運到漢口或寶雞都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搭乘的火車或船舶正好行經這些地方而已。情況危急,幾乎沒有什麼準備的時間,在戰亂時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難可想而知。
隨後,漢口被日軍攻擊,重慶也危在旦夕,重慶的文物只得再往西遷到樂山,成都的文物則再往西遷到峨眉,每條路線都是馬不停蹄。緊急的避難行動和中日戰爭展開的節奏完全一致。
文物疏散工程結束後,那志良在峨眉的保管場與文物共同生活了七年。日軍的攻擊始終未到達峨眉或樂山,那志良等人得以暫且過著安寧的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1947年文物全數回到南京的故宮博物院分院。
將故宮文物運到台灣的決定,是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下達的。
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開始。1948年秋天,在雙方決一死戰的「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大敗。這一仗決定了共產黨佔領長江以北的大勢,南京、上海的命運宛如風中殘燭。故宮文物不能繼續放在南京,這樣的說法開始在國民黨政權之間擴散。
本來說要分七批運送到台灣的文物,結果運三批就結束了。對國民黨當局而言,戰況急速惡化,1949年春天時,戰線整個瓦解,已經不是搬運文物的好時機了。
這個時期,故宮內部出現了「造反者」,他就是故宮院長馬衡。杭立武等人電報指示北京的馬衡飛往南京,同時要求他從還留在北京的文物中選出珍品,空運到南京,之後再轉送台灣。但是馬衡以自己患有狹心症為由,顧左右而言他,遲遲不肯前往南京,直到1949年1月共產黨軍隊進入北京。
從國民黨的角度看,馬衡的所作所為就等同於背叛,在《故宮七十星霜》中作者以「脅迫庄尚嚴」、「消極地妨害搬運」等用詞,嚴厲批評馬衡。然而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卻大不相同,因為馬衡的英雄行為,把文物從蔣介石的魔掌中救了出來。被認為保護文物有功的馬衡,也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到1954年間,一直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
除了三班的船運以外,還有其它文物運到台灣。總結這些文物搬遷台灣的故事,有段逸事值得一提。
杭立武此時完成了故宮文物運送台灣的大事,1949年12月在四川省成都的機場,他登上國民黨政府的最後一班飛機飛往台灣。這班飛機上除了杭立武,還有「行政院長」閻錫山、「政務委員」陳立夫等重要官員,正要起飛時,忽然見張大千搭車飛奔趕到機場。
張大千抱著數百張敦煌壁畫。飛機已滿載,機長說已經沒有空間再放張大千的畫了。杭立武沒時間猶豫,決定舍下自己的三件大行李箱。究竟在行李箱中裝有多麼貴重的東西,杭立武沒有留下任何說明。杭立武用三件行李箱換來帶到台灣的敦煌壁畫,現在收藏在台北故宮。
台北故宮是文化設施,基本上與權力機構互不相干,但建築卻興建得很像中山陵,原因何在?
台北故宮的正式名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但如果仔細注意博物院正面,也可以看到「中山博物院」的招牌。
故宮的開館典禮也選在孫文的生日,紀念孫文百年冥誕的1965年11月12日。
台北故宮在1965年興建於台北郊外的外雙溪。因為台北氣候潮濕並不適合保管文物,當初選定地點時,也曾有反對意見。但是,考慮到為了運用故宮這個一流觀光景點向國際社會宣傳,大家覺得若選在台北以外的場地,將不利於聚集觀光客,因此還是在台北興建。
台北故宮的設計,有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2009年1月時中國大陸在電視上播放的大型紀錄片《台北故宮》的製作團隊到台北採訪時,與建築師蘇澤見面,他是台北故宮的設計者、建築師黃寶瑜的弟子。蘇澤拿出最初的設計圖一邊說明台北故宮的設計概念,並一邊提到:「其實還有一個『夢幻』的設計案,而且開始是選中那一個故宮設計案的。」
「夢幻」的設計者,是一位名叫王大閎的建築師。
當聽到王大閎的名字時,我震憾不已。王大閎是戰後台灣建築界的代表性人物,在台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名建築師。把這號人物的設計替換掉,一定出現了非比尋常的狀況。
王大閎的代表作是表彰孫文的「台北中山紀念館」。
台灣在「行政院」下設立故宮管理委員會,由王世傑擔任主任委員。王世傑採取當時在博物館設計上很少見的競標方式,但是競標並非完全公開透明,而是由委員會指定五位建築師參與競賽。
審查委員們討論的結果,認為王大閎的設計最優秀。王世傑為求慎重起見,派他的女兒王秋華到紐約,徵詢美國一流建築師們的意見。結果他們也是對王大閎的提案評價最高。
王大閎的設計案整體外觀是玻璃帷幕,建築造型相當柔和,開放式的入口,融合周圍的自然森林環境,體現了無國籍的現代建築概念。有點接近於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與王大閎年輕時留學哈佛大學念建築有關,這在當時是極為前衛的建築,換言之,很難想像這種挑戰性的設計會被接受。
雖然委員會決定採用王大閎的設計,但是蔣介石表示不滿,他認為:「過於欠缺中華元素。」但是,並無史料可以客觀確認蔣介石的態度,充其量就是當時相關人士的傳聞。可以確定的是發標單位要求大幅修正設計稿。
王大閎對於修正的要求,用沉默表示抗議。
審視王大閎設計被叫停的情勢,黃寶瑜開始了下一步行動。
黃寶瑜設計的故宮是「中國宮殿形式」,浮現出來的就是中華、權威、權力、神秘、服從等。黃寶瑜以審查委員的身份把設計案交給王世傑,王世傑把黃寶瑜的設計圖拿給蔣介石看,蔣介石一看就喜歡,說:「這個好。」
黃寶瑜先生
中國台灣成立了故宮,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也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時,同時展開新的故宮建設。
1949年1月,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指揮奪取北京的戰役之時,曾跟前線指揮官發出這樣的電報:「本次攻打北京須做好縝密的計劃,一定要避免破壞故宮、大學或其它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古迹。」
20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展開「文化大革命」,文革打出的旗號「破四舊」,使得故宮的存在正好成為攻擊的目標。
1966年曾發生紅衛兵叫囂「燒掉故宮」並試圖入侵故宮的事件,好在行動總算被制止下來。當時的總理周恩來指示:「一定要保衛故宮。」於是暫停對外開放,收藏品被牢牢鎖進倉庫里。
正式推動改革開放的80年代起,中國開始故宮的現代化。興建了中國規模最大的倉庫,也開始整修展示空間。作為故宮「容器」的紫禁城,在1987年獲選登錄為世界遺產。
對於中國人而言,文物被掠奪的歷史當然是一場悲劇。將中國帶入「現代」的原動力,就是不忘一雪遭西歐、日本蹂躪的歷史屈辱的想法。
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登場,中國終於向發展邁進。80年代勵精圖治,逐漸建立起經濟復甦的體系。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成長顯著,雖然貪污腐敗的現象層出不窮,但中國現代化以來揭櫫的「富強」目標終於逐步達成。在這期間,中國失去的文物奔流回到中國,產生了「國寶迴流」的現象。
過去香港拍賣會上的主角是歐美人士,80年代因為泡沫經濟,日本人的身影急速增加,頻頻高價得標的樣子引起歐美人士的不悅。然而現在拍賣會場里半數以上是中國人。
90年代後半這樣的流出品陸續回到中國,支持這股潮流的正是中國的經濟實力。世界的藝術品交易商異口同聲這麼說:「現在購買中國藝術品出價最高的是中國人。」
2009年2月,在法國舉行的拍賣會成為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全世界藝術相關人士眾所矚目的焦點。
佳士得即將於巴黎舉辦拍賣會,拍賣品是過去放置於圓明園噴水池的十二生肖中的鼠像及兔像。在1860年時英法聯軍破壞圓明園之後,這十二生肖銅獸首長期下落不明。對於中國人而言,這些文物是最具象徵性、最知名、最為簡單易懂的「歷史恥辱」故事。
製造十二生肖像的是清朝最強盛時期的乾隆皇帝。建造圓明園時,他決定導入西歐式的宮廷建築,交由宮廷畫家郎世寧設計。銅像以中國傳統的十二生肖表示時辰,每兩小時屬於該時辰的生肖動物就會從嘴巴噴水,到了每日正午所有的動物就一起噴水,設計十分精巧。
乾隆皇帝對於這個十二生肖像的水力鍾非常喜愛,傳說有時還會到圓明園來,就是為了想看正午獸首一起噴水的畫面。
中國人組成的原告團向法國法院提起禁止拍賣的請求遭到駁回,拍賣仍按照預定時程進行,得標結果再度震驚全世界。
最後的競標人是廈門的藝術商蔡銘超,他以三千一百四十九萬歐元拍得獸首。但是就在競標後幾天,他在北京召開記者會並宣布了驚人的消息:「我不會付款,獸首是中國的東西。沒有必要付錢,應該還給中國。」
拍賣會結束後,中國國家文物局發出聲明批評佳士得,但沒有提到蔡銘超。「無視於中國的勸告,強行拍賣圓明園的動物像。文物應該依照國際慣例歸還,這件事將對該公司今後在中國的事業發展,有深刻的影響。」蔡銘超拒絕付款,如其預期的,鼠像和兔像的拍賣流標,佳士得將它們還給了貝爾熱。
中國已變成政治、經濟的大國,正嶄新地以文化大國的姿態,把「復權」納入計劃。北京故宮作為歸還文物的容器,將作為中華文明的中心再度綻放光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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