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汪曾祺帶你還原電影中真實的西南聯大
最近電影《無問西東》上映，西南聯大進入了現代人的視野。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設於昆明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西遷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共存在了8年零11個月，但卻是知識分子的圖騰，它的獨立、堅守與求知精神，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學生，汪曾祺便是其中之一。西南聯大對汪曾祺的影響十分巨大，他曾說：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
汪先生對西南聯大有著很深的感情，他寫了很多關於西南聯大的文章，其中這篇《西南聯大中文系》還原了一個真實的西南聯大。
文丨汪曾祺
摘自《一定要，愛著點什麼》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聯大的系主任是輪流做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系主任。擔任系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系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事實上當時的系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
中文系的學風和別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製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後，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了。總而言之，中文系的學生更為隨便，中文系體現的「北大精神」更為充分。
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麼「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
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嚴家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係。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並沒有人老掛在嘴上。聯大教授的「派性」不強。唐蘭先生講甲骨文，講王觀堂（國維）、董彥堂（董作賓），也講郭鼎堂（沫若）——他講到郭沫若時總是叫他「郭沫（讀如妹）若」。聞一多先生講（寫）過「擂鼓的詩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是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他說有些搞校勘的人，只會說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應該做什麼？」罵有些註解家，只會說甲如何說，乙如何說——「你怎麼說？」他還批評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個有註解的本子，發給學生的是白文——「你把註解發給學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這些意見，我以為是對的。
他講了一學期《文選》，只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好幾堂課大講「擬聲法」。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挺長的法國字，舉了好些外國例子。曾見過幾篇老同學的回憶文章，說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有人問我：「是不是這樣？」是這樣。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
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把相當煩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注都背出來。唐蘭（立庵）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他是教古文學的，有一年忽然開了一門「詞選」，不知道是沒有人教，還是他自己感興趣。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艷）。
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只是用無錫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pass 了。沈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沈先生怎樣教課，我已寫了一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茲不贅。他講創作的精義，只有一句「貼到人物來寫」。聽他的課需要舉一隅而三隅反，否則就會覺得「不知所云」。
聯大教授之間，一般是不互論長短的。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但有時放言月旦，也無所謂。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辦公室當著一些講師助教，就評論過兩位教授，說一個「集穿鑿附會之大成」，一個「集啰唆之大成」。他不考慮有人會去「傳小話」，也沒有考慮這兩位教授會因此而發脾氣。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對學生的要求是不嚴格的。除了一些基礎課，如文字學（陳夢家先生授）、聲韻學（羅常培先生授）要按時聽課，其餘的，都較隨便。比較嚴一點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詩」。他一首一首地講，要求學生記筆記，背；還要定期考試，小考，大考。有些課，也有考試，考試也就是那麼回事。一般都只是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聯大中文系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有一個同學交了一篇關於李賀的報告給聞先生，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底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底子上畫畫，所以顏色特別濃烈，大為聞先生激賞。有一個同學在楊振聲先生教的「漢魏六朝詩選」課上，就「車輪生四角」這樣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像寫了一篇很短的報告《方車輪》。就憑這份報告，在期終考試時，楊先生宣布該生可以免考。
聯大教授大都很愛才。羅常培先生說過，他喜歡兩種學生：一種，刻苦治學；一種，有才。他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去教書，叫學生拿了他的親筆介紹信去找先修班班主任李繼侗先生。介紹信上寫的是「……該生素具創作夙慧。……」一個同學根據另一個同學的一句新詩（題一張抽象派的畫的）「願殿堂毀塌於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練習交給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評語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具有「夙慧」，有「仙骨」，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是不會出於今天大學教授的筆下的。
我在西南聯大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常不上課，但是亂七八糟看了不少書。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去看書。有時只我一個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牆外是墳地，非常安靜。在系裡看書不用經過什麼借書手續，架上的書可以隨便抽下一本來看。而且可抽煙。有一天，我聽到牆外有一派細樂的聲音。半夜裡怎麼會有樂聲，在墳地里？我確實是聽見的，不是錯覺。
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我也許會成為一個畫家。如果考不取聯大，我準備考當時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
以上文位元組選自汪曾祺散文集《一定要，愛著點什麼》，圖片來源於網路，轉載請註明來源《一定要，愛著點什麼》。
這一生，行過的橋，
走過的路，看過的風景，
愛過的人都是一輩子最寶貴的財富。
我們要熱愛這一切，
溫暖地愛著，認真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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