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的「讀書無用論」
去年四月份，佛蒙特州獨立參議院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了College for All法案，要求所有四年制的公立大學取消對家庭年收入在12.5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徵收學費。這個法案聽起來應該是大好事啊。然而，它卻在美國的教育研究圈子內，引起了不小的討論。
高等教育帶來的好處似乎是不爭的事實。擁有學士學位的人平均薪水比只有高中文憑的人要高出73%，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相差50%，這個差距顯然是正在不斷擴大的。這也是有原因的，畢竟隨著電腦和機器人越來越強大，如果不想被社會淘汰，人類需要受到更多的教育才能掌握它們。
因此，桑德斯提倡降低大學的入學門檻，認為這樣做有助於美國的學生以及美國經濟。桑德斯指出，德國、芬蘭、丹麥、冰島、挪威和瑞典GDP沒有美國厲害，但都已經有了免費的公立大學，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在激烈競爭的全球經濟中取得成功，獲取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美國也必須有。
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對大學教育的價值也產生了一些疑惑。如果你想成為一名醫生，解剖學是必不可少的。而如果你想擔任西方文明的教職，那麼歷史學才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沒必要去了解克雷布斯周期，或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現在這些東西早就忘光了，學習它們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取得老闆的青睞，拿到一份工作而已。正如@bdylan在推特上吐槽的：
「我覺得我的整個高中教育，尤其是數學，就好比，『忘掉谷歌的存在吧，你要怎麼解X』？」
考慮到美國每年在各級教育上面花費的預算超過1萬億美元，都已經高於國防預算了，我們不妨來看看一位名叫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的經濟學家在他即將發布的新書《反教育案例：為什麼教育系統浪費時間和金錢》(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中是怎麼說的。
卡普蘭在這本新書中的爭論顯然是有備而來，有長達42頁的註解和長達49頁的參考書籍列表。卡普蘭自述道，從幼兒園時期開始，他就發現了美國的教育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偏差。到了初中時候，他就已經學會了怎麼「投機取巧」，以便「在覺得無聊和沒用的課上以最少的努力拿到A」。當然，他的「把戲」們似乎最後都成功了：他本科時候進入了赫赫有名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然後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了一個PhD學位，目前在喬治梅森大學擔任教授。
關於教育的標準經濟學論點是其建立了「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指的是在工作場所有價值的技能，知識和習慣。更多的人力資本對學生和經濟都有利。 但卡普蘭認為，人力資本並不是主要問題。
卡普蘭承認，任何人都需要學習閱讀、寫作和基礎的數學，但他認為大部分人在高中和大學所學的東西都是沒必要的，而且很快就會被忘記。他還列舉了一些研究發現，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跟這個國家的收入沒有任何的關係。
布萊恩·卡普蘭
那麼，怎麼解釋上過大學的人會掙的更多呢？
卡普蘭提出兩種解釋。一種可能性是，能獲得學位的人可能原本就更有能力，即使他們沒上大學也會比別人掙得更多。另一方面，卡普蘭認為，這種文憑對於那些無力深入調查每個求職者背景的僱主來說是一種有效的信號，它等於在告訴僱主，除了相當聰明以外，這個申請者願意通過四年艱苦和無聊的課程，並且知道如何適應。
他特別提到，這種「信號」跟申請者在大學裡學到的東西一點關係都沒有，無論申請人是學梵文的，還是學和水泥的，他們向僱主表達出的勤奮、堅韌等信號都是相同的。不過請注意，這是一個「非此即彼」的事情，也就是說，你的本科學歷只有在別人都不如你的時候才有效果，如果大家都是本科學歷，那麼你就必須要有碩士、甚至是博士學歷才可以脫穎而出。這就導致了過度教育和各種技能的貶值。
據此，卡普蘭估計，一個學位提供的如上「信號」佔到了這個學位價值的五分之四，剩下人力資本只佔到五分之一。卡普蘭甚至把教育比作是一種「無用的腳趾甲真菌霜」，他同時贊成大量削減對公共教育的資金預算。在去年12月份在Fox News上接受採訪時，卡普蘭甚至明確表示，只有大約5%的美國人應該上四年制大學，其餘的人都應該去上職業教育學校。
卡普蘭說，事實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和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都在過去半個世紀內提出過以上的「信號」理論。但是卡普蘭認為，他們都沒有敢提出這個理論的邏輯結論。「批評今天制度的人都會被罵死」，卡普蘭寫道。
其實即使是堅定支持公共教育的人也會對卡普蘭的看法有所同感。人力資源服務公司Randstad North America的首席執行官Linda Galipeau表示，憑證主義是很多目前工作申請者的問題。哈佛商學院10月份的一項研究發現，2015年，67％的生產主管招聘職位要求獲得大學學位，即使只有16％的目前的生產主管有大學學位。新加坡副總理兼經濟學家Tharman Shanmugaratnam表示：「我們陷入了過度學術化的高等教育形式。」
美國的一些大學已經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很多美國學生可能一輩子都用不上高等代數，卻又有大批量的學生因此掛科。紐約城市大學校長James Milliken表示，紐約城市大學的一些學院正在嘗試傳統數學的一些替代方案，因為這對很多學生來說是一個「死穴」。
然而卡普蘭所提出的削減公共教育資金的解決方案或許也是有問題的。他爭論說，如果補貼被取消，貧窮而無力上學的青年並不會受到什麼損失，因為那樣的話僱主不過會認為文憑成了家裡有沒有錢的一個「信號」，而不是腦子好不好用的「信號」。
也許吧。但是，這些家境不好卻努力奮鬥的人們，也會被剝奪大學教育所給予他們的「人力資本」，即便卡普蘭「人力資本」認為只佔到大學學位價值的五分之一，但其他教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數字其實要高得多。或許卡普蘭關於「高等教育佔用太多的時間和金錢卻產生了很低的效益」的論調是正確的，但是教育系統的發展應該是向著縮小社會差距的方向，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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