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串珠：連接夏鼐博士與皮特里爵士的精神紐帶

原標題：埃及串珠：連接夏鼐博士與皮特里爵士的精神紐帶

2015 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逝世30 周年，《南方文物》特辟專欄紀念這位中國考古學的奠基者和領導者。《南方文物》編輯部周廣明先生和我談及此事時，我建議除組織紀念文章外，應該特彆強調一下夏鼐早年在埃及串珠研究領域所做的傑出貢獻。儘管考古學界都知曉夏鼐留學英國並完成了博士論文《古埃及串珠》，但此博士論文一直到2013 年才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國際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共同出版，因此大多數人並不了解其具體內容。

夏鼐先生

為此，我讓一位博士生翻譯了夏鼐博士論文的一個章節（第十一章，《古埃及的珠子：分類原則》，艾婉喬譯，《南方文物》2015 年第4期），並撰寫了簡短的編者按。同時在《南方文物》還配發了一篇中國西北地區史前裝飾珠子的研究文章——《夏鼐先生「古埃及串珠」對中國西北史前裝飾品研究的啟示》（《南方文物》，艾婉喬，2015 年第4 期）。我希望通過這些實實在在的紀念，激發我國考古界對史前裝飾品研究的重視。

夏鼐博士論文封面原件（夏正楷先生提供）

夏鼐博士論文英文新版封面（庄奕傑博士提供）

在此之前，《考古》雜誌發表了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講座教授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撰寫的一篇紀念夏鼐的文章。此文概略介紹了夏先生以埃及串珠為對象撰寫博士論文，包括從選題、搜集資料、製作卡片、編目、方法及闡述其研究所包括全部資料的時空關係的心路歷程。夸克對夏鼐的博士論文給予高度評價，他在文章的結尾處寫道：「在倫敦，（有）三位最能了解該論文影響的人，（即）他的指導教師、繼皮特里之後倫敦大學學院教授和館長格蘭維爾（Stephen Glanville），串珠研究最權威的考古學家布倫頓（Guy Brunton）和邁爾斯（Oliver Myers），（他們）與論文作者失去了聯繫。（格蘭維爾）在戰後離開了考古界，從事別的工作，而布倫頓和邁爾斯則不再（從事考古）工作。更反常的是，沒有任何從事埃及考古或者非洲考古的人發表過關於該地區的串珠或串珠研究一類的專著。世界百科辭書也許足以在田野工作方面填補這方面的空白，或者早期田野工作者如布倫頓等人發表的著作對比較研究來說也許足夠，甚至，在倫敦或許夏鼐出色的博士論文竟使任何人都不敢嘗試這種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會耗盡一生時間的工作。（由於）沒有人繼續（這方面）研究，在非洲東北地區考古理論與實踐的核心領域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白，它直接影響到西亞和東南歐範圍內與之密切相關地區的研究。這個核心研究及其基礎資料的出版，當可解決如今的缺憾，為人類生活重大問題的這個關鍵領域的繼續研究提供必要的條件。這是因為『普普通通的串珠』能為我們提供普遍珍惜的東西，那就是我們最具物質性的、最為親密的聯繫，即人類活生生的身體與可以感知的意識層面的聯繫。」（《夏鼐先生與古埃及串珠研究》，斯蒂芬·夸克，《考古》2014 年6 期）

夸克教授在他的文章中還專門提到，夏鼐留學英國期間，特別想追隨著名考古學家佛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學習埃及學，他的一系列舉動也確實暗示了他對這位著名學者發自內心的景仰。早在清華讀書期間，他就閱讀了皮特里的《史前埃及》《工具與武器》等著作。1935 年5 月17 日，他出國前在安陽實習期間，專門記述了吳金鼎講述皮特里在巴勒斯坦發掘時的趣聞：「老教授頗為有趣，所用之照相機及測量儀器皆為20 余年之前之物，謂今日此種好貨已無法購買。對於美國人之發掘工作，皮特里氏謂為錢多所害，如果經費較少或能科學化一些。又譏法國人，謂在埃及發掘得壁畫專撿漂亮的，欲拿回來與女朋友看。」夏鼐剛到英國，就借閱了皮特里的《考古學七十年》。在他留學的第一年，還將皮特里所撰《考古學方法與目標》一書通讀兩遍，並標註重點。以上足以顯示出他對這位從未受過專業訓練、憑藉測量金字塔的機會進入考古領域、最終成為著名埃及學家的學者的敬重與嚮往。他在比較皮特里和謝利曼對考古學的貢獻後指出：「皮特里的自傳，時常提及考古學的技術，對於學考古的人得益不少。謝利曼的傳記，則是普通讀物，富於文學趣味。」

這裡不妨推測，夏鼐也許確實想拜皮特里為師，但在出國之前，李濟曾寫信告訴他：「此次出國赴英較赴美為宜……至於倫敦大學之皮特里，已年老退休雲。」當他到倫敦大學就讀時，皮特里爵士遠在耶路撒冷享受退休的時光。顯然，拜皮特里為師的願望是不現實的。如此，夏鼐只好追隨皮特里的繼任者、倫敦大學的格蘭維爾教授轉習埃及學。

我之所以關注皮特里，是因為夏鼐留學期間撰寫了以埃及珠子為題的博士論文，而他研究的大部分藏品就來自皮特里爵士在埃及考古發掘所得。夏鼐在論文撰寫期間還專門前往耶路撒冷拜見了皮特里爵士，並受到後者當面指導。此外，還有另一層原因，即很早我就對中國西北地區的史前裝飾珠子產生了興趣，很想了解夏鼐先生是如何研究埃及串珠的？使用了怎樣的方法？故愛屋及烏，對皮特里這位大師產生了好奇。

傳奇皮特里

皮特里出生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幼年時因體弱多病沒有上學，只能在家由私人教師授業。此外，他的父親教他學習化學、機械和測量繪圖，母親教他學習礦石學和歷史學。他很早就對考古學產生了興趣，尤為喜愛埃及學，並最終成為埃及學的大師。他是英國歷史上首位研究和講授埃及考古的教授，在埃及學研究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

皮特里爵士

19 世紀80 年代初，埃及國家文物局取消了考古發掘壟斷法，這個政策的出台導致歐洲各國的考古學家紛紛湧入。這一年，英國率先成立了「尼羅河三角洲勘察基金會」（後改為「埃及調查協會」）。在該基金會贊助下，皮特里得以前往埃及，開始他長達40 年的埃及和中東的考古生涯。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有關皮特里的條目是這樣的：

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Sir. WilliamFlinders Petrie）爵士，英國著名考古學家，1853 年6 月3 日出生於英國的查爾頓，1942年7 月28 日卒於耶路撒冷。1875~1880 年，研究不列顛的斯通亨奇巨石陣。1881 年起，開始在埃及進行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重要的有斯塔尼大神廟（1884），三角洲古希臘殖民城市瑙克拉提斯（1885）、阿姆和達芙妮的墓地（1886），1888~1890 年轉向法猶姆地區，1891 年發掘麥度姆的古代廟宇。1892~1933 年任倫敦考古學院的埃及學教授。1894 年在倫敦創立埃及研究協會，1905 年發展為不列顛考古學校。1923 年獲爵士稱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埃及孟菲斯等地及巴勒斯坦進行發掘。皮特里是第一個用嚴格科學方法在埃及進行發掘的考古學家。他所創立的「順序年代法」至今仍為考古學家所襲用。皮特里把他的一生全部獻給了埃及考古事業，他卓有成效的發掘使埃及前王朝文化（涅伽達文化）遺址和早王朝為數眾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見天日。

19 世紀80 年代初，皮特里在埃及吉薩挖掘時所居住的墓穴外（劉睿良博士提供）

在埃及學領域的貢獻

首先，他發現了古王國和前王朝的文化，在阿拜多斯遺址的發掘讓古埃及第1、2 王朝的眾多王陵重見天日。在涅伽達發掘的3000多座古墓，將埃及文明的源頭提早到公元前4500 年。

其次是他對考古技術和方法的創新。皮特里採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在埃及進行考古發掘。1885 年，他根據在埃及發掘的經驗總結出四項原則：保護好發掘的遺址——發掘要謹慎細緻，收集所有遺物，並給出詳盡說明——所有遺迹和發掘過程要有精準的繪圖記錄——儘快整理並出版發掘報告。19 世紀80 年代起，英國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會便採用了這四項原則，這意味著從那時起，埃及考古發掘開始走向規範化和科學的軌道。

第三，為了解決埃及考古的年代問題，皮特里自己創建了「序列斷代法」。直到今天，這個方法依舊是劃分和判斷埃及史前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據（埃及早期考古研究全都採用類型學，而埃及考古發現的墓葬幾乎都在一個層位，缺乏明確的地層關係。因此皮特里的「順序年代法」也存在一定誤差，他所定義的不同時期的年代重疊也很嚴重）。

最後，皮特里還培養了整整一代的考古工作者，這也是他在埃及學領域所做的最大貢獻。

據說埃及每一處重要遺址的發掘幾乎都有他的身影，作為埃及學之父，皮特里當之無愧！

序列斷代法

「序列斷代法」，或「順序年代法」，即考古類型學加上地層學以判斷出土文物的年代早晚。1903 年，瑞典考古學家蒙特留斯的《古代東方和歐洲的文化分期（第一卷）：方法論——器物類型學》一書出版，其研究對象多為傳世品，未免有所局限。1905 年，皮特里的《考古學的方法與目的》一書將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了一步。但過去我們在介紹考古類型學時，多提到的是蒙特留斯，對皮特里則鮮有提及。

皮特里在研究涅伽達挖掘出的3000 多座古墓時發現，這批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可大致分成三類。其中，A 類墓某些隨葬品與B 類墓某些隨葬品相似，B 類墓某些隨葬品又與C 類墓的部分相似。通過對出土物進行分類、比較和排隊，可確定各墓之間的年代相對早晚關係。他採用這種方法將該墓地先分了兩期：一期的文化面貌與阿姆拉期（el-Amra，也稱阿姆拉文化）相似；二期為格爾塞期（Gerzean，或格爾塞文化）。在後來的發掘中，皮特里又在這兩期的基礎上追加了第三期。這三期分別代表了涅伽達墓地的A、B、C 三類墓，也代表了該墓地的年代先後發展順序。

「序列斷代法」是皮特里最早利用進化論原理採用相對次序的技術，對隨葬陶器的出土位置和特徵加以分類、排序，再系統觀察器物形態、組合的差異以及與地層之間的聯繫，最後經比較確定各墓的年代早晚。之後，他還通過與希臘邁錫尼出土陶器的比較，採用交叉斷代法，將該技術推及對某些未知年代遺址的出土陶器判定。

直到半個世紀以後，「序列斷代法」才被美國考古學家所採納。後者經過進一步研究發現，某種特定陶器形態的出現頻率——猶如某處聚落相繼層位所見證的——往往是開始時為數較少，到最流行階段達到頂峰，然後逐步走向衰敗，呈現出一種「軍艦曲線」模式。利用這一規律，考古學家可對不同遺址出土的陶器及組合進行比較，確定其演變規律和年代順序。

學院研究

1892 年，皮特里返回英國，任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教授。他在就職演說中敏銳地察覺到，埃及考古將成為歐洲各國的競爭領域，法國已主導了藝術史的研究，德國在文獻研究領域佔優，英國應大力拓展物質文化的研究。他設想並構思了英國如何從物質文化領域進軍埃及史的研究方案，並將埃及串珠研究作為前沿課題之一，認為「串珠與陶器乃是考古研究的字母表」，「古埃及串珠的研究，將是埃及學發展中的關鍵性課題之一」（皮特里：《埃及文物手冊》）。從這些言辭和認識不難看出皮特里所具備的驚人判斷力、清晰的頭腦和強烈的事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皮特里前往埃及孟菲斯、耶路撒冷等地做考古發掘。1923 年，皮特里在英國封爵。

皮特里在長達40 年的學術生涯中，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由他所撰寫的考古報告、著作、論文和評論多達上千種，其重要著述有：《埃及十年之發掘》（1893）、《埃及史》三卷（1894~1905）、《古代埃及的宗教意識》（1898）、《敘利亞和埃及》（1898）、《考古學的方法和目的》（1904）、《海克索斯和以色列城市》（1906)、《古代埃及的宗教》（1906）、《埃及的藝術與工藝》（1909）、《第一王朝的王陵》（1900）、《文明之革命》（1911）、《史前埃及》（1920）、《古代埃及的社會生活》（1923）等。

1894 年，皮特里在倫敦創立埃及學研究會，1905年發展為倫敦考古學院。他在這裡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考古學家，其中就包括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鼐、吳金鼎和曾昭燏。

夏鼐與考古學

說來有趣，當年清華的高材生夏鼐從未想過要做一名考古學家，按他本人的意願，最想學的是中國近代經濟史，這個選擇也非常符合頭腦精明的溫州人。夏鼐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是《太平天國前後之長江流域田賦情形》，指導老師蔣廷黻先生建議他畢業後先去研究院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再去倫敦經濟學院留學。不巧的是，夏鼐畢業那年，清華歷史學的赴美留學名額僅有考古方向，而且僅有一個名額，為能出國深造，他只好委曲求全。

1934 年8 月13 日，夏鼐擇定應考了「考古學」門。21 日獲悉，在錄取的15 人中便有他。在10 月2 日的日記中他寫道：「今天留美考試在報紙上發表，自己果然獲取，前幾天的傳言證實了。不過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代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並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9 月4 日又記道：「我初入大學的一年是弄社會學的，後來轉入歷史系，已經是十字街頭鑽入古塔中，但是對於十字街頭終有些戀戀不捨，所以要攻中國近代史，以便進一步剖析當前的社會。現在忽而改讀考古學，簡直是爬到古塔頂上去弄古董。離十字街頭更遠了，喧擾的市聲，漸隱漸微了。」

留學事既定，但糾結的情緒仍在延續。次年3 月17 日他記道：「閱報知今年留美公費生有經濟史一門，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學也。自家本是埋首讀書的人，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注重組織及辦事能幹，殊非所長也。」

儘管夏鼐對改學考古一直心存抵觸，但其人生軌跡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註定。他出生後被起名為「鼐」，此字意為「鼎之絕大者」，而他的字為「作銘」，也就是在銅器上製作銘文之意，有時真的不得不承認，「人如其名」。夏鼐先生日後成功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他是做考古研究的最佳人選。

按照當時的規定，留學之前須在國內實習一年。1935 年，夏鼐前往河南安陽參加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岡墓地發掘，這預示著夏鼐從此開始了考古生涯。他明白此事木已成舟，便開始儘力用功補習，大量閱讀考古專業書籍，並就留學一事多次傾聽李濟、梁思永等前輩的意見。3 月25 日，梁思永建議他：「若赴英，去愛丁堡大學隨柴爾德學習為佳。若赴美，以加州大學攻人類學為佳。」4 月1 日，徵得有關方面的同意，夏鼐決定改去英國留學。4 月11 日，李濟勸他「早日出國為佳，擬入學校以倫敦大學為最佳。」隨後，夏鼐複信給李濟，並致函學校托辦入學手續及代領出國護照事宜。

曲折的求學之路

8 月7 日，夏鼐從上海搭船前往英國，在義大利登岸，經由法國於9 月3 日抵達倫敦。安定下來後，經過一個月的深思熟慮並徵求在英的吳金鼎、曾昭燏的意見，決定入考陶爾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School of Art） 隨葉茲教授（Yetts）學習中國考古。當他第一天和導師接觸後，卻感覺非常不快。他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我知道自己又釀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報考考古學已是一錯，從讀葉茲教授乃是二錯。前者由於想留學，後者由於想學位，虛名誤人。將來如何補救？可懼！可懼！」這個初次印象一直伴隨他，使他異常的矛盾、糾結、苦惱，想另謀出路。他在1936 年1 月24 日的日記中寫道：「曾昭燏君談起葉茲教授問她，我是否滿意此間學校，我發了大批牢騷，表示要離開此間。曾說她也不滿意，不過為了學位，又不得不屈就。學位，學位，你真害人不少。我想脫開你的毒手，不知能如願否？」此後他還曾一度想轉到愛丁堡大學隨柴爾德學習史前考古。

1936 年3 月11 日，夏鼐應約去倫敦大學學院拜見格蘭維爾（S. Glanville）教授。格氏對他說，若轉習埃及學，未必見得適合你將來從事中國考古。但你可以和惠勒博士（Dr.Wheeler）商洽，學點近東考古。夏鼐還得知，若隨格氏轉學埃及考古，拿碩士學位至少需要三年。

4 月12 日，夏鼐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了封長信。主要談了如下的問題：一來無論轉學愛丁堡學史前考古，抑或轉學倫敦大學學院搞埃及學，都至少再需2 年時間，為此申請將留學年限再延長一年。二來相較兩所大學的情況和自身發展，還是在倫敦學習有史以後的考古（即埃及學）為佳，並談及此前已與格蘭維爾教授接觸。

格蘭維爾教授（庄奕傑博士提供）

7 月7 日，夏鼐前往倫敦大學學院拜見印度考古教授理查德，理查德教授不贊成他學印度考古，還是轉學埃及學並注重近東考古為好。理查德教授還表示願意寫信給格蘭維爾教授推薦夏鼐。翌日，夏鼐便到倫敦大學學院辦理了轉學手續，同時他也收到了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同意他延長留學申請的複信。

7 月21 日，夏鼐被安排去市郊參加由惠勒博士主持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城址的考古發掘。皮特里爵士退休以後，其教職由惠勒教授承接，同時也接過了皮特里所講授的田野考古學教程。這以後，夏鼐才正式轉入到埃及學研究領域。

1973 年9 月夏鼐重訪英倫晉見83 歲高齡的惠勒老師（取自《夏鼐日記》）

1937 年2 月6 日，夏鼐請格蘭維爾教授代為修書一封，希望清華大學能再准其延長留學期限一年。8 日，他拿到格氏的信後給當時正在倫敦訪問的李濟過目，後者看後允諾可給梅校長寫一封信，以助夏鼐延長留學年限的申請能獲批准。

4 月2 日，夏鼐陪李濟到倫敦大學學院與格蘭維爾教授會晤，乘機談到他想去埃及發掘，擬以「埃及串珠」為題求得學位。李濟說，學位並不重要，若能以倫敦大學學院收藏的埃及珠子為基礎材料作一比較研究，殊為值得。同時提到，他看過吳金鼎的博士論文，用力雖勤但所得不多。相比較而言，李濟讚許夏鼐的論文選題較吳氏為佳。

5 月21 日，曾昭燏告訴夏鼐，李濟和她談到葉茲教授，說此後絕不會再送學生來英國隨他念書。還說吳金鼎人太老實，不知變化，反之非常贊成夏鼐去年的轉系行為。

12 月8 日，夏鼐隨英國調查團赴埃及，在阿爾曼特（Armant）參加調查發掘。隨後去巴勒斯坦，參加了在杜維爾丘（Tell Duweir）的發掘。工作結束後，1938 年4 月8 日在亞歷山大港經那不勒斯返回倫敦。5 月1 日開始將皮特里爵士收集的珠子進行編目、分類，計劃一年完成。5月21 日，夏鼐和格蘭維爾教授會面談自己的研究計劃，內容包括「倫敦大學學院皮特里收藏」的豐富串珠，以及另外兩組出土資料（埃及開羅博物館、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的藏品）。這個計劃深得格蘭維爾教授讚許，遂表示願意向學校推薦夏鼐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

再後來，夏鼐開始在格蘭維爾教授的指導下，以埃及串珠為選題的博士研究生學習。他採用皮特里的分類和統計法將「上千件」串珠進行了登記，製作索引卡片1760 張，分別記錄每粒珠子的8 項信息——登記號、出土地、日期、用途、參考文獻、備註、線圖、照片號。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對每種類型的珠子新增一組信息，包括形制、穿孔、顏色、材料、裝飾、編碼。這些工作不僅讓他諳熟各類埃及串珠，也使很多寶貴的考古信息免遭丟失，對日後的研究者來說，他所做的這些工作本身就很有價值，包括串珠製作工藝、斷代、考古價值，及古埃及與其他地區交流等多方面的系統深入研究。

1939 年10 月21 日歐戰爆發，倫敦大學學院停辦，夏鼐已決定返回國內。此時格蘭維爾教授為他申請到一筆經費，可資助他去埃及繼續研究。就這樣，夏鼐再赴埃及，在開羅博物館從事研究一年有餘。

夏鼐在埃及大金字塔前

1940 年5 月9 日，夏鼐給皮特里爵士寫了封信，在日記中他寫道：「此事久已有在心中，也為大師的大名所震，雖一方面極力企圖獲得他的手跡，同時卻覺得如果沒有問題提出，恐難得複信。延遲至今，始決定不管回不回信，先試試再說。」他在信中還向皮特里爵士請教了一些埃及考古的問題。6 月15 日，夏鼐收到這位埃及考古泰斗的親筆信，非常高興。

12 月7 日，夏鼐抵達耶路撒冷。9 日上午，夏鼐辦理了申請約旦的過境簽證後去醫院見到了皮特里。「他躺在床上，銀白色的頭髮垂在肩上。雖然年事已高，身體虛弱，但鏡片後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他談論了一下珠子，接著轉向自己的考古生涯。談到他在涅伽達開創的墓葬排序和陶器分型方法，前王朝的年代序列也是他所奠定。他讚賞布倫頓和惠勒的工作，但對邁爾斯提出嚴厲批評。他指出吳金鼎能出色地完成交給的任務，唯一的弱點是腦筋開動不夠。最後還用了大約半小時持續討論敘利亞的古文字。」和皮特里爵士道別後，皮特里太太對夏鼐說：「這不是永訣，而是再會，你還得再來看他。」

1941 年1 月24 日，夏鼐取道西亞、印度、緬甸回國，最後經臘戌入境雲南。2 月3 日抵達昆明，開始了國內的工作，並抓緊撰寫博士論文。

1943 年9 月14 日，夏鼐完成了博士論文《古埃及串珠》的寫作，修改完竣後，他在日記中寫道：「該年來心愿，至此作一結束，殊為欣快。」隨後他將論文寄往英國。

1946 年，倫敦大學學院複課，鑒於當時的情況，特許夏鼐的論文免予答辯，缺席通過，直接授予學位。1946 年7 月，倫敦大學學院給夏鼐頒發了埃及考古學哲學博士證書。

夏鼐論文中的線圖

夏鼐的研究取得了優異的成果，也扭轉了考古界長期以來鮮有人做埃及珠子專題研究的歷史。不知是因為他的論文寫得太出色，還是該領域的研究太過艱深，以至於此後再也沒有從事埃及考古或非洲考古的學者發表過有關該地區串珠研究的專著。遺憾的是，這部重要的論文一直深藏在倫敦大學和皮特里博物館的圖書館，很少有人看到。

倫敦大學頒發給夏鼐先生的博士學位證書（夏正楷先生提供）

考古大師的長眠地

這個故事寫到這兒也該打住了，但意想不到的新枝又生了出來。

2016 年初春，應羅森教授邀請，我前往牛津大學考古系講學。與此同時，收到以色列希伯來大學亞洲研究系吉迪（Gideon Shelach）教授的邀請。3 月下旬，我結束牛津大學的講學，直接從倫敦飛往以色列。

在以色列的十天，吉迪教授利用教學之暇帶我參觀古羅馬遺址伯珊城（Bet she"an）、國家博物館、以色列國家文物局、大馬士革城外的考古工地及我一直想看的基布茲公社等。一天，在參觀的路上，吉迪一邊開車一邊和我聊，我告訴他在希伯來大學校門外不遠處看到一處英軍陣亡將士墓地（Jerusalem War Cemetery）。吉迪冷不丁地對我說，英國考古學家皮特里就葬在這裡，聽到此話我很震驚。忙問皮特里怎麼會死在耶路撒冷？他為何葬在這兒？沒運回國呢？吉迪說，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是沒辦法吧！遺憾的是，我當時竟誤以為他說的皮特里葬地就是我提到的那處英軍墓地。

3 月29 日，離開以色列的前一天清晨，我特意來到希伯來大學門外的英軍墓地，目的是祭拜著名的埃及學大師——皮特里爵士。墓地門前的紀念碑文顯示，該墓地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的英軍將士。為此我很納悶，皮特里為什麼要葬在這兒？

走入墓地大門，中軸線的盡頭高處建有一座紀念碑，更高的地方還有紀念館。道路兩旁是成排的墓碑。我記得皮特里卒於1942 年，如果他葬在這兒，應在這個年份找。我走了一圈，發現基本是一戰時期陣亡的軍人。無奈，只好去管理墓地的工房求助。聽我說明來意，兩位吃早餐的工人一臉茫然，完全不懂他們面前這個外國人要找誰。我請他們拿出墓地花名冊翻閱，僅有極個別二戰陣亡者，但根本沒有皮特里的名字。我不死心，接著出去再找，最終一無所獲。此時，我對皮特里是否葬在此地產生了懷疑。

耶路撒冷錫安山新教墓地——皮特里墓碑

回去網上一查，果不其然，皮特里確實病故於耶路撒冷，但葬地在錫安山的新教墓地（Mount Zion Protestant Cemetery）。結果有了，反倒令我有些沮喪，白白忙活一早上，而且也沒時間再去錫安山了。只好請中國學生抽空去那座墓地幫我拍幾張照片。

再後來，我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又了解到皮特里死後發生的一系列故事，非常的刺激且富有傳奇色彩。

1933 年皮特里退休後就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國東方學院，安度晚年。直至逝世前，這位考古大師一直活躍在學術研究領域。他生前不止一次地表達出對以色列的熱愛，這在他傳記最後一章的開頭有充分的體現：「佛林德斯享受著耶路撒冷的生活，他多次說過想在這裡終其一生。他愛這裡璀璨的陽光反射在雪白的牆上、穿透古城陰暗的巷子；他愛美國學院院子里飄出的紫丁香花香；他愛聽謝赫賈拉清真寺宣禮塔中穆安金的召喚；他愛夜鶯清脆的歌唱和山斑鳩一遍遍熟悉的重複咕咕叫聲。他喜歡教義和種族的交集，新與舊的混雜。學院的生活很愜意，飯在大食堂吃，下午茶在花園的陰涼下喝。除了交很少的房租，他們沒什麼花錢的地方。耶路撒冷的朋友邀請喝茶、聚餐，他們總是走去走回。佛林德斯繼續保持著他超人的精力，儘管以往矯健的步履已變得拖沓，但他還能慢慢征服耶路撒冷古城內高低不平的坡道。他在日記中（現在主要記錄其身體狀況）提到，有時會被腹痛和瘧疾折磨，但頭腦卻始終活躍，他的勤奮令人驚訝。」

1940 年10 月26 日，皮特里患了嚴重的瘧疾，此次病後，皮特里已無法行走，這位一向以活力四射著稱的考古學家決定就在醫院堅持寫作。他曾多次表示，希望死後能將自己的頭顱捐獻給英國皇家外科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基斯爵士（Sir. ArthurKeith）代表皇家醫學院也表示願意接受這項殊榮。

1942 年7 月28 日，皮特里在耶路撒冷逝世。當晚，醫院首席細菌學家湯普森（Tompson）博士將其頭顱取下，並做防腐處理。湯普森醫生急切希望能將皮特里的頭顱儘快送往倫敦，甚至想親自去護送。他認為這將有助於人們儘快了解皮特里為何具有超乎常人的記憶力，就在皮特里生命的最後一天，他仍能記住諸多事件的細微末節。無奈時值二戰，皮特里的頭顱只能在德國戰敗投降後才能運回去。

戰後，皮特里的頭顱被運回倫敦，身體葬在了耶路撒冷的錫安山新教墓地。遺憾的是，二戰之後，百廢待興，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滿目瘡痍，解剖部教授也是剛剛到任，這種情況致使解剖皮特裡頭顱的研究計劃一再被推遲，以至於後來竟無人問津。

1948 年12 月，在皮特里夫人一再追問下，醫學院回信說研究工作正在展開。但實際情況是，由於時間太久，裝有皮特裡頭顱的箱子外表的標籤竟不翼而飛，當時醫學院可能為體質人類學研究搜集到一批頭顱標本，因此也沒人能認出究竟哪一具頭顱是皮特里的。直到20世紀70 年代，以色列考古學家吉布森（Shimo Gibson）才通過照片和皮特里額頭的傷疤辨認出他的頭顱。但極為令人震驚的一幕也隨之發生，死去的皮特里爵士頭顱再顯奇蹟，他的頭髮竟然變成黑色，可他生前早已是滿頭銀髮。這在夏鼐先生的日記中有清晰的記述。

後記：

夏先生生前，我僅在幾次會上見過他。最頻繁的是1984 年在成都錦江賓館召開全國首次田野考古工作彙報會，幾乎天天都見，但從未有交流。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下午，蘇秉琦先生尚未到場，夏先生略顯不快地讓某位先生解釋一下什麼是「中國考古學派」？剎那間會場寂靜無聲……第二天，夏先生和蘇先生一起去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省文管會參觀，當時我正在川博工作，因此有機會一直跟隨兩位先生。他倆先看了省博的四川省歷史文物展，繼而到考古隊庫房觀看三星堆遺址和川西北石棺葬的出土文物。參觀時，夏先生只是看，很少說話。不料一年以後，夏先生便作古了……

僅以此文，紀念作銘先生！

本文的寫作得到夏正楷教授（北京大學城環系）、王群女士、劉睿良（牛津大學博士）、庄亦傑（倫敦大學考古學院高級講師）、俞雨森（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候選人、時任希伯來大學「蒙古時期的歐亞交流」項目訪問學者）等的熱忱幫助，在此向他們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作者：李水城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原文刊於：《大眾考古》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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