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袁世凱《請速定大計折》與清帝退位
辛亥革命的具體結局，嚴格說來，既不是民軍用武力將清廷推翻，也不是通過南北和談達成協議由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而是清廷在強大的內外壓力之下，被迫讓位交權，以換取對皇室皇族和旗人的優待條件。圍繞清帝退位問題的明爭暗鬥，牽扯南北中外滿漢清民各方的利害關係，堪稱辛亥政壇波譎雲詭的一幕大戲。歷史上諸如此類的密謀，當事各方的說法往往各執一詞，令人猶如霧裡看花，即使親歷其事者也不得要領。而相關方面竭力角逐的諸多情節暗藏玄機，在不知究竟的後人眼中似乎無關緊要。相較於史事的周折複雜，通行的歷史敘述顯得有些平淡無奇。加之清帝退位的許多相關文件迄今仍未面世（或已遺失），當時坊間的傳聞既多，如今學人的揣測亦夥，看起來更加撲朔迷離。
其中重要環節之一，便是袁世凱在奏准召開臨時國會公決國體之後僅僅數日，就因為開會的代表選舉以及時間地點等事與其全權議和代表唐紹儀僵持不下，以致後者辭職。可是，在和談陷入僵局甚至幾乎破局的情況下，唐紹儀並未返回北京，而是繼續在滬寧一帶活動，居間聯繫，並且很快傳出清帝退位事宜已經頗有眉目的消息。以往的研究對此曲折雖然有所解讀，大體看似成立，卻總有一些重要證據與情節不相吻合，無法納入，或是未經驗證，難以支撐，令人忐忑。凡此種種，均與袁世凱的《請速定大計折》關係密切。圍繞該折的時間、內容以及是否出奏等問題的勘定，進一步搜集證據，梳理新舊材料，可以揭開謎底，接近真相。
一、 重判《請速定大計折》的時間
關於辛亥南北和議至清帝退位的歷史敘述，已經進入教科書和一般通史，成為常識性的認知，大致認為雙方開始是以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為條件，正當談判進展順利之際，由於光復各省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推舉剛剛歸國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導致袁世凱忽然翻臉，以全權議和代表唐紹儀越權為由，借口國民會議代表的選舉以及召開的時間地點等問題，否認唐紹儀已經與民軍代表伍廷芳達成的協議，迫使唐紹儀以及所有北方議和代表全體辭職，由袁世凱本人直接與伍廷芳電報往還重新進行磋商。因為袁世凱欲將既有成果推倒重來，而伍廷芳要求其接受既成事實，導致談判處於破裂邊緣。在國民會議之事陷入僵局之後，袁世凱才開始以種種方式進行逼宮，要求清帝退位下台。
在此過程中，為了促使清帝退位，袁世凱上奏《內閣請速定大計折》，其主旨就是請清帝禪讓，等於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要求。折稱：「餉無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環球各國，不外君主、民主兩端。民主如堯舜禪讓，乃察民心之所歸，迥非歷代亡國之可比。我朝繼繼承承，尊重帝系。然師法孔孟，以為百王之則，是民重君輕，聖賢業垂法守。且民軍亦不欲以改民主，末減皇室之尊崇。況東西友邦因此戰禍，其貿易之損失，已非淺鮮，而尚從事調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爭持，則難免不無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要求清廷召開皇族會議，從速決定帝位去留。這是目前所見袁世凱最早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直接證據。
不過，這份重要奏摺何時擬訂、何時上奏以及是否出奏，相關資料和據此而來的現行敘述存在諸多疑點。關於此折出奏的時間，以往一般著述指為1912年1月16日。此說出自張國淦編著的《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299—300頁），但該書並未註明來源出處。因此有的著述採用張國淦所說的上奏時間，而另外註明底本。如《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第9冊（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組編，嚴昌洪主編，梁華平、嚴威編，武漢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頁指該折於1912年1月16日上奏，注引出處則為1912年1月24日的《大公報》。這大概是各家所能找到的最早文本，所以《袁世凱全集》也採用這一底本。除此之外，《順天時報》1912年1月27日第5版「奏摺錄要」和《中國革命記》第22冊「文牘」也分別刊載了同一份奏摺，文字基本一致。
袁世凱任內閣總理大臣期間，涉及軍國大事的重要奏摺都是與諸國務大臣聯銜會奏，而這份奏摺的文本上並沒有出現諸國務大臣的名字以及會奏字樣，各報刊載時標名也不一致，《順天時報》題為《袁內閣奏請速定大計折》，《大公報》題為《袁內閣請速定大計折》，而《中國革命記》題為《袁世凱請速定大計折》。所謂袁內閣，其實就是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的簡稱，而不是指袁世凱及其內閣。這種情況顯示，當時各報不能確知奏摺究竟以什麼名義提出。一般相關著述稱袁世凱以內閣總理身份率全體國務大臣聯銜上奏，依據是奏摺中有如下文字：
總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國之樞機，治亂所在，去就因之。獨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則非總理大臣職任所能擅斷。其國務大臣，亦只能負其行政一部之責，存亡大計，何敢思及。然為時局所迫，逼於旦暮，臣會同國務大臣，籌維再四，於國體改革，關係至重，不敢濫逞兵威，貽害生靈，又不敢妄事變更，以傷國體，謹合詞具陳，伏願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開果決會議，統籌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禍而順民心。
這顯示奏摺的確是以袁世凱會同全體國務大臣的名義擬定，卻不能證明是否聯銜會奏，另一種可能性是原來設想以全體國務大臣的名義出奏，實際未能實現。張國淦的《辛亥革命史料》雖然聲稱「內閣合詞密奏政體共和」，具體敘述卻有所保留，寫為：「袁世凱等（全體國務大臣？）奏雲」，作者於「全體國務大臣」之後特意加上問號，表明其亦不能確定是否由袁世凱與全體國務大臣一起會奏。迄今為止，不僅在清朝各種官書中找不到關於該折曾經上奏的蛛絲馬跡，在存留的各種清廷檔案中也尚未查到任何線索。
儘管如此，作為密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這就涉及何時出奏的問題。1月16日，袁世凱的確曾經入宮，據報紙的報道，目的就是與清太后面議退位事宜，「聞清廷雖願退位，然必欲於既退之後，仍駐北京。袁世凱則堅請其退至熱河，否則不願與聞，以辭職相要挾雲」。為此，前一天即1月15日下午，奕劻、載灃等曾經往謁袁世凱，會談至2小時之久，一面挽留，一面繼續磋商是否退至熱河。次日，袁世凱於11時入宮，12時15分出宮，事畢回邸途中，即被炸受傷。
此時關於清帝退位之事，坊間媒體早就傳得沸沸揚揚，且重心已不在是否退位，而是何時退位以及以何種條件退位。既然袁世凱與清太后面議的主要是退位後的居處，則不至於到此時才提出清帝退位的問題。最早刊布《請速定大計折》的《大公報》顯然注意到這一情節，特意在折後加一按語道：「此折上後即接到上海議和唐代表來電，政體問題取決國民會議，是以未發表。聞日來皇室會議仍系討論此折。」此說與《中國革命記》第20冊所載《議和記》相吻合，據稱：唐紹儀解職後，「世凱察知民軍之意，萬眾一心，堅持共和，別無可議，然又以帝位去留，非臣下所可擅斷，曾於十月下旬，率各國務大臣具疏陳請，召集皇族密開會議。蓋欲令清廷自為審擇，以統籌全局速定大計也。十一月九日，遂有召集臨時國會，以政體付諸公決之清諭。」明指《請速定大計折》在召集國會公決政體之前。
根據《大公報》的按語和《議和記》的記述，《請速定大計折》的上奏時間應在上一年即1911年歲末唐紹儀來電錶示政體問題取決於國民會議之前，這無異於根本否定了1月16日為上奏日期之說。《袁世凱全集》的編者在編輯過程中發現該折的內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沒有採用疑點頗多的張國淦說。從奏摺的內容判斷，擬定時間的確當在1911年12月底之前，而不會在此後。該折如此陳述武昌起事後形勢的發展及其所面臨的困局：
竊自武昌亂起，旬月之間，民軍響應，幾遍全國，惟直隸、河南，未經離叛，然而人心動搖，異於恆有。臣世凱奉命督師，蒙資政院投票選舉，得以多數，依例設立內閣，組織雖未完善，兩月以來，將士用命，業已克複漢口、漢陽，收回山東、山西。然而戰地範圍，過為廣闊，幾於餉無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籌款之法，羅掘俱窮，大局岌岌，危逼已極，朝廷念國步之艱虞，慨生民之塗炭，是以停戰媾和，特簡唐紹儀、楊士琦等前往滬上，為民請命，此萬不得已之苦衷，亦從來未有之創舉也。屢接該大臣等來電稱：「民軍之意，萬眾一心，堅持共和，別無可議」等語。現期已滿，展限七日，能否就範，尚難逆料。
查和談最初協議停戰至十一月初五日即1911年12月24日，第二次會議時議定展期7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即12月31日。鑒於上述，《袁世凱全集》的編者認為12月28日前該折已經寫就，暫時繫於1912年1月5日前，只是為了穩妥起見。參酌前引《大公報》的按語，可見這份奏摺絕不可能寫於1912年1月中旬，而是1911年12月下旬。至於具體時間，可以袁世凱與諸國務大臣會奏的《擬懇召集宗支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折》為參照。在這份1911年12月28日正式上奏的奏摺中，袁世凱同樣概述了武昌起事以來各處變亂的形勢以及餉械不支難以久戰的困窘，「萬不得已，勉從英使朱爾典之介紹，奉旨以唐紹怡（即唐紹儀）為代表，馳赴滬上，與革軍代表伍廷芳會同討論大局」。由於伍廷芳堅持改共和，去君位，否則不能開議，唐紹儀只得提出速開國民大會公決君主共和問題之法，「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令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現計停戰之期僅餘三日，若不得切實允開國會之諭旨，再無展限停戰之望，勢必決裂。惟有即日辭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袁世凱等鑒於「言和則詞說已窮，言戰則餉械兩絀」，要求清廷召集宗支王公，速行會議，就唐紹儀所請召開國民大會公決國體問題請旨裁奪，以定大計。
《召集宗支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折》要求「俯如唐紹怡國會公決之請」，其時距停戰展期僅3天，也就是12月28日。進一步推敲相關文字和事實，《請速定大計折》的擬定及可能上奏的時間，當於12月24日停戰期滿後剛剛展期7日之際，具體而論，大約在12月25、26日間。
《議和記》又稱：「袁世凱接唐紹儀電，言伍廷芳等均懇請皇帝遜位，使共和政體早日成立，中國可躋富強，非特國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將來國民對於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等語。凱得電後，甚為躊躇，連日與慶邸及諸親貴會商，尚無結果。惟清內閣連發數電，囑唐紹儀如承認共和，先將優待皇室條件提出議妥。」也就是說，退位之議是因為民軍方面堅持和談以共和為前提而不得不做出的應對舉措，此時袁世凱很可能將所擬《內閣請速定大計折》給奕劻、載灃等人看過，並且將相關信息傳達給清太后。
不過，一旦正式奏請清帝退位，就要召開宗支王公會議進行決斷，形勢的發展顯然尚未到此地步，沒有完全的把握，袁世凱和清廷都不敢貿然行事。不僅如此，袁世凱甚至對國民會議取決國體政體也表示擔憂，並通過梁士詒等傳達自己的苦心孤詣。而對光復地區的人心向背更加感同身受的唐紹儀堅持原案，「袁世凱因連接唐紹儀密電，知民黨始終堅持共和，無法挽回，且於清帝讓位問題，亦難回答。若繼續開戰，又以借款無著，不能支持，因此焦灼異常。且以承認共和一層，關係太重，不敢負此責任」，於是於12月27日舉行內閣會議，商定全體辭職，即日請清廷特開御前大會。其原因有四：一是民黨堅持共和，君主立憲目的不能達。二是民黨要求禪位，倘即讓步允許，深恐諸親貴嘖有煩言，難免意外。三是不讓步則和議決裂，即須開戰，無款無餉，人心軍心不固。四是無可籌之款以維持支撐。此次內閣會議決定的方針，應是促使清帝退位。
恰在此時，唐紹儀來電告以民軍方面同意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本來就擔心退位引起強烈反對的袁世凱遂相應改變計劃。次日，清太后召見王公，醇王載灃、慶王奕劻、貝勒載洵、貝勒載濤、貝子溥倫、貝子載澤、肅王善耆等7人入對，詢問上海和議及近日國家艱危情形，清太后痛哭，各王公亦哭。旋召內閣總理和國務大臣入對，袁力陳國民堅持共和政體，萬難轉圜，此事過於重大，請太后宸斷。「太后謂：『余系婦人，皇上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國務大臣主持。如將來辦得好，固系汝等國務大臣之功，即使無法轉圜，至於失國，有我為證，將來皇帝長大，亦不能怪汝等。』於是袁世凱言及唐紹儀來電，請召集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一節。清太后命照此辦法施行。各國務大臣退，將慈諭告知慶邸，慶再入對良久，而召集臨時國會之旨乃決。」是日，袁世凱與國務大臣會奏《擬懇召集近支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折》，當天清廷即諭令袁世凱轉致議和代表，同意召開臨時國會公決國體政體。
綜合上述，定大計與決大計兩份奏摺應是先後擬定，定大計折在前，決大計折緊接其後，前者旨在解決被迫承認共和後必須面對的清帝下台問題。由於民軍和談代表突然同意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實際上奏並公布的是《與國務大臣會奏擬懇召集近支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折》。但是，雖然《請速定大計折》實際上並未正式出奏，也沒有束之高閣，由於袁世凱已經就此與閣僚及部分親貴暗中通氣協商，並進而試探帝後的態度，可以作為應急權通的選項以備不虞。後來果然在國民會議受阻的情況下被重新提出，發生作用。
速定大計折時間的改判，使得既有論著對辛亥之際和戰歷史進程的通行認識及其相關描述有必要接受通盤的重新檢討，並相應地進行較大幅度的改寫，否則原來種種的看似順理成章，都變得相互矛盾，難以成立。或者說，現有的說法，其實是在忽略部分材料和事實的基礎上才能自圓其說，而《請速定大計折》時間的重新判定，使得這些被忽略的材料及事實的正當性凸顯出來，原來成說的邏輯鏈條則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因而不得不進一步梳理條貫所有的材料和史事，重新解讀，使之真正能夠得其所哉。
二、 從退位到公決
既然《請速定大計折》的擬定和暗中溝通在《以決大計折》之前，則袁世凱首先是直接要求清帝退位，緊接著才順勢改請允准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袁世凱並非清帝退位的首創者，武昌起事後，最早提出讓清帝自動交出政權設想的，應是伍廷芳等人。從民黨方面倡議，到袁世凱試探性向清廷提請，經過了一個發展變化過程。
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事剛剛一月，伍廷芳、樊增祥、宋教仁、于右任、夏敬觀、唐文治、張謇、趙鳳昌、庄蘊寬、湯壽潛、張元濟、姚桐豫、江謙、高鳳謙、溫宗堯、湯壽彤、程德全、王敬芳18省發起人就通告倡議組織全國會議團，主張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臨時會議機關，商定共和政治，會議三要件之一，為「對於清皇室之處置」。次日，伍廷芳、張謇、唐文治、溫宗堯聯名敦促監國攝政王載灃贊成共和，宣稱：「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議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不特為安全滿旗而已。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又豈能獨存。」同時又致函慶親王奕劻，告以已「電請皇上及監國遜位，同贊共和」，希望奕劻「致君於堯舜之揖讓與民享共和之幸福，則皇室不失其尊榮，生靈得免於塗炭」。
雖然致攝政王的電奏中沒有使用「遜位」字樣，只是希望清帝及攝政王以堯舜自待，但在給奕劻的信中，明確使用了「遜位」一詞。遜有退、讓二義，遜位也有退位、讓位二解，前者只是單純地退出現在的位置，後者則包含給誰讓出位置或將位置讓給誰的意思，近似於主動的禪讓。而禪讓對於讓位者是一種美德的體現，對於承繼者則意味著權力來源的合法性。此時各省光復政權尚未成立共和政府，伍廷芳等人所說遜位後同贊共和，應是根本放棄帝位和帝制，贊同由全體國民成立共和國，而不包含將權力交給誰的問題。
11月18日，張謇致電清內閣，拒絕出任江蘇宣慰使及農工商大臣，並請內閣代奏，要求實行共和、清帝遜位，電稱：中國國土遼闊，種族不一，應效法瑞士、美國，實行民主共和分治。「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群願，許認共和。昔堯禪舜，舜禪禹，個人相與揖讓，千古以為美談。今推遜大位，公之國民，為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為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關係之巨，榮譽之美，比諸堯舜，抑又過之，列祖在天之靈，必當歆許。論者或以茲事體大，宜開國民會議，取決從違。竊以為不經會議而出以宸裁，則美有所歸，譽乃愈大。至於皇室之優待，滿人之保護，或閣臣提議，國會贊成，立為適宜之辦法，揆之人道，無不同情。」
張謇的電報，不但明確要求清帝推遜大位，而且希望不必經過國民會議討論取決，即由清帝直接裁斷，主動許認共和。此時攝政王已經失去權力，所以張謇沒有將他列入應當遜位的名單。
與上一次的聯名電奏遲遲未能交到攝政王手上不同，由內閣代奏的電報當天就得到回復，清廷表示：憲法十九信條已經宣布，即將宣誓太廟，此後庶政實行，公諸輿論，決不致再有障礙。「至共和政體，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國幅員寥闊，滿、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風俗，各有不齊，是否能收統一之效，不至啟紛爭割裂之禍，仍著該大臣迅速來京，與廷臣詳細討論，並將朝廷實行改革政治意指，剴切宣示，以釋群疑。」顯然，此時清廷仍然抱有僥倖心理，並不情願在形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輕易地主動交權讓位。
此後，其他方面也陸續提出同樣或類似主張。11月23日，一度宣布獨立的山東都督孫寶琦致電光復各省，提議各省派員至京津開臨時議會，兼收未獨立各省，可議決國體政體問題，兼有臨時政府作用，「異日以全國意見要求遜位，可無兵戈而收勝利」。所說雖然是在臨時議會議決國體政體之後，才以全國意見要求清帝遜位，基本辦法畢竟是順應人心，由清帝主動交權讓位。
11月25日，順直諮議局、直隸保安會致電攝政王載灃，以南方已大開國民會議，新政府不日成立，近畿人心亦皆感動憤勵，提出：「為今之計，若朝廷能早行揖讓，公天下於民，民必以優禮報皇室。即大位不以自居，而全國生靈之福，仍出自朝廷之賜。若失此不為，則新政府既成，各省已一律承認，不但直隸不能獨異，且恐南軍北上，京師蒙塵，雖欲為堯舜之事而不可得。福禍安危，在此一舉。」清軍奪占漢陽後，12月3日，順直諮議局、直隸保安會以軍事雖利，人心未回，殺戮愈多，益難收拾，再度電請內閣奏明朝廷：「罷兵息戰，由朝廷自行謙遜，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於天下。保全中國，維持皇室，端在此時。」所謂揖讓、謙遜，都是要求清廷主動交出權力大位。
直接向清廷呼籲請求之外，還有人積極展開活動，聯絡南北各派勢力，力圖形成強大壓力，迫使清廷就範。11月26日，藍天蔚打出中華民國軍政府關東臨時大都督的旗號，致函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促其順應大勢，「更有進者，力奏朝廷暫避熱河，皇上有禪讓之美名，人心或有思清之一日，大局幸甚，人民幸甚，皇室幸甚」。11月29日，朱其瑝受袁克定的指派到達湖北，隨身攜帶汪精衛的信函，內容包括邀約南北聯合，共同要求清帝遜位。
12月5日，在漢口的各省代表會議決定請伍廷芳來鄂與北方代表會商和平解決事宜，開議的條件為：一是推翻滿洲政府；二是主張共和政體；三是禮遇舊皇室；四是以人道主義待滿人。半個月後，黃興也派顧忠琛與北方代表廖宇春密商，後者提出4條：一是優待皇室；二是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項城為大總統；三是優待滿漢兩方面將士；四是開臨時國會。雙方討論後改為5條，第一、二條順序變換，為確定共和政體和優待清帝。這幾次接觸談到議和條件，均沒有提及清帝如何交出政權，為何要給予優待，應該是將清帝退位讓權作為前提條件，無此前提，則其他都談不上，所以如何退位反而不在所討論的範圍之內。
自11月1日皇族內閣解散，由袁世凱組織全權內閣，攝政王就已經失去權力。捱到12月6日，眼看局勢日益惡化，為了平息眾怒，隆裕太后懿旨，准載灃辭退監國攝政王之位，以醇親王退歸藩邸，不再干預政事。媒體對於此事亦稱退位或遜位。
由上述可見，早在南北和談開議之前，雙方就通過各種渠道接觸聯繫，希望儘可能以較小代價結束戰事，實現共和，這使得清帝退位讓權成為彼此心照不宣的基本條件。所以談判一開始，民軍方面就表示不以清廷為對手，北方的唐紹儀只是袁世凱內閣即政府的代表，而且因為民軍堅持開議的前提是實行共和，否則免談，則清廷的命運可以說是未議先定，所商議的並非清廷的存廢，而是以什麼形式退出歷史舞台的問題。通過交權讓位體面下台，避免戰事延續，恢復和平統一，實行共和，以換取優待條件，成為各方認可的首選。
南北議和，民黨中廣東人士多力持清帝退位之說，不準滿人繼續秉政。而上海、武昌及其他各地的民黨，無不同此意見。12月20日，民軍代表伍廷芳於第二次會議時首先提出遜位：「且改為民主，於滿洲人甚有利益，不過須令君主遜位，其他滿人皆可優待，皇位尤然……改革之後，滿人與漢人必無歧視，將來滿人亦可被選為大總統，是滿人何損而必保存君位。」並聲稱前此已和湯壽潛、程德全、張謇等各都督致電攝政王，「只請遜位，其餘一切優待」。第四次會議時，又說：「總之，清帝讓位，則諸事易商。」遜位與讓位，都是交權下台，遣詞或略有分別，意思則完全一樣。
清帝主動交權下台以平息戰亂的辦法，得到一些清朝駐外使節的贊同和響應。12月25日，出使俄國大臣陸征祥、駐荷蘭國大臣劉鏡人電請外務部代奏：「今既政變紛乘，人懷民主，似不如追蹤太王，明詔父老，則先聖后聖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號，塗炭海內生靈，仁人之報，利亦必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袁世凱嘗試向清廷提出遜位禪讓的請求。
清帝退位牽涉諸多方面，倉促間難以辦到，況且以何種理由退位，也要名正言順。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開會時，據浙江代表陳毅報告，在漢口與黎元洪大都督代表會晤的清內閣總理袁世凱全權代表唐紹儀就表示：「袁內閣亦主張共和，但須由國民會議議決後，袁內閣據以告清廷，即可實行遜位」。所以代表會當天做出「緩舉臨時大總統」的決議。稍後黃興派人與北方代表會談，雖然也有召開臨時國會的議項，卻並非作為清帝退位的必經程序，而是結束清朝統治實現共和之後的建制。
議和談判過程中，本來堅持共和毋庸再議的伍廷芳突然同意採用召開國民會議或大會取決國體政體的辦法。這一方案是此前由楊度、汪精衛等人組織的國事共濟會提出，試圖以此解決南北之爭，結果兩面碰壁。該會雖然被迫解散，多位會員卻參與了南北和談，並在會場內外積極活動，繼續鼓吹其原訂辦法。唐紹儀和伍廷芳同意採取這一方案，當與他們的鼓動慫恿大有關係。「清廷遣派代表與民軍議和之原因，實由君主立憲黨楊度與民主立憲黨汪兆銘發起國事共濟會於北京，清資政院極意助之，於是李家駒以此意麵達袁世凱。袁謂調和兩方，固屬美舉，然誰能當此第三人之任。須知第三人者，必須於兩方均無關係，且與兩方均無惡感，而後可尋。」於是有人運動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作為調人，而朱授意漢口英總領事出面介紹。首次會晤，伍廷芳即提出4項要求，以清帝退位，改行民主政體換取對清帝和旗人的優待。
國體政體如果定為民主共和，清帝讓位就是理所當然。可是，儘管這一次雙方的談判代表意見一致，由國民會議取決國體政體的方案依然是兩面不討好。民軍方面，認為起義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民國，共和政府業已成立，何待再取決於國民會議？況且召集各處代表，非三五月不能到齊開會，恐怕是袁世凱的緩兵之計，以便趁機上下其手，「萬一會議結果表決君主立憲，將來亦為再釀第二次革命之慘」。「偽清」應遜位歸順，否則聯師北伐。至於派國民代表赴會一層，應作罷論。
面對各地光復政權和民軍的一片反對之聲，伍廷芳於1912年1月2日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光復各省，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解：「廷意今國民大多數趨向共和已為顯著之事實，而唐使猶以開國民會議為言者，不過欲清帝服從多數之民意，以為名譽之退位而已。」照此說法，清帝不會主動退位，袁世凱也不便出面勸清帝退位，只有通過國民會議決定實行共和，清帝才可能順勢接受退位的不得不然。
即使國民會議取決國體政體，在清朝內部遭遇的阻力也不小。在清朝王公親貴和滿漢官員看來，南北和談的決定只是少數人意見，召開國民會議多數取決，雖然能夠反映民意，清帝可以順從為由，體面下台，也不無機會以君主立憲的名義繼續執掌權力。對於堅決擁清者而言，國民會議不過是緩兵之計，他們既不能接受由帝制到共和，更不願看到滿人失去帝位。
三、 掩人耳目的雙簧
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在袁世凱不無拖延待機的盤算。所謂「用正當選舉之法，選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續與時期，均非旦夕所能蕆事」。所以他擔心的是「革黨迫不及待，尚不知是否聽從」。照理，這一方案更加符合清廷和袁世凱的政治需求，這也是袁世凱擱置《速定大計折》，將清帝退位改由國民會議公決的主要理據。可是，正當南北雙方就國民會議問題磋商順利之時，袁世凱卻忽然出手否認已經簽訂的一切條款，使得和談很快陷入僵局。
關於袁世凱的突然變臉，學界普遍的看法是因為孫中山歸國及其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打亂了袁世凱的如意算盤，因而其借故向民黨施壓。不過，袁世凱開始對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事反應平淡，後來興師問罪，主要是針對伍廷芳在國民會議的代表選舉以及時間地點等問題上寸步不讓採取的報復性反制。也就是說，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和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並非導致袁世凱再度變計的誘因。
唐紹儀被迫辭職，看似造成談判停滯甚至瀕於破裂，然而不無詭異的是，此後他非但沒有離開上海，而且暗中仍然與伍廷芳溝通聯繫，時時往來於滬寧之間。而孫中山一再表示自己是虛位以待，「一俟國民會議舉行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孫中山的再三表態，不僅產生了另一種遜位即孫中山本人讓出臨時大總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在向特定人物明確發出心照不宣的特定信號。在當時情況下，這個特定人物，顯然就是袁世凱。
一般認為，和談受挫顯示袁世凱和唐紹儀之間在如何結束戰事、統一中國的認識上嚴重分歧，直到1月中旬提出《內閣請速定大計折》，事情才出現轉機。既然《請速定大計折》提出的時間提前到1911年12月下旬，而袁世凱重新運動清帝退位在唐紹儀去職不久就已經開始，則原有的判斷必須大幅度調整，才能合理安放材料和解釋事實。
關於和談的立場和底線，唐紹儀與袁世凱之間，意見的確一度有所分歧，唐紹儀曾複電梁士詒、阮忠樞，詳細分析了局勢並解釋其態度的變化。他說：
彼黨以共和為標準，反是則無可開議。若一決裂，則大局更糜爛不堪。反覆焦思，更無一線轉圜之地。來電發明師座對內對外對上對下之苦心，儀豈不知之。顧師所重者，護持太后皇上耳，所慮者，各國干涉耳。試問戰爭再起，度支何如，軍械何如，能操必勝乎？萬一挫衂，敵臨城下，君位皇族，能保安全乎？外人生命財產，能保護乎？宗社傾危，列強分裂，漢族亦因以淪胥，危險之勢，孰甚於此。若從國會之議，皇族之待遇，已許優隆，外人之干預，無由窺伺，倘能建設完全，尤為中國之幸福。危險者如彼，而有可希望者如此，然則所以對內外上下者，更何疑慮哉。儀初意亦何嘗贊成共和，第親歷漢滬，目擊情實，不得不急為變計。人民各國，皆注目於吾師一人，宗旨一誤，禍害立見，與其堅執於前，毋寧養晦待時，舍是二者，決無勝算。支電不盡所言，故復詳述。萬里遙隔，五內如焚，前席剴陳，望兄為助。師意若何，仍乞電示。
據此，唐紹儀南下前與袁世凱商定的辦法，並不是接受共和，到武漢和上海後，知道形勢無可挽回，必須以共和為開議前提，並且按照清帝退位交權的基本路徑安排各事。由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只不過是給了清廷一個體面的台階下，而不是說真的要由國民會議來決定是否實行共和。可是，好不容易才確定的行動方略，何以短短几天內風雲突變，以至於袁世凱和唐紹儀分道揚鑣？
其實，唐紹儀因為與袁世凱嚴重分歧而辭去議和全權代表只是表象，另一種可能性的幾率更大。有消息稱：
或又曰：紹怡之辭職，非得已也。紹怡南下，有在京各省代表從行，許鼎霖者，江蘇代表之一。既至滬，憤會議之不獲與，無發言權，惎民軍者，方以民軍餉械匱乏日聒於鼎霖，乃不待會議之畢，與福建代表嚴復等行矣。入都謁世凱，備言民軍之腐敗，兵烏合，餉無著，北軍當之，直摧枯拉朽耳。紹怡至滬，非議和也，饋獻江山耳。世凱唯唯。鼎霖乃密告親貴，親貴詰世凱。世凱曰：「是何言，余遣紹怡，討論大局也，他非所知。紹怡既不稱職，當罷免。」會紹怡馳電請解職，遂允之，而以彼此電商請於廷芳。自此以往，南北兩方，皆藉電報以議和。而唐紹怡雖不居代表之名，仍有參與議和之實也。
北歸後許鼎霖的確曾在資政院會議時發表攻擊民軍的言論，鼓動武力鎮壓。如果唐紹儀的辭和袁世凱的准都是因此而起，則此事並非由於兩人之間出現分歧，而是為了規避親貴對唐的攻詆責難，不得不再度改弦易轍。袁、唐二人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彼此心照不宣。
相關研究已經注意到，折衝樽俎或許從一開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護，與此同時，南北雙方通過幾條線秘密接洽，商議如何能夠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實現共和，儘早結束戰亂。唐紹儀辭職，和談表面陷入僵局，其實是因為由國民會議公決的途徑行不通，只得重新轉向尋求清帝退位。唐紹儀滯留滬上，孫中山宣稱暫時承乏，虛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凱設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戲碼。
關於袁世凱與唐紹儀聯手演出的苦肉計雙簧戲，有一定內幕渠道的《時事新報》評論道：
袁世凱入京以後，深知全國民心，傾向共和，而於清廷一方面，又不願以武力相角，使無數生靈，同遭塗炭，故於外則奏派代表，赴南議和，於內則施其沉毅果決之手段，以布置大局，務使清廷處於安全之地位，而國家可免瓦解之憂。無如一般頑舊之流，不明袁世凱之苦心，既不知贊同其宗旨，又不能協助其進行，誹謗橫興，而唐紹怡不得不辭職。幸自袁世凱與伍廷芳直接商議以來，以電報為議和機關，爭執雖多，事實尚順。惟各省軍隊大半不明此中真況，常起意外之風潮，而平時伏匿之匪黨，又思乘機攫利，此亦議和時期中之至可危事也。事後思之，猶覺懍懍……自袁世凱與伍廷芳直接商議以來，以有限之文字，傳達無限之論議，而種種不可明言之事實，又無從以電報泄露於外，使清廷一方面，或另生枝節。是以袁世凱電請伍廷芳北行，伍廷芳電請袁世凱南行，於事實上觀之，伍廷芳不妨暫離上海，而袁世凱萬不能暫離北京，故所謂北行南行，皆表面之詞也。唐紹怡與伍廷芳簽定之條約，斷無推翻之理，而袁世凱一再以未與本大臣商明為言，故作必欲推翻之理論，電書往還，兩不相讓，亦皆表面之詞也。其爭執最烈之點，為國民會議一節，若袁世凱所開條件，非曆數月不能辦到。在袁世凱何不可通融辦理，而所以斤斤電爭者，亦未始非表面之詞也。一言以蔽之，袁世凱若不贊成共和，必無南北議和之事，議和亦無如是易成也。
這些揣測判斷可以從北方緊鑼密鼓進行的促使清帝退位行動得到印證，唐紹儀辭去談判全權代表之後，繼續參與南北交涉。他本來就另有與袁世凱溝通聯繫的渠道，南下議和的隨行代表中，楊士琦未與議。「蓋上海電報局不允用密碼通電，而關於議和事宜，必須與袁世凱秘密商議。既不能用秘電，故唐紹怡將遣其回京，面晤袁世凱磋商一切。」 1912年1月8日，唐紹儀致電清內閣，告以四蒙獨立，瓜分在即，若東三省獨立，遼東不復中國所有。民軍擬自行召集國會，各國絕無不認之理。「又聞東南各商埠洋商團體擬聯電本國政府轉勸皇上遜位，以期解決而保商務，現正在滬籌擬。」等於試探性地公開動議重啟清帝退位事宜。
唐紹儀的意向得到原東南立憲派人士的積極配合。兩天後，張謇接連發給袁世凱兩封密電，一談國民會議問題，另一則明確提出：「竊謂非宮廷遜位出居，無以一海內之視聽，而絕舊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宮廷遜位出居之聲勢，無以為公之助，去公之障。」並且針對僵局出謀劃策道：「在鄂及北方軍隊中誠尠通達世界大勢之人，然如段芝泉輩，必皆交公指揮。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政府，雲軍人雖無參預政權之例，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為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執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必畀公與慶邸為留守，公即可擔任保護，遣禁衛軍護送，出避熱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擬辦法如下，公如以為可行，須請密電段芝泉等。謇默觀大勢，失此機會，恐更一決裂，此後愈難收拾，幸公圖之。」
張謇的謀劃，的確擊中清廷的要害，清軍將領如果加入政爭，天平勢必朝著既定的方向傾斜。後來北方軍人表態擁護共和，果然成為壓垮清廷的最後一根稻草。不過，此舉也開啟近代中國軍人干政的惡例，埋下民初軍閥混戰的隱患。此時袁世凱已就清帝退位一事暗中加緊動作，對外卻依然故作姿態。直到1月25日，袁世凱才複電張謇，閉口不談清帝退位之事，話題仍在國民會議方面：「國會公決，系朝廷存亡關鍵，須請皇宗同意，非行政官所能擅專，極多困難。連日協商，漸有頭緒，已迭電少川矣。」其實此時所協商的已非國會公決，而是清帝退位。
事實上，國民會議剛剛陷入僵局之時，逼勸清帝退位之事就已經重啟。早在1月4日，原來「北京各報中最反對共和、強烈支持清廷」的《官話報》就完全改變立場，刊發社論，「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並遜位，因為這是人民明顯的意志。該報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運告誡朝廷」。袁世凱還私下對莫理循說：「再加些壓力，朝廷就垮台了。」莫理循獲悉，熱河正在籌建宮廷，並認為「如果朝廷去熱河，事情就簡單了」。
1月11日，唐紹儀再度電請清內閣代奏，要求清帝遜位，「朝廷既願將國體付諸公決，其公天下之心，為薄海所共欽。惟大勢所趨，萬眾一致，臨時國會，仍用正式選舉法，非半年不能蕆事，民軍萬難承認，且恐曠時日久，轉生意外之變，反與皇室諸多不便。務祈俯順民心，早日遜位，則民軍念禪讓之德，皇室待遇，必極優隆。除密將優待條件電呈內閣外，謹請代奏」。只是袁世凱覺得時機未到，退位之議還不宜拿上檯面，旋即複電謂：「吾公既已辭職，該電未便再行代奏。」
袁世凱的婉拒欲蓋彌彰，兩天前即1月9日，袁世凱的親信蔡廷干已經與莫理循商談敦促清帝退位事宜，並於次日致函莫理循，希望上海商會將此消息通過英國公使電告各方，再由上海領頭，各通商口岸陸續跟進，對清廷施壓。莫理循的看法是，「目前全部問題在於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種壓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議，一個好辦法是使上海商會通過約翰·朱爾典爵士向慶親王和皇帝的父親提出請願書，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礙和平，而沒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復正常貿易的。這個建議來自袁世凱自己的人，我認為可行。因為，如果我們能使一個商會這樣做了，所有旁的商會會跟著做，積累起來的力量會是非常強大的」。同日，梁士詒私下前往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商議，他說：「現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問題就不可能獲得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困難，是要決定代替清王朝的政體。問題在於：如果朝廷願意讓位給袁世凱，或者是授權給他建立臨時政府，各國是否將承認他。」
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中樂觀地表示：「你收到這封信以前，我幾乎肯定你已得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正在為此進行安排。」皇室必須去熱河。尚待解決的是如何保證滿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我相信，在詔書發布以前，將會同革命黨做出安排。我還了解到唐紹儀將作為中間人，進行秘密調停，使革命黨同意這種安排。」 14日，梁士詒又告訴朱爾典，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是否接受共和將會拖延時間及帶來危險，隆裕太后不久將發布一道諭旨，宣布「滿清王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處理臨時政府工作，直到選舉共和國總統為止。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凱被刺的當天，莫理循興奮激動地寫信告訴《泰晤士報》的布拉姆：「退位詔書明天或後天就發布。星期天晚上，我詳盡地、如實地向你拍發了關於談判的電文。袁世凱的機要秘書下午和我在一起，我們討論了各種提議。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來信，告訴我他要來見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告訴我：前天晚上，袁世凱最終接受了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內由皇太后發布退位詔書，而代之以一個共和國，由人民選舉總統。袁世凱將受命掌管政府。沒有提到國民大會。」星期天即1月14日，就在這一天，袁世凱已經和清廷議定清帝退位，實行共和，由袁世凱掌管政府。莫理循還明確說：「一封宣布袁世凱的決定的電報於深夜發給了唐紹儀。你比我更了解東方人。在整個這場危機中，我們都在和東方人打交道。我們無法像理解歐洲人的行為動機那樣來理解他們的行為動機。袁世凱派唐紹儀去上海時完全清楚唐紹儀的意圖，我對這點從沒有過任何懷疑。唐紹儀的辭職要求被接受了，但從那以後他一直同袁世凱保持密切關係。他是通過他的親密朋友梁士詒進行聯繫的。」
種種跡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僅已經重新啟動，而且幾乎要大功告成。而民軍方面，雖然沒有直接參与袁世凱與清廷的交涉，但由於清帝退位的條件必須滿足民軍的要求並得到其同意，所以決不僅僅是知情人，更不是旁觀者。如果說南北和談的對手是民軍與袁世凱執掌的清政府，那麼關於清帝退位的交涉，袁世凱就只能是居間溝通，民軍以袁世凱為協商的對手，袁世凱則要兩面傳遞信息，討價還價。由於退位交涉暫時只能暗中進行，南北和談仍在就國民會議舉行的具體事宜爭論不已，只有少數介入退位密議的南北人士才知道你來我往的函電紛爭，其實已經演變成障人耳目的煙幕。
四、 袁世凱逼宮
接下來的問題是，差不多一個月前擬定的《請速定大計折》，為何會在一個月後披露於報端，並且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大公報》的按語道出了部分原因，即1912年1月下旬皇室會議討論清帝退位問題，仍以《速定大計折》為底本。更為重要的是，其時南北之間以及袁世凱與清廷之間關於清帝退位的磋商再度陷入膠著，儘管上海的幾家報紙借西報發聲，開闢專欄集中報道西報對清帝退位的種種預測，連篇累牘地發表相關消息，宗支王公的商議卻不斷遇到強力阻撓，遲遲不能取得預期的結果，甚至退位的交涉也只能秘密進行，還不能公諸於眾。因而需要一些確實可信的證據來為鼓動退位的輿論提供有力支撐，將幕後的交涉攤開到陽光下，進而增強對清廷的壓迫。
這時南北各大報關於清帝退位的消息不絕於耳，而表面局勢的發展卻是和談陷入僵局，戰事曠日持久，且可能蔓延擴大，這引起各方面的極大擔憂。眼看國民會議的分歧難以協調，各方又將目光聚集到清廷退位之上，以為一念之差，容易速效。在南方各省，已經附和民軍的原清朝官員紛紛電請清帝退位。1月15日，開缺兩廣總督袁樹勛和唐文治、丁寶銓、楊文鼎、施肇基等聯名致電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為心，保全民命為重，應請明降諭旨，早定共和政體，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代表組合相當政府，一面速開國會，選舉總統，寧息戰禍。」同日，四川總督岑春煊也致電清廷：「今為朝廷計，與其徒延時日，致上下不能徑接以誠，何如廓然大公，徑降明諭，宣示中外國民，組織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禪讓美德，實出自朝廷本懷。人民感念至德，必籌安富尊榮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支王公與八旗亦蒙安全之福。」這些不約而同的說詞，都將清廷禪讓與降旨確定及組織共和政體聯繫在一起，似乎清廷不降旨則共和政體就不能成立。這與民黨所認定的共和已經成立、清帝退位不過避免戰事延續的看法明顯有別。
光復政權的官紳也將目光投向袁世凱，希望他出面迫退清帝，打破僵局。1月14日，江蘇代理都督庄蘊寬及張一麟致電袁世凱勸告道：「夫致君堯舜，學唐虞之禪讓，是謂大智；救民水火，免生靈之塗炭，是謂大仁。此中機括，在公一身……公果為民請命，清廷未必不幡然改圖，千秋萬國，自有公論。」同日，湖南共和協會會長熊希齡、副會長張學濟等150人聯名致電袁世凱，指「滿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實無再為君主之資格，必須迅速避讓，免致塗炭生靈。國民會議之局，亦可不必舉行也。時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請明詔退位，勿誤大局，天下幸甚」。眾口一詞之下，清帝成為眾矢之的，袁世凱則為眾望所寄。
公開呼籲的同時，暗地裡的實際進行已經漸有眉目。1月，直隸、河南兩省諮議局經由汪兆銘代轉來電稱，希望速定共和政體，早建統一政府，以弭內憂而消外患，並提出3個條件：一是清帝退位後，舉袁為大總統。二是共和成立後，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軍隊，不咎既往，與南軍一律待遇。三是先行議定優待皇室及旗民生計。直、豫兩省諮議局與袁世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此舉當是為袁世凱勸退或逼退清帝，詢問民黨可以給予的報酬。1月14日，孫中山複電表示：臨時政府的唯一目的就在速定共和，「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為眾所屬，第一條件自無不能……清廷以退讓而釋干戈，皇室報酬，應示優異」。本來總統大位已經有為袁預備之說，只是因為和談一拖再拖，光復各省擔心生變，組織了南京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大總統之時，就已經表明暫時承乏之意，如今不過再度確定袁世凱開出的條件而已。
同日，民軍和談總代表伍廷芳電告孫中山和黃興：「旅滬洋商團來函，以商務損失，渴望兩方不再開戰，早日和平解決，並電催清帝退位以順人心。」又告以「唐君紹儀來言，得北京確實密電，現在清廷正商籌退處之方，此後如何推舉，苟不得人，則禍變益巨。前雲孫君肯讓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詳示」。伍廷芳代為保證道：「孫君肯讓已屢經宣布，決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則南京政府即可發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後兩方政府如何合併，可由兩方協商決定。」 1月15日，孫中山複電伍廷芳，肯定了後者的回答：「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也有人對於袁世凱的作用表示懷疑，擔心他才是一切波折回瀾的幕後黑手。1月15日，湯壽潛通電各方，指「此次議和備戰，其不信有十四」，包括「遣使議和，清廷已明認民軍之國家，默許共和為政體，其親貴之明達者亦知國民實行優待，密請退位，袁必強待國民會之議決，在斗滿漢為鷸蚌，彼將收漁人之利」。請從速決戰，不令其陰謀得逞。
袁世凱在國民會議公決與清帝退位之間出爾反爾，固然有做戲給世人看的成分以及在南北清革的夾攻下不得不然的難言之隱，可是要說所有反覆都毫無權術的考量，也令人難以置信。因為沒有南北和談，袁世凱自己就要充當迫使清帝退位主張共和的主謀，在北方難以立足，要想接掌大位，勢必難上加難。而如果由國民會議決定實行民主共和，袁世凱就不能成為共和的元勛，也無法從清廷那裡繼承法統，即便出任總統，也不過是聽人擺布的傀儡。兩種情況都於己不利。由和談及國民會議形成外部壓力，再經由自己將壓力轉到清廷，從清帝退位中得到授權，得益最大的人，無疑就是袁世凱。看似左右為難的他，很可能就是居間撥弄的操盤者。
正當坊間傳聞不斷，輿論沸沸揚揚之際，清帝退位的秘密磋商突然正式曝光。1月17日，伍廷芳忽然複電武昌各軍官，宣稱：「此次所以允其展期停戰者，因清帝退位已將成議，日來正切實磋商，如能定期宣布，則共和目的已達，其他條件均易就緒。所以未通電布告者，因事在籌商，未經決定，故尚須少待。」 1月18日，伍廷芳又複電孫文、黃興：「如公必不能來，請俟清帝宣告退位之後，再商辦法。」這些言詞，清晰顯示南北雙方已經就清帝退位一事達成共識，北方的秘密進行成效顯著，至少民黨一方獲取的信息，幾乎是水到渠成。所以同日伍廷芳又公電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聯軍總司令、各司令以及天津《民意報》：「此次停戰展期，實因清帝有退位之議，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這等於是將密謀的信息公諸天下，以安撫因和戰不定而情緒日益激昂的各地軍民。
在南方的一再催促下，運動清帝退位的步伐明顯加速。1月17日，袁世凱電告伍廷芳：「皇太后憫全國生靈之塗炭，不忍再事戰爭，已有允認之意。本大臣與慶、醇兩邸，仰體慈宮意旨，政見亦均相同。惟蒙古各王公尚在反對，勢須設法與之詳細討論，以期和平解決。若以強迫行之，其各王公等恐必歸藩獨立，大局終難平定。」
在向民軍訴苦的同時，袁世凱也加大了對清廷施壓的力度。其被炸的次日即1月17日，清廷召集御前會議，奕劻、載灃、載洵、載濤、溥倫、載澤及在京蒙古各王公與會，至晚8時，議定：（1）此次續展停戰期內，必將君主民主政體從速解決，決不爭執，以免生靈塗炭。（2）所有前議和代表唐紹怡籤押條款，全行奏明，以便酌度施行。（3）應將召集國民會議辦法，速與民軍代表共同商妥，早開會議，決定政體。會議時，奕劻首先主張共和，溥倫和之。奕劻並謂此時承認共和，君位雖去，君名猶存。故唯有決定讓位，以示朝廷大公無我之心。蒙古王公群起反對，力持君主政體之說。倘南方堅持共和，則寧使南北分離，決不贊成民主。而尤以那彥圖為最。奕劻謂公等皆有旗可歸，有土可守，成則有功，敗則無害，然使兩宮困守京城，一旦有變，誰能擔此責任。蒙古王公駁之甚力，奕劻等無詞以對，遂又決定於十二月初一日再行開議解決。會議既畢，親貴齊至內閣，面詢袁世凱之意見。袁謂倘不能達此目的，立即辭職。至退位與否，事關重大，必須太后自行主張。關於民軍優待清室條件凡9項，「清廷會議時業已承認」。其第一條就是：「清帝退位後，仍受外國君主之待遇。」當天美國傳教士李佳白至北京，也極力遊說滿洲皇族與袁世凱，請清帝速退位，和平解決。
由此開始，清廷連續召開御前會議，重點集議退位問題。隨著壓力增大，反對的聲音也陡然增強。1月18日午前，清廷再度開會，奕劻、載灃、載濤、載洵及蒙古王公均集，袁世凱亦至。「會議至午後四鍾始散，聞宣布共和，至是已有成議。清太后以載灃、溥倫等婉勸退位，詔已擬定，正待簽名宣布，又召集貴族會議，鐵良與年少親王，推載澤為領袖，聯合載濤、溥偉等，極力反對。清太后因又遲疑不決。載灃、溥倫、奕劻等因相率告假，於是少年無識之王公，更肆無忌憚，運動再開御前會議。召見時王公皆向清太后長跪，溥偉亦無表決之言。毓朗不能耐，就詢溥偉方針，以游移不決之言答之。」
1月19日，分別召開了御前會議和內閣會議。據說「禪位詔書，本已擬就，擬由近支王公議決署名。而溥偉、載濤、載澤、鐵良及蒙王某等反對極烈，乃由親貴領袖奕劻發言，謂我非欲主張共和，惟大局如此，當籌畫保全皇室之法，似可採用共和，以和平了結，免至皇室別有危險。溥偉又出而反對，謂吾國不能共和，萬不得已，則當南北分立。載濤意見亦同。奕劻謂我年七十餘，無論君主與共和，我皆不及享受，有何成見。但今日君主之說，既不能行，南北分立，亦徒託空言。故不如徑行共和，以救危局。鐵良、載澤創議，欲分南北為二國，抗議紛呶，卒無成議」。
出席會議的溥偉記載，會議開始後，太后問君主好還是共和好，皆曰力主君主，並主戰。太后謂戰勝固然好，萬一戰敗，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么？溥偉指優待條件是欺人之談，即使可恃，受臣民優待，豈不貽笑列邦，貽笑千古。溥偉又稱：臣最憂者，是亂臣借革命黨勢力，恫嚇朝廷。又復甘言詐騙，以揖讓為美德，以優待為欺飾。
當天午後三時，舉行內閣會議，「國務大臣中，惟袁世凱、唐景崇未至，胡惟德、趙秉鈞、梁士詒三人為袁世凱代表，親貴中惟肅王、豫王未至。梁士詒先發言，謂袁內閣有病，不能出席，今以本大臣及趙、胡二大臣代表袁內閣，商議組織臨時統一內閣之事。趙秉鈞接言，謂此辦法系將南京政府與北京內閣先行解散，而在北方另行組織臨時統一政府，暫理全國事務，一面開國民臨時大會，以決定君主民主之問題。因北方軍隊不敷分布，且兵餉只敷二月，後即難繼，現時尚能保全者，東三省外，止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此四省人民，主張共和，時欲起事者，所在皆是。徒以兵隊鎮攝，故目前尚可保守耳。萬一民軍北來，兩宮之安寧，與宗廟社稷，皆有危險。今日之事，非空言所能解決，除組織臨時統一政府外，尚未有別種辦法，請斟酌。語畢，國務大臣退去，王公自開會議」。
各方意見相持不下，令缺少主見的隆裕太后更加舉棋不定，召見親貴時說：「時至今日，大事去矣。民軍以死爭共和，非達到目的不止。吾苦心焦思，終不得一良策以挽回大局。我朝二百餘年之基業，竟喪失於吾手，真令人死不瞑目。」「旋又諭令及早圖謀生計，現無他法，惟有遜位而已。言罷涕泣不止。」
清太后的兩難和袁世凱的逼宮，引發各種議論。汪榮寶致函其父，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項城並不堅持君主政體，惟所處地位，斷不能直截了當宣布共和。南中輿論，每不諒其苦心，疑忌甚深，不無誤會。某微窺其意，蓋始終不願以兵力從事……項城入京以來，其眼光所注，專在外交及親貴，故其布置，亦惟對於此二者著著進行，卻未曾留意其部下之軍隊，有反抗之舉動。自初九日懿旨頒布後，翌日舒清阿即慫恿張懷芝通電各鎮，聯名請戰，而馮華甫既克漢陽，以不得進攻武昌成就其蓋世之功為大恨，遂亦有意反對，鼓吹開戰之說，於是一班資政院之頑固議員，乘民選議員之散去，大舉活動，開會演說，竭力主戰。項城出於不意，倉皇失措，不得不將唐少川代表撤銷，借國會地點及會期各問題，與伍秩庸往返電商，以期延宕時日，乘間調處。而主戰派氣焰非常之高，項城幾有維持不了之勢，乃擬具奏辭職……此信一出，於是東交民巷各使館不約而同，各電其本國政府，請示辦法。項城又大驚，乃招集各駐使，告以雖有辭職之說，尚無其事，請各安心。當此進退維谷之時，而東三省、直隸、河南、山東等督撫，又連電反對共和，措辭甚厲。似此情形，實覺無從收拾，一旦閣令不行，各處軍隊自由行動，則南北糜爛之局成，列國瓜分之禍至矣。此中消息，未識南中新政府亦有所聞否，如果真心主張共和，為國利民福起見，似宜迅速疏通北軍以平其氣，以安北人之心，發表優待皇室條件，以釋親貴之疑，實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則共和可望，國家可全。
有鑒於此，有報刊評論道：「袁世凱與伍廷芳直接議和以來，條件紛陳，實以清帝遜位為主要。袁世凱以此說進，而奕劻亦以此說進，伍廷芳以此說進，內外臣僚亦多以此說進。清太后為保全皇室安妥生靈起見，已有允許之意。奈不明大局者尚一再抗阻。此議和結果之所以遲遲也。」此說與通行說法有別，卻大體能夠將所有材料史事貫通無礙。
正當御前會議就清帝退位僵持不下的敏感時刻，天津《民意報》將1月18日伍廷芳致武昌黎元洪及光復各省軍政當局及本報的公電刊載出來，有消息稱：「此次停戰展期，實因清帝有退位之議，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議有頭緒，大約再過數日即可決定。屆時如再失信，必為天下所不容。」此前南北各報關於清帝退位的傳聞不絕於耳，可是並無確據，這下密謀被當事一方意外披露，引起擁清勢力的強烈反彈。為了防止情急之下局面失控，清廷由國務大臣胡惟德等面傳懿旨，仍按召集國會與革軍接議。隨後的兩次御前會議，由於各王公反對甚力，奕劻託病請假，袁世凱亦不與會。
亂局之中，京城反對退位的聲音驟增，這讓本來不滿於孫中山寸步不讓的袁世凱有所借口，放緩了逼宮的力度。「初三日奕劻、溥偉至內閣公署，面詢袁世凱以政見，如決意主張共和，即請宣示，吾輩當奏請兩宮遜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謂此等大事，不敢擅決，且民軍雖暫承認停戰，然此期要求之各件，異常堅執，兩方意見，極費調停。此等重任，萬難獨負。仍請兩宮與親貴商酌妥善，再定辦法。」同時根據懿旨，袁世凱於1月21、22日連續致電伍廷芳，重提由臨時國會公決國體，希望儘快商定選舉及開會辦法。並稱：「所稱優待各條件，僅系從旁探詢之事，未經彼此直接商定，自無庸電達各國政府。」
接到袁世凱的來電，伍廷芳一時間居然反應不過來。1月23日，他複電袁世凱，告以優待條件已正式直接通告尊處，「至於臨時國會，應俟清帝退位後，統一全國之共和政府議定選舉法，以行召集」。而袁世凱複電堅稱：「優待條件，此方未經認可，現在無庸置議。正式國會一節，前經尊處允認，既須以國會公決國體，未決以前，自不能設共和政府。希就前議選舉法及開會地點詳細討論，想出妥實辦法見復。」次日，袁世凱還向清廷奏報，遵照懿旨與革軍代表伍廷芳商辦，「覆語悖狂，尚無頭緒，仍與切實磋商」。
1月25日袁世凱答覆伍廷芳的詢問時，仍然矢口否認雙方曾經商議過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與貴代表久商未決者為國會選舉及地點日期，並未與貴代表籌商退位辦法。來電尤不可解。請就選舉及地點日期協商妥善辦法，以期早日解決。此外非所敢聞。」還另電詳述召開國會的妥善辦法。
這一次袁世凱的反覆，的確是情非得已，因為北方堅持君主制的清朝親貴和將領鼓動風潮，反對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袁世凱擔心局勢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認，並再以國民會議為障眼法。1月26日，袁世凱致電伍廷芳轉唐紹儀，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內風潮，起點於『退位』二字。秩庸來正式電，萬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決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擬電稿「但求實際，不必字字咬實也」。並聲稱北軍將領均來電請共和，事有步武，勿以停戰期限相逼。又密電孫中山，表明自己「現逼處嫌疑之地，倘和議仍不能成，即決意引退，決不願見大局之糜爛。惟各君主黨意見憤激，急而走險，如借用外兵等危險之舉，恐難免於實行。應請互相遷就，以維大局」。還通過唐紹儀複電孫中山，剖明心跡，電稱：「鄙人衰病侵尋，敢冀非分。區區此心，可質天日。所望國利民福，免資漁利，斯願足矣。祈公亮〔諒〕之。」直到此時，退位仍然不能提上檯面，則前此不得不秘密進行，就在情理之中。
面對進退兩難的局勢，袁世凱一方面要利用清帝退位與南京民國臨時政府討價還價，另一方面要應對擁清勢力的強烈反彈，繼續對清廷施壓，陸續披露一個月前的相關文書，便成為可用的策略之一。《請速定大計折》刊布5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報》刊登了一封清內閣致八旗都統衙門函，被媒體稱為「清廷實行遜位之先聲」，函謂：
近因武昌亂起，不兩月間，糜爛者已十餘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雖南克漢陽，西收晉魯，然戰域範圍過廣，而府庫空虛，軍需莫出，行政經費羅掘殆盡，用是停戰媾和，特派唐、楊二大臣等前往滬上。帝德如天，為民請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屢接唐大臣等電稱，民軍之意，堅持共和，別無可議等語，期限已滿，復展七日，能否就範，尚難逆料。若一旦所議無成，危亡等於呼吸，常此遷延，前敵嘩變堪虞，東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諸庶民，前已允監國攝政王退位歸藩，時局所逼，迫於眉睫，若上法堯舜，實行禪讓，則皇室尊榮，邁倫千古，迥非列朝亡國可比。自此旗漢同風，共建強國，凌歐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鮮生計，經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誤會，務望貴衙門曉以大義，切宜鎮靜，必能妥籌生計，不可妄聽謠言，致誤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與《請速定大計折》相比較，這封信同樣應寫於1911年12月底，屬於舊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開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談判以退位換取優待的密謀，瓦解親貴和將領的反對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儘快兌現。
概言之，袁世凱自1911年底就開始暗中謀劃和運動清帝退位，並擬就《請速定大計折》，正式提出要求。清廷方面，隆裕太后、載灃和奕劻同意以清帝退位為條件，換取優待皇室皇族和旗人，但是如此大事依制必須經過宗支王公的議決，清廷和袁世凱擔心仍在秘密磋商階段的退位之舉未必容易過關。為使清帝能夠體面下台，同時減少清朝內部的反對，徵得民軍議和代表的同意，清廷改行以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令袁世凱始料未及的是，如此一來，作為袁內閣全權議和代表的唐紹儀成為擁清勢力強烈反對的眾矢之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國民會議召開的細節問題糾纏為遮掩，重回運動清帝退位的舊軌。而退位之議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民軍方面意外披露，果然引發擁清勢力的激烈反彈，危及進行中的清帝退位交涉及安排。刊布一個月前的《請速定大計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在公開場合諱莫如深的禁忌話題，對堅持君主制的擁清勢力產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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