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天上星辰，地上的《紅樓夢》
原載於《上海文學》2018年第1期
天上星辰，地上的《紅樓夢》
劉再復
（一）
人民日報《環球人物》雜誌社和九州出版社，兩家聯合重印程乙本《紅樓夢》（姑且稱為聯合版吧），是個很好的消息。我喜歡一百二十回的程乙本。先前我感悟與講述《紅樓夢》，也常依據以程乙本為底本的校注本（有時也依據以程甲本為底本的排印本）。
喜愛《紅樓夢》的人，都知道《紅樓夢》的版本有兩大脈絡。一是「脂本」脈絡。所謂脂本，是指流行於乾隆十九年（1754）至五十六年（1791）間的八十回抄本，因附有脂硯齋（曹雪芹的友人或親人）的眉批，所以稱作「脂本」。現在可以知道的脂批《石頭記》抄本就有十種以上，包括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紅樓夢稿》本、戚序本（戚蓼生序）、舒序本（舒元煒序）、夢序本（夢覺主人序）、蒙府本（蒙古王府）、靖藏本（南京靖應鵲，已遺失）、列藏本（列寧格勒）及南京圖書館藏本、鄭振鐸藏本等。二是「程本」脈絡。也可稱作「程高本」脈絡。程即程偉元，高即高鶚。全書一百二十回，由程偉元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次以活字排印，簡稱程甲本。第二年又用活字排印修訂稿，通稱程乙本。「程本」因為有高鶚的四十回續書，變成一百二十回。也因為有了續書，《紅樓夢》的故事便呈現出完整形態。因此，後來各種一
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版本，均以程甲、乙兩本為基礎。甚至署名為曹雪芹、高鶚著。高鶚其人（1738-1815），字蘭墅，別署「紅樓外史」，漢軍鑲黃旗人，乾隆六十年（1795）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關於高鶚續寫的《紅樓夢》後四十回，歷來爭議很大。有的認為，後四十回大體上是曹雪芹散失的遺稿，根本說不上「續」，頂多算是「整理」；有人認為，紅樓續書的藝術水平與原書（前八十回）相差太遠，高鶚的續寫不僅無功，而且有罪：糟蹋了原著。也有人認為，《紅樓夢》的續書很多，唯有高鶚的續寫抵達原著水平，並使《紅樓夢》形成完整結構，其功不可沒。面對紛紛的眾說，我從未作過褒此抑彼的判斷，只維護「一部紅樓，各自表述」的自由權利。然而，今天我則要表明：（一）我相信程偉元序文里說的話是真話。他說：「……然原本目錄百二十卷……，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厘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相信此言，意味著：《石頭記》八十回抄本之後還有遺稿，但散失於民間。程、高二人先是做了「搜羅」（搜集）工作，後又做了「整理」、「剪裁」、「鈔寫」等工作。後一項工作，用今天的語言表述，便是「續編」與「續寫」。總之，沒有程偉元與高鶚的重整、重編、補全，就沒有今天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全書。除了相信程序所言之外，（二）我相信程、高二人對散失佚稿的「搜」、「剔」、「截」、「補」，不僅是個「續編」過程，也是一個「續寫」過程。因此，說《紅樓夢》全書，「前八十回為曹雪芹原著，後四十回為高鶚續書」之說，可以成立。基於此，我不僅要以鮮明的態度肯定高鶚的續編續寫之功，而且認為，這是人類文學創作史上的一種奇觀。
（二）
今年四月，香港誠品書局（台灣誠品書局的香港分部）邀請我和白先勇先生就《紅樓夢》作一對話。這一設想，十分美好。先勇兄去年剛推出《細說〈紅樓夢〉》大著，特寄贈我一部。這是他在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二十九年及台灣大學三個學期的教學成果，也是他一生不斷閱讀的重要心得，能以此書為主要話題與他對談，乃是一次極好的學習機會，可惜因為我身在美國，路途太遠，力不從心，實在無法為此而作一次萬里飛行，只好作罷。誠品書局之所以讓我與白先勇兄對話，大約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和先勇兄本是好友，彼此相互敬重已久，對話當然會十分愉快；二是先勇兄和我都很喜歡《紅樓夢》的程乙本，並且都充分肯定高鶚的四十回續書。先勇兄是當代中國的一流作家，自己有豐富的創作經驗與敏銳的文學感覺，他不贊成張愛玲貶抑高鶚續書（張愛玲著有《紅樓夢魘》，並為不能讀到曹雪芹的全本而感到終生遺憾），為能夠讀到程高全本而感到人生充滿喜悅。並通過文本細讀，一回一回地講述，娓娓道來，真引人入勝，倘若有機會對話，我當會講些與他的共通共鳴之處，包括巨著中的哲學意蘊。但我們的閱讀方式與閱讀重心有所不同，也就難免有些歧見。例如，對於二十二回，我認為這是全書的文眼。林黛玉看出賈寶玉禪偈之弱點，在寶玉的「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雲證，無可雲證，是立足境」二十四字禪偈之後再加「無立足境，是方乾淨」八個字，極為重要。可惜先勇兄卻未論此一情節。我一再說，《紅樓夢》兩個主人公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內心相通，相思相戀；但一個修的是「愛」的法門（寶玉），一個修的是「智慧」的法門（黛玉），很不相同。在智慧層面上，黛玉處處都高於寶玉一籌，補加「無立足境，是方乾淨」，也是智高一籌的明證。這一加，顯示她已進入莊子的「無待」境界，即完全獨立不依的境界。而寶玉則還徘徊在「立足境」之有待境界。諸如這樣的認識，我真想與先勇兄商討。
儘管我和先勇兄對《紅樓夢》的閱讀方法與認知方法有所不同（大約是微觀文本細讀與宏觀精神把握的差異），但對高鶚續書的看法則十分相近。我缺少先勇兄的創作才華與書寫敏感，但也深知高鶚實在不簡單。我早就認同林語堂先生對續書的肯定（參見林語堂《平心論高鶚》，1958）。但直到今天，才得以充分表述。《紅樓夢》問世之後續書很多。據我曾寄寓的文學研究所老研究員孫楷第先生的查考。《紅樓夢》續書就有《後紅樓夢三十回》《續紅樓夢三十卷》《續紅樓夢四十卷》《綺樓重夢四十八回》《紅樓重夢》《紅樓復夢一百回》《紅樓圓夢三十回》《紅樓夢補三十二回》《紅樓幻夢二十回》《紅樓夢別二十四回》《紅樓後夢》《紅樓再夢》等。而一栗先生（《紅樓夢資料彙編》編者）則列出更多書目：《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綺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圓夢》《紅樓夢補》《補紅樓夢》《增補紅樓夢》《紅樓幻夢》《新石頭記》《紅樓殘夢》《紅樓余夢》《紅樓真夢》《紅樓夢別本》《新續紅樓夢》《紅樓三夢》《紅樓後夢》《紅樓再夢》《紅樓續夢》《再續紅樓夢》《三續紅樓夢》《紅樓補夢》《紅樓夢醒》《疑紅樓夢》《疑疑紅樓夢》《大紅樓夢》《紅樓翻夢》《紅樓二尤》《姽嫿將軍》《林黛玉筆記》等。而依據《紅樓夢》所改編的各種戲曲，更是多得難以計數。但是眾多續書，能經得起時間（歷史）篩選和讀者篩選的，唯有高鶚續作（或續編）的四十回作品。
（三）
我不僅不是紅學家，而且不把《紅樓夢》作為研究對象（只作為心靈感應、感悟對象和欣賞對象）。也就是說，對於《紅樓夢》，我不作主客分離的邏輯分析，只由主體（接受主體與對象主體）去作「心心相印」，總之，我是享受《紅樓夢》的大眾的一員，而不是辛苦查考鑽研《紅樓夢》的小眾的一員。相應地，在方法上也只是對前人提供的小說文本和研究成果，再作悟證，不作考證與論證。但對《紅樓夢》問世之後的一切考證與論證我都衷心尊重，用心領會。哪怕像蔡元培先生那種偏頗的考證（證其巨著具有反清復明的民族主義傾向），我也儘可能去理解，絕不輕薄嘲笑。我早已聲明，我講述《紅樓夢》，完全是自身的生命需求，毫無外在目的。如果說有什麼學術「企圖」的話，那也只是想把《紅樓夢》的探索，從考古學與意識形態學拉迴文學。所以在講述中，既不設置政治、道德法庭，也不設置考古實證法庭，只確認「審美法庭」，即只作文學閱讀與審美判斷。對於高鶚的續書，我之所以肯定它，敢說它是文學創作史上的「奇觀」，也是出於審美判斷。所謂審美判斷，既不是獨斷，也不是武斷，而是「詩斷」，即文學判斷。也可以說，既不是考證，也不是論證，而是「詩證」，即藝術鑒賞和藝術鑒定。以往討論高鶚續書時，大都用考證、論證的方法，討論的中心是它的真偽、可否（是否可能，如俞平伯先生早在1922年就發表《論續書底不可能》）等。這種方法乃是「外證」方法。而我則使用文學批評的「內證」方法，只論美醜與藝術水平，只重文本鑒賞，不在乎文章出自誰的手筆，只要寫得好就可以。從青年時代開始，我一直像王國維、胡適、魯迅那樣，把一百二十回作為一部完備的藝術整體來鑒賞，從未覺得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有什麼天淵之別。說句實在話，四十年前我閱讀何其芳作序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時，還不知道紅學界關於後四十回的續書有那麼大的分歧與爭議。過了若干年，雖明了紅學界的爭論焦點，也不喜歡續書中「蘭桂齊芳」和「沐皇恩延世澤」等俗筆，但並不覺得續書有什麼致命傷。此時，我離爭論的雙方都很遠，只是進入純粹的文學閱讀（詩鑒），而且是帶著「原著與續著有何差別」的問題進行閱讀與判斷。讀後鑒後，更是理性地認定，後四十回的續作，其文心（審美大局）與前八十回並無根本不同。也就是說，續書大處站得住腳；小處雖有疏漏但可以原諒。小處的俗筆甚至可稱敗筆的，除了人們常說的「蘭桂齊芳」之外，我還覺得寶玉出走後，又寫了皇上欽賜匾額，追封寶玉為「文妙真人」，實屬「畫蛇添足」，完全沒有必要。所謂真人就無須「文妙」俗號，既是「文妙」，便非真人。我儘可能挑剔高氏續書的瑕疵，但最後還是覺得，魯迅的評價是公平的。他說：「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所謂「大故迭起」，意思是說，後四十回，情節密集，大事件一樁接一樁，大故事一個接一個：寶釵出閨，金玉合成；黛玉淚盡，焚稿而亡；寶玉思念，痛觸前情；元妃薨逝，賈府抄檢，賈母樹倒，妙玉遭劫，鳳姐病故，甄賈相逢，寶玉出走，或歸大荒。確實是「破敗死亡相繼」，樣樣扣人心弦。而這些大情節，並非杜撰，而是與原著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第五回）的預言正相呼應。因此，可以說，魯迅所說的「頗符」二字，一字千鈞。如果用魯迅的審美眼睛看「紅樓」，那就應當確認，高氏續書與曹氏原著的大思路相符合。續書中的某些微觀俗筆，到底無法否認高鶚宏觀上的真墨健筆。
我說高氏續書「大處站得住腳」，乃是指它的兩個「大處」即兩大結局：一是悲劇結局；二是形而上結局。林黛玉淚盡而亡，賈寶玉離家出走，這都是大結局，而且都是悲劇大結局。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對此贊道：「紅樓夢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之精神故，故往往說詩歌之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紅樓夢》則不然……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蠍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期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王國維這段著名的論斷，其立論的根據在哪裡？就在後四十回高鶚的續書里。林黛玉之死是誰寫出來的？如果不是曹雪芹散失的遺稿，那就是高鶚的手筆。這一小說的「大處」十分精彩又十分深刻。林黛玉之死，不是惡人的結果，而是善人的結果（包括最愛黛玉的賈母與賈寶玉）。賈母與寶玉都在無意之中進入了謀殺黛玉的「共犯結構」，都有一份責任。這才是最為深刻的悲劇。另一主角賈寶玉在黛玉去世之後，喪失心靈支柱，心灰意懶，最後離家出走。在中國，「出走」這種行為語言，既是「反叛」，也是「絕望」。這正是最深刻的悲劇行為與悲劇心理。
說高氏續書「大處站得住」，除了它書寫了悲劇結局，還書寫了形而上結局，即哲學性的「覺悟」結局。續書如何把握賈寶玉的結局，這是決定作品成敗的大難點，又是一個關鍵點。高鶚在此關鍵點上，把握住前八十回的文心，極為高明又極為妥帖。
續書第一百一十七回，描寫賈寶玉丟失了胸中垂掛的玉石，為此薛寶釵與襲人皆慌成一團，拚命尋找，在這個關鍵性的瞬間，寶玉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這是大徹大悟之語，充分形而上品格之語。這說明，續書守持了《紅樓夢》原著的心靈本體論，唯有心靈最重要，其他的都可以不在乎。還有第一〇三回，賈雨村到了江津渡口。此時，已修成道人的甄士隱前來開導他放下功名以求解脫，賈雨村卻昏昏欲睡，最終不覺不悟。與賈雨村相反，賈寶玉最終大徹大悟，離家出走了。這種結尾深含哲學意蘊，讓人回味無窮。1987版電視劇雖很成功（總體構思、演員表演、音樂製作等，皆很成功），但結尾卻太形而下（如寶玉入獄，王熙鳳破席裹屍在雪地里下葬，劉姥姥體現貧下中農階級品格而仗義救親等），讓人感到唐突甚至感到如此結局甚有迎合時勢之嫌。
我很敬重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紅樓夢》研究事業的周汝昌先生，他的成就主要在於考證（尤其是著寫了《紅樓夢新證》，糾正了胡適關於賈府敗落是「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說，而實證了賈府家道中衰乃是人為的政治歷史原因），考證功夫登峰造極。而對《紅樓夢》文學價值的感悟與認知又在胡適與俞平伯之上（他高度評價《紅樓夢》的文學水準，最先判斷《紅樓夢》抵達世界經典水平）。然而，他對程本的高氏續書卻過分貶抑，關於這點，我在為他的弟子梁歸智教授所作的《周汝昌傳》二版序文中，曾坦率地提出商榷。我說：
我如此高度評價周汝昌先生研究《紅樓夢》的成就，並不等於說，我和周汝昌先生的學術觀點完全一致。很可惜，我一直未能贏得一個機會直接向周先生請教，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我一定會坦率地告訴他，有三個問題老是讓我「牽腸掛肚」，很想和他討論，也可以說是商榷。第一，關於後四十回即高鶚續作的評價。眾所周知，周先生以極其鮮明的態度徹底否定高鶚的續作，認定高氏不僅無功，而且有罪。而我卻不這麼看，我認為周先生的否定只道破部分真理，也就是高鶚續書確實有許多敗筆，例如讓寶玉與賈蘭齊赴科場而且中了舉，讓皇帝賜予「文妙真人」的名號與匾額，這顯然與曹雪芹原有的境界差別太大。但是，後四十回畢竟給《紅樓夢》一個形而上的結局，即結局於「心」（當寶釵和襲人還在尋找丟失的通靈玉石時，寶玉聲明：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第一〇三回寫「急流津覺迷渡口」，賈寶玉實已覺悟，賈雨村卻徘徊於江津渡口，雖與甄士隱重逢，並聽了甄的「太虛」說法，但還是不覺不悟，昏昏入睡。至此，是佛（覺即佛）是眾（迷即眾），便見分野了。這種禪式結局乃是哲學境界，難怪牟宗三先生對後四十回要大加讚賞。第二，周先生自己的研究早已超越考證，不知道為什麼在定義「紅學」時，卻把紅學限定於考證、探佚、版本等，而把對《紅樓夢》文本的鑒賞、審美、批評，逐出「紅學」的王國之外，這是不是有點像柏拉圖把詩人和戲劇家逐出他的「理想國」？第三，周先生髮現脂硯齋可能就是史湘雲。在「真事隱」的故事中最後是賈寶玉與史湘雲實現「白首雙星」的共聚，這很可信，但周先生卻由此而獨鍾湘雲，以至覺得《紅樓夢》倘若讓湘雲取代黛玉為第一女主角會更好。這類細節問題，我心藏數個，很想與周先生「爭論」一番，可惜山高路遠，這種求教的機會恐怕不會有了。想到這裡，真是感到遺憾。出國之前，一代紅學大師就在附近，我在北京二十七年，竟未能到他那裡感受一下他的卓越才華與心靈，這是多大的損失啊。此時，我只能在落基山下向他問候與致敬，並想對他說：「周先生，您是幸福的，因為您的整個人生，都緊緊地連著中華民族最偉大的生命與天才。」
（四）
《紅樓夢》研究，在中國當代已成一門公認的顯學。錢鍾書先生曾提醒過我：「顯學很容易變成俗學。」我在發表關於《紅樓夢》的閱讀心得時，也特別警惕把《紅樓夢》探索庸俗化。
《紅樓夢》閱讀，像是精神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人人都可享受觀賞和參與的快樂。誰都承認，《紅樓夢》是我國的文學經典，但我多了一層認識，即認定它不是一般的文學經典，而是「經典極品」。
所謂「經典極品」，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它是人類社會精神價值創造最高水準的標誌。人類有史以來，有一些天才名字和他的代表作，產生之後便成了我們這個星球地平面上的最高精神水準。如哲學上的柏拉圖、亞多斯多德、康德、休謨、黑格爾、馬克思、笛卡爾等。在文學上，如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特》、希臘悲劇中的《俄底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變形記》《審判》《城堡》等等，而中國唯有一個名字一部作品能夠與這些經典極品並駕齊驅。這就是曹雪芹與他的《紅樓夢》。基於這一看法，我雖然高度評價胡適、俞平伯先生的考證之功，但對他們二人看低《紅樓夢》水平的說法，總是耿耿於懷。胡適竟然認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他甚至對蘇雪林教授說「原本《紅樓夢》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參見1960年11月20日胡適致蘇雪林信，引自《胡適論紅學》第26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說《紅樓夢》是一件未成熟的作品，這是什麼話？而俞平伯先生也說「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中國底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紅樓夢辯》中卷。引自《俞平伯說紅樓夢》第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很明顯，胡、俞這兩位著名紅學家，對《紅樓夢》的審美判斷（文學價值的估量）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它是超越時代、超越地域的一種偉大存在。它沒有時間的邊界，也沒有空間的邊界，是一種與日月星辰相似的永恆精神存在。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說，卓越的詩，不是文化，而是存在。文化是被建構或已建構的完成體；存在則是自在自為之體。《紅樓夢》作為一種存在，它誕生之後便會一天天生長，一天天擴展自己的內涵與影響。文化有邊界，而存在沒有邊界。它將永遠被感知，被闡釋，被開掘，即永遠說不盡，一千年一萬年之後仍然說不盡。西方有說不盡的《哈姆雷特》，東方則有說不盡的《紅樓夢》。也就是說，時間對於《紅樓夢》沒有意義。它完全是一部超時代的、具有永恆性品格的偉大作品。
第三，它經得起各種文學流派、各種文學思潮不同標準的密集檢驗，又超越各種文學流派、各種文學思潮的評價尺度。說《紅樓夢》是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品，不錯，因為它真實，無論描寫人性還是描寫人的生存環境都很真實。它揚棄「大仁大惡」那種臉譜化舊套，呈現「善惡並舉」與「無善無罪」的活人真相。《紅樓夢》一部小說反映的現實生活比同時代的任何歷史著作都更為真實，更為豐富。但它又超越寫實主義，因為它不僅寫了人間的大夢，而且寫了太虛幻境、鬼神感應等，這明明又是浪漫主義。不是小浪漫，而是大浪漫，它展示的圖景從天上到地上，從三生石畔到大觀園。其精神內涵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世界。它是一部超越中國情結的偉大作品，文本中具有中國的民族特色，但其視野則完全超越中華民族。說它是荒誕主義，也對。他除了描述最美的心靈與最美的形象之外，也寫了這個世界的荒誕真實。賈赦、賈璉、賈瑞、賈蓉、薛璠等，全是荒誕的象徵。所以我說《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偉大的悲劇，而且也是一部偉大的荒誕劇。說它是魔幻主義，也沒錯。癩頭和尚、跛足道人、赤瑕宮神瑛侍者、三生石畔絳珠仙草，哪個不沾玄幻、仙幻、佛幻、警幻？主人公生下來就嘴銜玉石，秦可卿死時與王熙鳳相會，林黛玉死後瀟湘館鬧鬼等，都帶魔幻色彩。當下有學人拔高《金瓶梅》，說《金瓶梅》比《紅樓夢》還好，這種論點顯然「不妥」。我不否認《金瓶梅》確實是一部寫實主義的傑作。它不設道德法庭，寫出了人性的真實與生存環境的真實，非常精彩。但如果用其他視角觀照，例如用「心靈」、「想像力」視角或用「形而上」視角，我們就會發現，它缺少《紅樓夢》那種形而上品格和巨大的心靈內涵，其「想像力」也無法與《紅樓夢》同日而語。《金瓶梅》雖有寫實成就，但就整體文學價值而言，它還是遠遜於《紅樓夢》。
（五）
萬念歸心，以「我已經有心了」作終結，這是一百二十回本（程高本）最了不起的選擇，也是程高本為後人說不盡的原因。有了這「心」，程高本就有了靈魂，也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
完整形態的《紅樓夢》，之所以完整，首先是心靈的完整。我曾說過，心靈、想像力、審美形式乃是文學的三大要素，而心靈為第一要素。《紅樓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塑造一顆名為「賈寶玉」的心靈，乃是它的第一成就。我曾出版過《賈寶玉論》（北京三聯），認為賈寶玉是人類文學史上最純粹的心靈，它的清澈，如同創世紀第一個早晨的露珠，至真至善至美。這顆心靈不僅沒有敵人，也沒有壞人，甚至沒有「假人」。它沒有世俗人通常具有的生命機能，如仇恨機能、報復機能、嫉妒機能、算計機能、排他機能、貪婪機能等等。也就是說，這顆心靈不懂人世間還有《水滸傳》的那種兇殘之心、嗜殺嗜斗之心，也不知道人世間還有《三國演義》中的那些權術、詭術和心術。他與曹操的「寧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哲學相反，從不在乎他人對自己「如何如何」，只知道自己該如何對待他人和這個世界。父親賈政委屈他、冤枉他，把他打得皮破血流，他沒有半句怨言和微詞。因為父親如此對待他，這是父親的事，而他應當如何對待父親，這是他的做人準則，也是他的精神品格。
2000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備課，第一次感悟到賈寶玉心靈時，禁不住內心的激動，真的「拍案而起」了。之所以如此激動，一是為讀懂「賈寶玉心靈」本身的精彩內涵；二是為曹雪芹能夠塑造出如此光芒萬丈的心靈；三是為自己能夠有幸地感受到這顆心靈的不同凡響。這有點像王陽明在龍場大徹大悟時的高度亢奮與高度喜悅。王陽明在那一個夜晚終於明白，萬物萬有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心靈。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靈價值無量，心靈決定一切。所以我說，《紅樓夢》乃是王陽明之後中國最偉大的心學，不同的只是王陽明的心學是思辨性心學，而《紅樓夢》則是意象性心學。如果「心學」二字太學術，那也可以稱它為「偉大的心譜」或「偉大的心曲」。抓住賈寶玉的心靈，就抓住《紅樓夢》的「神髓」。小說的語言，小說的故事，小說的框架，都僅是《紅樓夢》的「形」；唯有賈寶玉的心靈，是《紅樓夢》的「神」。《紅樓夢》之所以不僅是情愛故事，就因為它還有更重要的內涵，例如寫出賈寶玉，這就給人類社會提供了一種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存在。賈寶玉當然是情愛角色，說他是情愛主體並沒有錯。但賈寶玉不僅是情愛主體，他更重要的是心靈主體。這顆心靈，對待世界、對待社會、對待人生、對待他者的態度都是最合情理、最合天地的態度。
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紅樓夢》之所以韻味無窮，永遠讀不盡，說不盡，就在於它擁有賈寶玉的心靈之味，人性及神性之味。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秦可卿、探春等諸閨閣女子當然可愛，但她們都是環繞賈寶玉心靈運轉的星辰，唯有賈寶玉的心靈，是紅樓夢世界的太陽。曹雪芹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正是它給這個民族塑造了一顆永葆青春、永葆光明的精神太陽。
高鶚的續書沒有給這顆太陽減色。相反，他面對這顆太陽不斷向讀者提示：有了心，就有了一切。人類胸內的心靈比胸外的寶石重千倍，貴萬倍。只要捧著這顆心，賈寶玉出家之後無論走到哪個天涯海角，他都是至純、至善、至貴之身。莊子在二千三百年前就提出「真人」的人格理想，但他沒有描繪出「真人」是什麼樣。而曹雪芹和高鶚為莊子完成了真人的形象塑造。真人之形，真人之神，真人之心，就是賈寶玉這個樣子。文學的事業，是心靈的事業，曹雪芹高舉了心靈，高鶚隨之高舉了心靈。心靈把原著與續書打成一片，連成一部巔峰式的偉大藝術品了。
（六）
去年冬季，我結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暨高等研究院的客座課程之後，又應公開大學之邀，作了一次全校性的學術演講，講題是《「四大名著」的精神分野》。四大名著是指四部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我鄭重地說明，籠統地通稱「四大名著」，有理由，但也有危險。就藝術水平而言(純粹文學批評），四部小說都堪稱經典（《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只是一般經典，不是「經典極品」）。但就精神內涵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乃是壞書，二者皆是中國的地獄之門。而《西遊記》與《紅樓夢》則是好書，二者皆是中國的天堂之門。為什麼？因為前二者與後二者的精神方向根本不同，其精神分野可謂天淵之差，霄壤之別。接著，我從心靈分野、意志分野、境界分野等三個方面講述了四部名著的具體區別。從心靈層面上說，《水滸傳》太多凶心即太多砍殺之心，對於主人公李逵、武松的殺人快感，作者的描述也報以快感。《三國演義》則是機心、偽心、權謀之心的大全。全書展示的「三國」邏輯是：誰最會偽裝，誰的成功率就最高。而《西遊記》《紅樓夢》則童心洋溢，佛光普照。《西遊記》中的師徒結構，唐僧呈現佛心，孫悟空呈現童心。《紅樓夢》童心、佛心雙全，主人公賈寶玉的赤子之心，其內涵便是雙心並舉。童心表現為真心，包括愛情之真、友情之真、親情之真、世情之真。佛心表現為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喜無量心、舍無量心。所以我說，賈寶玉就是准基督、准釋迦。釋迦牟尼出家之前什麼樣？大體上是賈寶玉這個樣。而賈寶玉出家後會是什麼樣？大約正是釋迦那個樣。
心靈分野之外是意志分野。所謂意志，乃是人的內在驅動力，包括行為與心理的驅動力。《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主人公(英雄們）的驅動力，乃是權力意志。不是一般的權力意志，而是最高權力意志，即爭奪皇位皇權的慾望。而《西遊記》與《紅樓夢》的主人公孫悟空與賈寶玉，其行為與心理的驅動力則是自由意志，也就是自由精神本身，也可以說是對自由的響往。不過，孫悟空呈現的是積極自由（著名哲學家以賽亞·柏林把自由區分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他的大鬧龍宮、大鬧天宮，乃是積極自由的極致，而走出五指山後的西天取經，則是確認自由並非任性的我行我素，任何自由都包含著某種限定。而賈寶玉的自由意志，乃是消極自由的象徵。他不是重在「爭取」，而是重在「迴避」：迴避科舉，迴避世俗邏輯，迴避「立功、立德、立言」等不朽功業的追求。他讀詩作詩，沉醉西廂，追求情愛，均無功利之思，與其說是「爭取自由」，不如說是迴避掌控。從世俗的囚牢中走出來，才是賈寶玉的真性情真意志。
最後是境界分野。哲學家把境界分為自然境界（動物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最低者處於動物境界，如同禽獸。最高者處於天地境界，不僅具有人性而且具有神性。賈寶玉始終處於佛性的宇宙境界中，處處慈悲待人。作為天外來客，他把佛教的不二法門貫徹到人世間，所以對人沒有貴賤之分、尊卑之分、內外之分、主奴之分、敵我之分。他用天眼看人，晴雯就是晴雯，鴛鴦就是鴛鴦，美就是美，生命就是生命。說她們是「奴婢」，是「丫鬟」，是「下人」，那是世俗世界的概念。這些概念從未進入寶玉的腦中與心中。他拒絕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濁水中與概念中。所以「處淤（污）泥而不染」，五毒不傷。他愛一切人，理解一切人，寬恕一切人。即使對那個總是想加害他的趙姨娘，他也未曾說過她的一句壞話。即使對賈環那種蓄意用燈油火毀滅他眼睛的罪惡行徑，他也不予計較。真認定「四海之內皆兄弟」。王國維說，《紅樓夢》不同於《桃花扇》，後者是歷史，處於歷史境界中；而前者則超歷史，超時代，處於宇宙境界中。天地境界既高於《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功利境界（一切以「圖大業」為轉移)，也高於包公（包拯）的道德境界。作家不是包公，他們既同情秦香蓮，也同情陳世美，面對的只是人性真實與心靈困境。曹雪芹是真作家、大作家，他既悲憫林黛玉，也悲憫薛寶釵。既寫出林黛玉的悲劇，也寫出薛寶釵的悲劇。因為他立足於天地境界之中，天生一副「博愛」的菩薩心腸和一副「兼美」的天地情懷。
十幾年來，我放下其他課題，專註於文學。並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開設《文學常識二十二講》和《文學慧悟十八點》的講座，重新整理自己對文學的認知。在講述中，我只強調文學的「真實」特性，並且認定，文學的功能只要「見證人性的真實和見證人類生存環境的真實」即可。這一見證功能也是文學創作的唯一出發點。不必選擇其他的出發點，包括「譴責」、「暴露」、「干預生活」、「批判社會」等出發點。我說的「真實」，乃是「真際」，而非「實際」。太虛幻境不是「實際」，但它也呈現「真際」。世界異常豐富複雜，人性也異常豐富複雜，作家只能儘可能在貼近真際真實，不可能窮盡真理，也不可能抵達那個所謂「世界本體」的「終極」頂端。作家與哲學家一樣，對於世界、社會、人生、人性，只能不斷去認知、認知再認知，很難去完成「改造」。即使對於「國民性」，也只能呈現，而不能從根本上去改造。我的一切文學講述，均以《紅樓夢》為參照系。在此參照系之下，什麼是文學？如何文學？全都洞若觀火。
在《紅樓夢》面前，人們常會產生「高山仰止」之感。我除了「如見高山」之外，還覺得「如見星辰」。於是，一打開巨著，總想起康德「天上星辰，地上的道德律」的名句，並悄悄地作了變動，改為「天上星辰，地上的《紅樓夢》」。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如何表達內心對這部「經典極品」的熱愛與敬意了。
（文內圖片若未標明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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