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於政治廢墟上的一代，該以怎樣的「吃相」，解決自己精神上的飢餓？你還記得曾深刻影響過自己的那些書或人嗎
廖偉棠
1975年出生於廣東，後移居香港，並曾在北京生活5年，現為詩人、作家、攝影家。
1989年開始寫作，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創世紀詩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年度作家。
曾於內地、港台出版詩集《少年游》、《黑雨將至》、《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野蠻夜歌》、《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等，評論集《出離島記》、《游目記》、《異托邦指南》，攝影及雜文集《我們從此撤離，只留下光》、《衣錦夜行》、《波希米亞香港》，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傘托邦》、《尋找倉央嘉措》、《我城風流》，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
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大陸，後來在台灣被按照「正朔」的編年列入六年級作家，我一直對這個「歸隊」如有榮焉。不過後來慢慢發現，自己似乎更接近台灣的五年級作家、或者香港的六十年代作家（生於四十年代末），有著相似的胃口，或者說：同等的飢餓。
其實是每次搬家收拾書籍和音像藏品的時候，它們提醒我的，這種飢餓，既值得驕傲，也帶有病態。在八十年代末開始醒覺的一個大陸沿海地區文青，面對的荒涼狂亂，並非像台灣解嚴後的那個快速變得正常健康的豐盛文化社會，而更像解嚴前十多年多少帶著地下、野生狀態的文化泥石流。我的高中時代，就像上一輩的大學時代，是飢不擇食的。
20歲前後是我閱讀的分界線，20到30歲則是我讀書最多的十年。
20歲前影響我最大的十本書是：《唐詩三百首》、松本零士的漫畫《銀河鐵道九九九》（靈感來自宮澤賢治）、魯迅《野草》、鄭民欽編譯《黃金幻想：日本散文詩選》（它和《野草》是直接影響我開始寫現代詩的作品）、尼采《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莊子、三島由紀夫《春雪》（必須記一筆的是我高中的圖書館不知道為什麼有上百本日本現代小說，我把它們全部讀了）、斯賓諾莎《神丶人及其幸福簡論》、《中等師範學校美術課本：美術鑒賞》、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真正罵醒了我的一本書）。
《醜陋的中國人》
我們的醜陋，來自我們不知道自己丑陋。《醜陋的中國人》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書。
1984年9月24日，台灣作家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強烈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裡斗」以及「不能團結」等，並將原因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的子孫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
次年8月，此篇講稿和另外兩場演講的記錄《中國人與醬缸》、《人生文學與歷史》，一篇訪問稿《正視自己的醜陋面》，以及柏楊的三十幾篇雜文、近二十篇的回應文章結集出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醜陋的中國人》。
柏楊一生著述豐厚，《柏楊版資治通鑒》在台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其中《醜陋的中國人》在當代華人世界中流傳最為廣泛。
二十到三十歲影響我最大的十本書：
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卡夫卡全集、海德格爾《通向語言之途》和《林中路》、切?格瓦拉的日記、《杜詩詳註》，夏承燾《姜白石詞箋注》、廢名的《橋》和雜文、趙毅衡譯的《美國現代詩選》（尤其裡面龐德的詩）、宇文所安的《盛唐詩》。
但要說一本影響我一生的書，那絕對是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在未知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的青年時代，一個成熟深沉的兄長的告誡是非常重要的。「你向外看，是你現在最不應該做的事。沒有人能給你出主意，沒有人能夠幫助你。只有一個唯一的方法。請你走向內心。沒有比向外看和從外面等待回答會更嚴重地傷害你的發展了，你要知道，你的問題也許只是你最深的情感在你最微妙的時刻所能回答的。」——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里這句話，還有他說：「請在深夜問自己：我是不是非寫不可？不寫我就會死去？」等等，在我面向廣闊世界邁出第一步的時候，引領或者庇佑了我。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這十封信是萊內·馬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他三十歲左右時寫給一個青年詩人的。
里爾克除卻他詩人的天職外，還是一個永不疲倦的書簡家；他一生寫過無數比這十封更親切、更美的信。但是這十封信卻渾然天成，無形中自有首尾；向著青年說得最多。
裡邊他論到詩和藝術，論到兩性的愛，嚴肅和冷嘲，悲哀和懷疑，論到生活和職業的艱難——這都是青年人心裡時常起伏的問題。 ——《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譯者序》
書中的經典語錄還有：
願你自己有充分的忍耐去擔當，有充分單純的心去信仰。請你相信：無論如何，生活是合理的。
寂寞地生存是好的，因為寂寞是艱難的；事情艱難，就使我們更有理由為之。
以深深的謙虛和忍耐去期待一個新的豁然貫通的時刻，這才是藝術的生活，無論書理解還是創造都一樣。
人到世上來，是艱難而孤單。人在遇見了艱難，遇見了恐怖，遇見了嚴重的事物而無法應對時，便會躲在習俗的下邊去求它的庇護。它成了人們的避難所，卻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誰若是要真實地生活，就必須脫離開現成的習俗，自己獨立成為一個生存者，擔當生活上種種的問題，和我們的始祖所擔當過的一樣，不能容有一些兒代替……
另一個德語作家卡夫卡，則比里爾克加深一層給予我這樣的要求：一，堅決看清社會的假象和世界應有的真實；二，堅決寫出這些假象和真實；三，理解孤獨。具體的詩歌理念上，龐德對我影響最大，他告訴我寫詩應該百無禁忌。
最有意思的一本書，是《中等師範學校美術課本: 美術鑒賞》，1983年出版，1985年我讀師範的三姨贈送給我，讓我在十歲之前就知道世界美術史，從印象派到波普藝術，甚至光效應藝術，這本書編選非常前衛。
1985年，一個偏遠小縣城的孩子因此接觸到世界最頂尖的藝術。它對我寫作的美學修養、前衛取向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在我書櫃的壓艙物中，有大量八、九十年代大陸出版的哲學、美學原著翻譯及普及讀物，從尼采、海德格爾到伽達默爾、德希達，從索緒爾、施特勞斯到羅蘭巴特，它們滋養了二十歲前後的我，當時我按照哲學史列出的書單，生吞活剝地啃下這些經典。
然後這些名字又再度於一批六、七十年代台灣出版的像志文、水牛出版社的文庫本上出現，印刷質量和裝幀同樣的簡陋，因為我一九九七年移居香港後，飢餓症二度爆發，在舊書店裡重又搜羅了一遍這些耀眼的名字。
這種飢餓症，一直延續到近兩年，每次我去台北還會複發，買回來很多早已是台灣同代人的父輩架上讀物的舊書。
其實我早已不缺乏精神食糧，這種行為如果不是一個彙集記憶的病態行為，就只能理解為我對「啟蒙時代」的一種致敬。
中國大陸經歷過兩次（最終夭折的）啟蒙時代，所謂的「五四時代」和短促的八十年代，我有幸以少年之姿遇見後一次，懵懵懂懂地打開自己，放肆吸收，所以對那個時代的致敬也是對自己的少年初心的一次顧影自憐。
應該以批判眼光視之的是，年輕時我們對思想界革命者的崇拜，本質上和同齡人對娛樂明星的崇拜是很像的。
思想的飢餓毋寧是一種審美上的飢餓，因為相對於教科書和大眾媒體上面那些死板的面孔，這些異端大師們酷斃了，別開生面的思想加上傳奇性的生平，滿足著一個生於政治幻象時代末端的少年的「犧牲」情結。
信仰主義和信仰宗教的人，自然有一大批他們組織安排的聖徒可供膜拜學習，而我等流離於黑暗水域的諾斯替異教徒，從自己尋找來的英雄上得到更大的快感。
所幸這種帶著審美快感的朝聖式閱讀，還是給我留下了很多不止於快感的東西，否則今天也無法反省——我後來認識了不少在這種幻象中不能出來的父兄一輩和同齡人，他們擅於夸夸其談終極問題，而對眼前的美醜或悲喜視而不見。思想巨人們的財產，有幸得到另一種資源的修正，那就是文學，比如說作為作家的那個克爾凱格爾在修正著哲學家克爾凱格爾，詩人尼采修正著思想家尼采，海德格爾喜歡的荷爾德林、里爾克和特拉克爾、策蘭，同樣引導我去修正那個龐大、高聳、偶爾蹈空的神秘主義者海德格爾。
在文學修正之後，我留下了十五歲所遭遇的叔本華的虛無和尼採的決絕，十七歲從海德格爾處習到的向思之深淵、語言之瀚海溯源的毅力，是這些加持著我去面對如今從青年步入中年所遭遇的種種矛盾與不堪的現實。
我習慣了那個少年的幽靈隨身與我碎碎念，常常提醒我抽離身處的漩渦，以初心行事，原來不難。
二十歲前後我給自己留下佐證那個饕餮精神盛宴的，是十多本日記本，所謂的日記其實只有兩項內容：閱讀筆記和畫夢錄。大概二十六歲我停止了寫日記，前幾年我從防潮箱里找到它們，重讀之時寫下了這麼一首詩：
讀舊日記
嘿，這位長發過肩的搖滾青年
你以為你體驗過黑暗
我今天向同一雙手嵌進更多的石頭
嘿，這位目光灼灼的哲學青年
你以為你嘗試過飢餓
我今天向同一個胃埋進更多的松露
你曾經在炎夏清晨走過異鄉的堤灣
不回頭，好吧，那些屍骸我來收拾
把腐爛了的旗幟也給我，還有鐵心
你的背囊難道不應該更輕嗎？
你的坐騎難道不應該是消失的外星信號？
你的吉他難道不是捅向我的光劍？
你的陰莖難道還在寫詩嗎？
你裸體行於珠絡之市，已經一萬個晝夜
通讀衰老經的人在拿你的傷勢圖來紋身
我今天向同一尾青魚撕碎同一朵雲
我瞧見你擁有這些金色的霧
我嫉妒你，並未夢見我也擁有同樣的霧
依舊濕淋淋，在威斯卡河畔的泥濘岸邊。
「威斯卡河畔的泥濘岸邊」是另一個屬於那個時代的接頭暗號，那是車庫搖滾樂隊Nirvana的主唱Kurt Cobain在1994年自殺之後，樂隊出版的最後一張現場專輯的名字（From the Muddy Banks of the Wishkah），這個名字擊中我，因為它就和我們一代的青春一樣草莽、糾結、荒涼。
Kurt Cobain的自殺相信是六年級同齡音樂人記憶中一件大事，就像海子在1989年自殺一樣，他們客觀上成為了我們成人禮的一件代祭品，從此以後，我們的前路不再存在兄長式的人物，我們開始成為兄長，在泥濘河岸上為飢腸轆轆的弟妹們尋找新的食糧。
海子與Kurt Cobain
也許天才們某種程度上都具備類似的靈魂，難以琢磨的靈魂，畢竟藝術本來就是想通的。
昨天與齊兄從海子聊到搖滾與詩歌，聊到柯本，也有類似的看法。這也驗證了我一直以來的想法，搖滾某種程度上就是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搖滾的內核是詩，暴躁的現場無非是一群無家可歸者的狂歡，而詩歌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世界的宣告與回答。正如「吾大詩已成，任誰也不可毀滅」，海子與柯本某種程度上都是鬥士，但更是敏感以至脆弱的人，他們張開生命的所有觸角去感受世界，但這個世界太多刺，他們吞吐著常人根本體會不到的悲哀，一點點的變得越來越輕，直到消散。
對於早逝的天才我總是幻想：他們若是不死的話也許會留下更偉大的作品，他們如果在世世界沒準是另一番模樣。但這個想法經不起推敲，這個世界前進的多麼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分離遙遠，靈魂跟不上生活的腳步，他們若在世也許更苦悶更頹廢。
也許海子柯本這樣的人正如流星，把所有的能量在一個有限的時間節點燃燒完，無意義的生命寧願不要；如普羅米修斯一樣，他們的使命就是把火種帶到人間，然後戴上囚禁的鐐銬。
有一句形容當年北大人的話用在他們身上再合適不過了，「或者升的更高，或者徹底墮落；或者成就自己，或者毀掉自己。」
——反山?《路越來越窄——紀念海子》
我從接觸新左派開始，十八歲讀馬爾庫塞，後不喜大陸的一批心系權力的偽左派，轉向更純粹、更有想像力的無政府主義。來香港後接觸了托派，也迷上了切?格瓦拉、拉美左翼和解放神學，最後還是回到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當中 。
二十一世紀初在北京生活的五年，因為從事紀實攝影工作，得以親身見識基層人民的艱難生活，之前對切?格瓦拉那種對不公的義憤的認同更加強烈，這直接導致我回到香港後積极參与社運，不缺席每一次嘗試阻撓資本齒輪運轉的行動，因為無論是切?格瓦拉還是孔子還是蓋瑞?斯耐德，都教導我坐言起行是一個赤子的基本素質。
從饕餮形而上的精神食糧，到親自到人間去尋找答案，我同時感謝這兩者的饋贈，並不因為接受了後者的殘酷鍛煉而否認前者的超越性。
此刻我想起我的思想啟蒙書之一：紀德的《地糧》（又譯作《人間食糧》），它幾乎是宿命地在十六歲左右給我奠定了美學和人生觀的基礎，就是對美永存敬意、不否認「無用」的事物、同時面對光明與黑暗——保存神秘，然後敞開自身去迎受命運拋給你的所有風浪，知道它們都有其意義。後來我在加繆的小說和散文、荷索的電影、更多人的詩裡面再次確認這一切。
文學藝術自有其盤結衍生在現實土壤之下的根脈所在，不管土壤上的種種紛爭或者隔閡。一個初事寫作的人有幸碰到從遠處伸來的根系一二，便如魚得水，能順著這一絲一毫線索摸索到一個更大的網路中去，因為這網路的異己性，不但富有魅力，還能提供另一種空間向度，讓你在所謂本土的局促中能猛然掙扎出來。
作為一個1970年代出生在大陸的寫作者，因為自身土壤的貧乏，我對這些不知從何而至的、意外的根脈感恩不已。
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對於剛剛上中學的我來說，恰恰是接觸所謂自由化思潮的一個好機會，因為雖然禁了不少書，又有不少書以批判的名義出版。
其中有一本奇怪的書《台灣詩人十二家》，是四川一個老詩人流沙河所編。流沙河不是那種「黨八股」作家，一直都有較獨立的文學思想。
這本《台灣詩人十二家》是當時唯一一本介紹了對岸最響亮的詩人名字的書：紀弦、瘂弦、余光中、洛夫、楊牧……
對於此岸一個只在教科書讀過幾首所謂現代詩的少年來說，這台灣詩人十二家，就像《聖鬥士星矢》的黃道十二宮黃金聖鬥士一樣琳琅滿目。而且它給出了選擇的可能性，相對於此岸的千人一面，這是另一種美學原則：差異、獨立之美。
這十二個人，當時我記憶最深的是紀弦和商禽，前者承接我當時最喜歡的戴望舒現代派之正統，卻多了許多流浪漂泊之味，像一個浪人；後者無論放在哪一個時空都會是永恆的異類，直接把未從浪漫主義時期脫離出來的讀者一下子拉進後現代的冷峻中了。
至於當中最影響我寫詩的瘂弦，則要等差不多十年後，1997年我來到香港，買到那本聖經一般的《瘂弦詩抄》才全面領略其魅力。
九十年代初我接觸到一批優秀的香港文學——不知道是否為了配合香港回歸的宣傳，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批名作家選集得以進入內地書店銷售。當時我已經有一定的現代主義文學趣味訓練，因此從中挑選了這兩位詩人：梁秉鈞（也斯）和溫健騮。
意外的是這兩位除了給我帶來他們早在六七十年代就開始的文學實驗，更帶我接觸其時的保釣運動等學生運動，讓我驚覺在運動遍地的中國大陸以外，有一些青年在進行真正的社會運動丶真正的左翼抗爭。
在1997年移居香港之前，我已經買到了梁秉鈞先生在內地出版的三本著作： 詩集《浮藻》、小說集《煩惱娃娃的旅程》和《布拉格明信片》。
在他身上我看到一種迥異於內地的先鋒詩人的態度：先鋒、前衛的文學取向不代表就要配以乖戾、張狂的性格的，對世界文化的包容、吸納才是一個開放的後現代作家的生長必須。
後來認識梁秉鈞先生本人，他的微笑和遊刃有餘的寫作，更是證明了一個較為健康的社會環境中文學可以更為從容。
最後意外的意外，是因為身居南粵，得以接觸港台的翻譯文學。
卡爾維諾、艾柯的多本名著都是繁體豎排，被我和文友輾轉借閱，限時啃完。梁秉鈞翻譯的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丶杜國清翻譯的米洛舒（Czeslaw Milosz）更是某種學詩的秘笈，我們或手抄或打字，把他們在大江南北的同代青年詩友之間流傳。
米洛舒的反極權思想圓融於其高超詩藝中，讓廣大的中國詩人自愧不如。斯奈德通過梁秉鈞展現的舒朗、明凈，同時又通達於中國古典與美國現實，種種有別狼奶教育、毒素對抗下的文學態度，對我們啟迪不少。
因為這些滋養，我1997年成為香港人並且立足香港的當下進行詩創作的時候，我常常有另一種回歸感，不是香港「回歸」了中國，是我回歸到一個繁體字組成的現代文學傳統里了，在這裡我離我嚮往的民國早年風骨文人更近，離一個充滿可能性的、開放的中國更近。
我的詩歌常常予人「波希米亞」的感覺，但在我二十多年前在珠海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在生活上信奉的卻是博爾赫斯——一個書齋式寫作的貫徹者。生活改變了我，1997年我來到香港，生存的壓力狂風般裹至，這次我沒有躲避，是里爾克的一句話給我勇氣：「對於一個真正的詩人，任何經驗都有助於他的詩歌」。
我在一家二樓書店工作，雖然還在熟悉的書籍包圍中，但一箭以外就是旺角的鼎沸鬧市，資訊和現實的迅速更新帶來我的社會觀念更新，我終於體會到非知識份子生活的種種。
我的思想從出世轉向入世，我的詩歌趣味也從現代主義的「純詩」轉向美國當代更強調現實丶經驗和行動的開放詩歌。龐德、黑山派和客觀主義這才真正進入我的理解，垮掉派也得到了我的重讀，推波助瀾的還有Bob Dylan等六十年代民謠歌手以及爵士樂實驗者。我暢快地呼吸著一切混雜的空氣，大聲聽音，大聲說話，一切逆反於我的也成為了我的營養。
因為黃燦然借給我的一本馮至《杜甫傳》，我開始了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大規模閱讀，至今不息；後來遇到的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更為我的學習另闢蹊徑，讓我重新發現古代中國在我身上的根系所在。
2000年，我完全賦閑在家，一邊讀古書，一邊四處漫遊，第一次發現了另一個香港：一個更「嘻皮」也更古風猶存的香港，也結交了許多非文學圈的朋友，他們如此單純，生活又隨心所欲，給我帶來更新鮮的靈感。
2001年，我決定邁出更大的一步：到北京去生活。一方面是想給自己更多挑戰，正如布萊希特說的：「到江河湖海中暢泳」，另一方面，當時的北京在我眼裡接近一個幻像，而事實上北京也正在成為陳冠中所言的「波希米亞中國首都」。我的決定是對的，儘管經歷了許多波折，最後我得以認清了這個幻像。
2005年中，我再回到香港，這十年來，這裡的一切都在急劇轉變，政治、風氣、社會結構……不變的是人的意志、詩歌的意志。
我面對這個城市時而會更激進，但又會更有耐心，我知道她有更多的話要對我說，我已經隱約窺見了她的曖昧的笑。
詩人荷爾德林有一句詩為我座右銘：「詩人猶如信使，於世界的永恆之夜半走遍大地。」在我的詞典里，詩歌、詩人乃是一個動詞，時刻在激蕩中，上路、行走丶接受變化。我仍一次次的離開這裡、回來又離開——無論是現實上還是精神上，尤其在結婚、育兒之後，我發現了在「詩生活」以外，還有一個更廣大的世界，那裡才有詩的真正存在，香港真正變得和我密不可分。
不過，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我的「地方主義」註定是加引號的，離目前香港興起的所謂「本土寫作」更是十萬八千里。事實上香港最具「地方色彩」的特色恰恰在於它的文化混雜。
不知不覺中我的詩歌也走向這種有機的混雜——精神上這是呼應我最愛的詩人曼德爾斯塔姆的理念的：詩歌是對整個世界文明的眷戀。
詩歌對於我來說，始終有著引領靈魂超越人類局限這一形而上的意義，打破政治地理的分割，親近人情風土而不是文化地標，那才是真正的「地方志」式寫作。
本文主圖：1940年10月22日，三個英國紳士在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的廢墟里安靜地讀書。這時節，倫敦的天氣已經相當寒冷。一天前，倫敦剛剛下過雨，德國空軍在倫敦西部發動了騷擾性的空襲——這就是文化或者說書籍的力量，它能讓你不管站在哪種廢墟上，都能坦然面對過去，且不畏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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