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界需惡補科學倫理課

中國科協一項最新的科研倫理摸底調研，引發輿論關注和探討。從這一「近年來對我國科研倫理水平較為全面的一次摸底」的結果，聯繫前不久「換頭術」當事人在新聞發布會上一句「我不是倫理學家」所表現出的不屑和無知，竊以為，這方面的討論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早了，而是晚了。

科學家不是倫理學家就無需遵守倫理規範，跟「我不是法學家（或法律工作者）就無需守法」一樣荒唐。但這話正過來說，科學家是否應該比普通人更加聽從倫理的召喚，卻不是想當然那麼簡單。

跟違法必究、犯罪必懲相比，社會對有違倫常言行的責罰和糾正歷來要複雜得多。這源於文明社會中，普通公民的行為規範，法律是底線，倫理道德是高限。科學家也是公民社會普通一員，當然享有「法無禁止即可行」的公民權利，這沒有錯。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特殊屬性，決定了科學家是一群手握「利器」甚至「神器」的人物，說白了，他們的專業行為，有著比常人更大、更深、更廣影響和改變世界的魔力，理應受到比常人更嚴格的行為約束。「更強的能力意味著更大的責任」，這一點，不僅符合理論層面的邏輯自洽，更是得到無數歷史實踐檢驗的必須和必然。

從已報道的現實來看，遠不止「我國科技工作者對於科研倫理的理解比較模糊和寬泛」，包括本就不多的科學倫理研究者在內，還局限於「科研倫理是指科研人員與合作者、受試者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倫理規範和行為準則」概念，停留在「主要包括受試者的權利保護、實驗動物倫理、環境影響等」範疇，而缺乏對科學與人類命運關係、科學對文明未來影響的終極關切，諸如「人類多大程度上介入自然」「生命科學是否冒犯了生命本身」「人工智慧如何替代人」等等無可迴避的重大問題，未見有深入、負責任、系統性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科技界急需補上科學倫理一課，是毫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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