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與禪宗（四）
編者
本文系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上午，南懷瑾教授應台灣孔孟學會邀請專題演講之講詞記錄。
宋明理學與禪宗（四）
南懷瑾
貳、理學與禪宗的關係
我們已就歷史的觀念，分判中國文化思想的大勢，有關禪宗與理學興起的大概，便可由此而瞭然於心。至於理學與禪宗學術思想交互演變的詳情，實非片言可盡，現在僅就其要點，稍作簡介，提供研究者參考之一得，其間的是非得失，則各有觀點的不同，「道並行而不悖」，要亦無傷大雅也。
（一）理學名詞的問題
宋儒的理學，原本只是遠紹孔、孟、荀子以來儒家的學術思想，起初並無專以「理」字作為特定的名詞。自周濂溪以下，講學的方式，已經一變「性與天命，夫子罕言」的風格，動輒便以天人之際的「宇宙」觀與形而上的「道體論」作根據，由此而建立一個人生哲學的新體系。濂溪以次，以「理氣」、「理欲」等新的名詞，用作心性之理的整體的發揮，因此後世便以宋儒的儒學，別稱謂「性理學」，簡稱叫作「理學」。《宋史》對此，又別創體裁，特在《儒林傳》之外，又另立《道學傳》的一格，專門收羅純粹的「理學家」，以有別於「儒林」。其實，無論周、秦以來的儒家，以及孔、孟的學術思想，並無特別提出以「理」馭「氣」，或「理氣」二元並論，同時亦無以「天理」與「人慾」等等規定嚴格界別的說法。至於根據《說卦傳》的文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的「理」字作根據，確定「理學」家們「理」即「性」、「理」即「天」的定論，那是有問題的。況且《說卦傳》是否為孔子所作的可靠性，也正為後世所懷疑，事非本題的要點，所以姑且略而不論。
在中國文化思想的領域裡，正式以「理」字作為入道之門的，首先應從南朝梁武帝時期，禪宗初祖達摩大師所提出的「理入」與「行入」開始，從此而有隋、唐之間，佛學天台宗與華嚴宗的分科判教，特別提出修學佛法的四階段，從「聞、思、修、慧」而證「教、理、行、果」以契合於「信、解、行、證」的要點，因此而有特別重視「窮理盡性」的趨向，由教理的「觀行」而契證「中觀」的極則（包括形而上的本體論與形而下的形器世間——即由宇宙論而到人生哲學)的涵義，確立為事法界（形器與人物之間)、理法界（理念與精神之際)、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的「四法界」觀念，應為開啟宋儒契理契機的強有力之影響。關於華嚴「四法界」之說，但讀唐代澄觀法師、圭峰法師、李長者等的巨著可知，恕不詳及。
但華嚴宗的大師，如澄觀、圭峰等，都是初游禪宗之門而有所得，從此宏揚教理，特別提倡華嚴思想體系的建立，融會禪理與華嚴教理的溝通。因此互相影響，到了中唐以後，如創立溈仰宗的溈山大師，提倡「實際理地（對心性與宇宙貫通的形而上本體的特稱)，不著一塵。萬行門中（指人生的行為心理與道德哲學)，不舍一法」的名言，特彆強調「理地」作為心性本際的標旨。從此「實際理地」的話頭，便流傳於禪宗與儒林之間，極為普遍。
綜合以上所講自梁武帝時代，達摩大師提出「理入」法門開始，和天台、華嚴等宗對於「理」的觀念之建立，以及溈山禪師提倡「實際理地」的名言之後，先後經過五百年間的互相激蕩，因此而形成宋儒以「理」說性的種種思想，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實了。其間學術思想的演變與發展，以及互受影響的種種詳實，已可由此一斑，而得窺全豹了。
其次，在唐憲宗大曆、大中迄開成、天復之間，溈山、仰山師徒所建立的禪門，以九十六圓相綱宗（包括圓相、暗機、義海、字海、意語、默論等六重意義）；洞山、曹山師徒以重離（上下）卦而立五位君臣的宗旨。因此演變發展而逐漸啟發周濂溪的《太極圖說》，與邵康節易理象數的哲學思想，都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和跡象可尋。但因涉及文化思想史的考證範圍，又非片言可盡，現在只能舉其簡略，以資參考而已。至於溈、仰與曹、洞師徒的〇圓相與重離思想的來源，則又自挹注《易經》與道家的觀念而注釋禪修的方法，那又別是一個問題，以後另行討論可也。
（待續）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簡體）： 南懷瑾先生著《中國文化泛言（增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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