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對話》：讓傷痛入土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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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黃惠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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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刻的推薦標題里，以「同性戀媽媽」和「十幾個女朋友」的噱頭吸引著點擊。而那個幾分鐘的片段里，打動我的是女兒黃惠偵那句：我每天看到我女兒都很開心，我希望媽媽你看到我也會開心。於是在YouTube找了全片。
過於喧囂的沉默
明明是母女，明明住在同一屋檐下，黃惠偵和母親兩人之間只有沉默。要撕開傷口很殘忍，但唯有戳破那些膿包，才可能從往事的地獄中脫困，才能真正跟過去和解。黃惠偵成為了那個「執刀人」，劃開跟母親的沉默，也劃破兩人的隔膜。
這部「家庭錄像」式私人紀錄片的開頭，從黃惠偵的發問開始。她是這段關係另一頭的女兒，也是站在鏡頭後的導演。其實電影一開始就給出了初衷，不是糾結於母親的同性戀身份，而是「怨恨」自己出生在這樣的底層家庭，「怨恨」母親不愛自己。但她自知，這恨最終還是因為愛。所以，她想從了解這個相處三十多年的生身母親開始，為兩人的沉默破冰。
時間線從母親還未成為母親開始。
黃惠偵的母親出身台灣新北市的一個底層家庭，以舉行「牽亡陣」儀式為業。這是一種源自巫蠱習俗的喪葬儀式，除了傳統法事，還有歌舞和特技。母親從事喪葬業，這行當還延續到黃惠偵妹妹及她兩個外甥女身上。這身份對忌諱死亡的亞洲人來說，是一個備受歧視的標籤。
而母親在這個底層職業之外，還是一名同性戀者。但出生在1950年代鄉村的她，無法在保守的環境下抵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浪潮下，只能被家人送進包辦婚姻。婚姻的噩夢在鏡頭裡被不同的人復盤，好賭、家暴讓她最終選擇帶著兩個女兒逃離婚姻。黃惠偵的疑問隨著年歲漸長加深，「為什麼明明是相依為命活過來的，現在卻一句話都不互相說。」
沉默和尷尬的時刻，在電影前半段並不少見。但黃惠偵「招魂」的努力沒有白費，召喚了過去，把彼此的傷處剜開、深挖。其實「我媽並不是不講，而是不懂怎麼講，她表達情感的方式向來不是語言，困難重重。」
母親在家庭關係中的沉默，與她在社交場合的溫柔活躍判若兩人。來自諸多女朋友的證詞說：你媽很溫柔、對女人很好，為了女人敗光了家底……而對於她的同性戀身份，家族長輩斬釘截鐵的「我不知道」，是對她性取向的刻意迴避，也算是那個保守年代裡唯一能做到的包容。而來自兩個侄女前後的採訪，折射出三代人在性少數議題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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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過去，完成「超度」，讓傷痛「入土為安」。
時代的改變，如此鮮明地烙印在不同年份的人身上。她在採訪中說，二十歲剛開始動手拍時，只單純想要講一個家庭故事。但後來意識到，「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是真空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於一個國家、社會甚至全球化的結構之下，也就要放到這個脈絡里去講述和理解。」
台灣的平權運動，也走過了艱難而光榮的歲月。上世紀90年代，同志運動與文化剛萌芽，大眾媒體上「同性戀」跟性變態幾乎要劃等號。2001年，台灣擬定相關法律時強調，同性戀者可以組織家庭但不能結婚。而在2017年5月24日，台灣地區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戀結婚「違憲」。台灣由此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地區。文化超前性和政治滯後性之間的裂縫仍在，但光已透進來。
抗爭，成為這些邊緣人共同的出路。不止性少數，像黃惠偵這樣底層家庭沒辦法進入正規教育體系的孩子，有幸遇到了台灣社區大學的浪潮。台灣學者黃武雄提出辦社區大學時，高喊的核心目標是「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1998年，台灣第一所社區大學應運而生，開啟無門檻的成人教育。黃惠偵在蘆荻社區大學學習拍片，隨後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工作期間拍出《八東病房》。她完成了由一個普通個體，向有意識參與到社會活動的公民的轉變。這些經歷讓她由此生長出理解和講述生活的能力。「時間不能撫平傷痛，但時間會讓你準備面對傷痛。」
家暴、性別歧視、同性戀、污名化、階層……這些議題藏在《日常對話》每一個生活的細部，鏈接起整個時代，並不是「別人家的故事」。2017年2月18日，柏林電影節酷兒電影專獎「泰迪熊」頒獎，《日常對話》拿下最佳紀錄片大獎。黃惠偵說：「這個獎是我能帶回去送給我媽，以及在台灣此刻仍為婚姻平權努力著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禮物。」
比起大獎，在經歷過電影中段那場延遲二十年的攤牌後，母女將內心最幽深的秘密攤開，也終於一起走到了陽光下。召喚過去，完成「超度」，讓傷痛「入土為安」，才能走向下一個更好的地方。
圖來源網路
旁觀
隻眼看光影陸離
犀照
旁觀南北書架失語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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