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我們從歷史中只得到一點安慰
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余英時的「士文化」、吳思的「潛規則」，曾被學界中人稱為中國當代人文學科的三大發現。王學泰的著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有深刻的研究，如今他對「遊民」有所反思，改稱為「江湖人」。
王學泰（郭楊攝）
「公民社會才是中國的出路」
回顧人生歷程，王學泰自認坎坷，他著有《坎坷半生唯嗜書》。「我1978年平反，從監獄裡出來已經36歲了。一算，正是坎坷半生。」他曾在監獄裡面待了3年半，後來以《監獄瑣記》回憶獄中酸甜苦辣。「我主要是寫人生和現實生活的荒誕，不願意寫太多的痛苦。監獄裡能沒痛苦嗎？民國初年招的獄卒，其公布的條件是：第一，道德方面得要有好的操守；第二，長得像個樣子；第三，要有一定的家業。最後一條非常重要，因為看守對於犯人是有『合法傷害權』的，當時主持獄政的人設想，如果看守的人純粹是為了謀生，就可以借職務之便以謀取錢財。在監獄生活中我接觸到許多底層社會人，對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意識有所了解，這有助於理解《水滸傳》，因為這部小說中也寫了不少底層社會人。」
在《「水滸」識小錄》一書中，王學泰以獨特的視角讀《水滸傳》，覺得研究《水滸傳》比研究《紅樓夢》更重要。他說：「我所有研究的東西都有現實生活中的感受。魯迅說中國人為什麼喜歡讀《水滸》和《三國》？因為社會上有『水滸氣』和『三國氣』的緣故。我和何滿子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並請教他什麼是『水滸氣』、『三國氣』。他說是這指整個社會的黑暗面；我認為『三國氣』和『水滸氣』更多的是指痞子氣、流氓氣和遊民氣，就是指一切都是暴力說了算。現實生活當中的，我經歷過這樣一些人，也經歷過這些事。」
王學泰相信只有公民社會才是中國的出路。「一提到公民社會有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公民社團組織，如非政府組織、私人志願者組織、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宗教組織、環保組織、專業協會等；其實更重要的是廣大民眾是否具有基本的公民素質，公民社會是由具有基本公民素質的人們組成的。如果民眾不具備基本公民素質，就是社會上充斥著各種社團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也不一定是公民社會。公民素質的基礎是公民自覺。公民自覺不只是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更多是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並從中培育公德心，從而建立起全新的社會秩序。從公民社會的組成看來，每個人應該是合格的公民；從它的規範治理來說，應該是法治社會；從它的組成人員的權利角度來看，應該是個民主社會。我們歲數大了，希望將來子孫生活在一個平靜的社會中。
中國過去很長時期的社會發展還沒走上正軌，所謂『正軌』就是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水滸傳》反映的是天下大亂的時代，這在皇權專制社會是不可避免的，那時是一治一亂，長治久安只是一個幻想。現代文明社會，人們更應理性，懂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和長遠利益在哪裡，政治運作中文明博弈逐漸地會被全社會接受，因此持久的暴力和大動亂也許會避免。但世態是社會合力演變的結果，佛家講究『業』，恩格斯講究『各種合力』，有的事真是不可思議，也是個人難以把握的。」
「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話古人」
王學泰著作博雜。他研究中國詩歌，寫過《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他還對幽默感興趣，寫過《幽默中的人世百態》、《中國人的幽默》。「如果我有空餘時間，明年寫一本《中國笑話史》。我對笑話的流傳、中國人為什麼笑非常有興趣，因為從笑話中也能探索人性的問題。柏拉圖說笑是一種不高尚的感情。笑話人家有小小的倒霉之類，像下大雪老頭老太太滑一個跟頭，人們的第一反應肯定是笑，第二反應才是過去把人家拉起來。沒經過大腦的生理反應的肯定就是笑。當然大的災難不可能笑，因為恐怖控制了一切。對人有小小的不幸可能會笑，因為別人的不幸反襯了自己的優越。笑話許多根源於歧視。中國人的歧視無處不在：官員歧視老百姓，老百姓也歧視官員；城裡人歧視鄉下人，鄉下人也歧視城裡人；有學問的歧視沒學問的，沒學問的也笑話有學問的。從笑話中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但現在人很難笑起來了。最能點燃中國人笑點的：一個是『性』，一個是『政治』。」
王學泰在讀《顧頡剛日記》時他有不少發現：「從早期可以看出文人學者的生活，真是跟我們現在不太一樣。他既能搞學問，又能搞社會關係，擴大自己和自己主張學術觀點的影響，跟坐冷板凳的書獃子不同。顧頡剛腦筋特活、文筆特快，收入也特好。他想怎麼著就怎麼著，今天在這教書，明天在那教書，三天兩頭遛彎兒。這兒也請他，那兒也請他。顧頡剛日記中最多的兩件事，一件事就是寫信，每天要寫十幾封信，俞平伯、葉聖陶那些老同學、老朋友，不說天天有信吧，但是三五天他就要寫一封信。另外一件事就是吃飯，一天最多的時候有三四個飯局，也跟現在一些特紅的人似的，這是文人習俗。還有一個很典型的事情就是他和譚惕吾（中國第一名「女右派」）的私人關係。」
讀史閱世後，王學泰感覺中國就在歷史輪迴當中。「可能這與我們老讀史書有關。福山說『歷史終結』，我們小時候雖然沒這詞（其實胡風的「時間開始了」就是歷史的終結，舊社會是「歷史」；新社會才是「時間」），但我早就有歷史終結的概念。我上初中時就想：這才幾年就建成社會主義了，再幾年就實現共產主義，天下大同了，全國人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歷史終結了，今後也沒有朝代了。以前的階級社會不過是人類社會短短的序幕而已。」
王學泰的新作名為《我們向歷史要什麼》，他卻說：「我們從歷史學什麼也沒學到，只得到一點安慰。現在我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話古人，現代人未必比古人聰明。我所有的研究都不免帶有我個人情緒化的色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筆下風起雲湧，晚年生活則平淡如水。王學泰寫過《中國飲食文化史》，有人把他當作美食家。如今他的妻子吃全素，他也跟著吃素。他說：「我吃得特簡單，現在還以素食為主，一天就吃一頓飯。早上起來吃了一個花捲，一碗豆腐腦，晚上有可能吃個蘋果就睡覺了。我並不是美食家，也更不敢像蘇東坡以『老饕』自居。」
宋代統治者看不起「干臟活的人」
梁山那些社會邊緣人
時代周報：你研究《水滸傳》中的人物出身，在《「水滸」識小錄》對梁山人物的身份有新的思考，推翻了學界的一些傳統看法。
王學泰：梁山中，一類是遊民，另外一類就是社會邊緣人。社會邊緣人中，有一種是政策上造成的社會邊緣人。比如說本來軍官應該屬於國家的棟樑，但宋代實行的是重文輕武的政策，對於軍官，特別是士兵出身的軍官，特別歧視。所以說《水滸傳》中這種軍官特別多，沒有高級軍官，都是中下級的軍官，大的也不過團練、或一個州的兵馬提轄。
時代周報：另外一種社會邊緣人有什麼特點？
王學泰：另外的一種社會邊緣人就是所謂的吏胥。負責文案的叫吏，衙門裡頭負責跑腿的、捉拿的緝捕人員叫胥，這種吏胥在《水滸傳》中特別多，宋江就是負責縣政的文案的吏。有人說宋江是宋代小官吏，這不準確，宋代及宋代以後，官與吏是分開的，吏一般轉不了官，吏從宋代之後就是吏（元代除外），永遠做不了官。
中國古代本來是貴族君子才能做官，老百姓是小人，就是民。但中國古代的社會流動又不是特別死的，周代是身份社會，只有貴族身份的才能做官，但統治者在這個僵硬的制度上開了一個小口，管子說農夫中「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孟子也說「庶人之在官者」就是吏，他們主管官府中的具體事務。這種吏在宋代以前是能做官的，漢代有些宰相就是吏人出身如公孫弘、張湯、倪寬……車載斗量。
到了科舉制度產生，特別是到宋代科舉制度完善之後。科舉制度里包含著庶人能夠參加科舉考試，能夠通過考試轉化成為士人，於是由吏而官的道路逐漸被堵死了。宋太宗時取消吏人做士，原因是他們心術壞，因為衙門的很多事具體操作者都是吏，幹壞事、干臟事。比如向老百姓盤剝、收租之類的。宋太宗認為他們老乾那事兒，心術全都壞了，這種人是不能做官的，因為從儒學出發，做官的、特別是決定大政的官員要有仁心。因此古代統治者選官的時候很注重心術，他為什麼認為士人才能做官？因為士人脫離了具體的干臟活的場所，儘管沒有這些臟活他的統治就維護不下去，但是作為統治者，他也看不起具體的操作者，跟我們現在價值觀完全不一樣。
宋代始現遊民江湖
時代周報：「遊民」這個概念你有沒有做些修正？
王學泰：修正，不斷地修正，最近我用「江湖人」比較多。我把「遊民」用成「江湖人」。為什麼呢？第一，因為遊民史很長，從先秦就開始有遊民，但遊民群體的形成是在宋代，我論述遊民意識也是從宋代開始的。為什麼我認為宋代才形成遊民群體，跟政治現實、城市制度變化等一系列的原因有關。我論述遊民思想時是著眼於群體化了的遊民的思想。而遊民的群體化是闖蕩江湖完成的，因此宋代以後較為成熟、生存能力特強的不妨稱之為「江湖人」。
第二，遊民所組成的「江湖」也首見於宋代，我所分析的一系列的遊民意識與遊民文化也是宋代江湖藝人首次展布的。通過江湖藝人中說話人所演播的「朴刀桿棒」、「發跡變泰」的故事我們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一套與主流社會大相徑庭價值與思想。
江湖人是一種群體、一種社會。宋代遊民與其前代遊民不同，前代遊民旋生旋滅，他們或是流浪到一塊尚未開墾土地去做小農，或是在流浪生活喪失生命。如漢代的陳勝、吳廣也是遊民，他們給人種地幹活，沒有固定的職業，也沒看到他們的家、孩子、父母。當然可能歷史記載比較簡略，但我們可以看到那會兒遊民大多是以個體形式存在的。他們一度揭竿而起，擔負了反秦首義大任，不久死難。到了宋代之後，城市發達了，遊民逐漸以群體方式出現。而且我說遊民意識最初通過文字記載能夠流傳下來就是通俗小說，而這些通俗小說就是江湖藝人創作的。江湖藝人把遊民意識、遊民思想加以系統化記載下來並書面化了。
有時候我也用「底層人」來稱呼遊民，這反映了他們的生活實際，在中國社會淪入底層之後，闖蕩江湖是他們首選。我覺得不管用江湖人也好，用底層人也好，用遊民也好，只要生活在中國社會上的，都會對這一階層有所了解、有所理解，關鍵是用一個什麼恰切的概念來指稱。有的遊民生活非常好，他們也並不一定就在底層。
時代周報：「江湖」這個詞在中國可以溯源到什麼時候？
王學泰：「江湖」這兩字合到一起先秦就有，《莊子》里就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那個江湖就指的江河湖海。當然張遠山理解《莊子》的時候說，莊子心目中江湖上就有一種在野的反抗力量。我覺得有時候解釋過度了，但是起碼這個概念出來了。江湖長期是作為文人齊聚的地方，在先秦就有，身在江海，心懷魏闕，說的是江海，實際上江海江湖差不多。身在江湖，就是在野，心裡頭還懷念著朝廷，魏闕指的是朝廷，江海也指的是江湖，也就是士大夫隱居的地方。所以很長時期「江湖」就指的是文人士大夫隱居的地方。《岳陽樓記》里講士大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士大夫為什麼要居住於江湖？江湖沒有朝廷內為名為利的紛爭，沒有那麼多陰謀詭計，比較平和。他們厭倦了朝中的鬥爭，或者覺得自己的理想沒法實現以後，就回到江湖之上。這是士大夫的江湖。
【來源：時代周報 文/李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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