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藏家青睞的桃花塢年畫，消失半個世紀後如何重尋出路
清代，蘇州的年畫作坊多集中於閶門至桃花塢一帶，故得名桃花塢年畫，與天津楊柳青年畫並稱「南桃北柳」。清雍正、乾隆時期，桃花塢年畫進入全盛期，史稱「姑蘇版」，曾對日本浮世繪版畫產生一定影響，目前多為日本、英國收藏。2006年，桃花塢木版年畫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編者按：著名版畫研究專家王樹村說，中國年畫的顯著特徵是與民間的世俗生活密切結合，是反映各歷史時期世俗民風的一面鏡子。進入20世紀，在劇烈的社會轉變中，年畫從喜聞樂見的民俗生活，變成不再鮮活的藝術紙本。2018年的第一期N+，我們將目光轉向南方年畫印刻中心蘇州桃花塢，從三代傳承人的視角，窺看曾經在城區消失半個世紀的年畫。
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因為唐寅一首《桃花庵歌》，姑蘇城內的桃花塢聲名遠播。但當版畫藝人房志達1935年出生於桃塢時，桃花庵早已被毀，桃李零落。他不曾想到，自己將歷經桃花塢年畫八十載的起落。
解放前，桃花塢一帶的年畫鋪年產共約100萬張，是和天津楊柳青齊名的年畫印刻中心。再往前，清中期，桃花塢年畫進入全盛期，精緻秀雅，兼有外埠藝術特點，史稱「姑蘇版」，歷來為收藏家看重。
但到上世紀中期，桃花塢年畫從蘇州市民的視野中消失了。它從描摹江南都市文化的「姑蘇版」，走向強化鄉村屬性的近代年畫。
直到今年1月，蘇州首屆國際木版年畫展在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開幕，年畫社的五個年輕學生第一次目睹了一批海外版畫珍品。當「姑蘇版」代表作與受其影響的日本浮世繪並置，擺在桃花塢三代傳人面前的，是十年如一日的詰問。「姑蘇版只能代表清代的審美，代表那個時代的傳統文化。那我們能做什麼？」
從版畫到年畫
「東門貼雞、西門貼貓、大門貼武將、二門貼文官、房門貼婦女兒童圖、後門貼鍾馗，中堂則貼壽星圖、福字圖、三星高照圖，東西廂房貼花卉、書法、山水畫……」
房志達印象里，年畫紅紅火火的年代，各地風俗習慣不同，從清明、端午、中秋到春節，不同節氣對應的年畫主題，荷載了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蘇州織造業發達，蠶戶春天上山養蠶，離家前在門上貼一對「蠶貓避鼠」年畫——自己是養蠶的貓，客人是老鼠，來者就明白家中無人，形象有趣。
房志達14歲簽了「關書」，進入桃花塢最大的年畫鋪王榮興當印工。解放前，年畫供應一年到頭不斷檔，忙過八月半，就要衝刺春節。「八個人搞生產、印版，一個人一天500張，一直做到年三十。」印工們說，「從雞叫做到鬼叫」。
蘇州人稱年畫為「畫張」，與明代的稱謂「畫帖」相近。太平天國末年，山塘的年畫作坊付之一炬，後遷至閶門內桃花塢一帶，桃花塢年畫因此得名。《紅樓夢》第一回寫：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蘇州的水印套色木刻版畫，古今皆以秀麗典雅著稱，畫稿、刻板、印刷各有分工。房志達是王榮興唯一在世的員工，70年前他拜師學藝，光基本功就苦練了三年。和文人畫不同，木版年畫為了後續印刷，要求畫稿的線條必須根根分明，線條勻凈，不能有太多的轉折。版片的木料以質地堅硬、不易翹裂的棗木和梨木為佳，可保存百年之久。
只是，後來人都沒有想到，逃過山塘大火的傳世老版，卻難逃「反四舊」的肅清。百來人的年畫社解散，房志達被下放到了蘇北農村，種了十年地。等到他回蘇州，聽說收來的木版被扔在廣場上風吹雨打，爛的爛，劈柴的劈柴。
一切得從頭開始，攢一幅幅木版，一張張套色，別無他法。改革開放後的那段集中創作，便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不過，版畫藝人顧志軍很早意識到，桃花塢年畫作為版畫的一個品種，是隨著印刷科技的發展而變化的。清末社會動蕩，科技發展緩慢，與此同時，發端於德國的石印技術以上海為中心散布全國，一舉取代了雕版印刷近千年的統治地位。
少量存世的「姑蘇版」多為日本、英國收藏，近年來在拍賣收藏領域表現不俗，屢得高價。據顧志軍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國木刻版畫最大的藏家、寒山堂的主人馮德寶收了一批「姑蘇版」，一張基本在人民幣五萬左右，當時蘇州工人一年工資才一兩千塊。顧志軍的版畫他也收了十幾張，每張1000美金。「他們是集中地把代表這個時代的收藏了，很有系統性，把你的手稿、想法都記錄下來。」他羨慕地表示，「當時我沒錢，有錢的話我也收藏。」
這批「姑蘇版」的印刷品最近有部分回到蘇州，參加工藝美院的年畫展。隔著玻璃和略粗糙的畫質，《姑蘇虎丘志》泛黃的捲軸上，人物跳躍，筆觸柔和，一張版畫刻盡了千年姑蘇城的山巒秀美。
所以，桃花塢年畫社2001年併入工藝美院後，首先啟動的便是復刻「姑蘇版」。五年前，年畫社決定復刻桃花塢年畫代表作《一團和氣》乾隆版，童子手拿捲軸，上書「一團和氣」，主體成圓形。「原版在日本，畫是根據印刷品放大的，把裡面的東西清理出來，花了1萬塊。古代的東西，花紋都要弄明白。」房志達說，這套乾隆版大小共22塊色版，遠遠高出普通年畫六塊的工作量。兩年前，學校又買入了一批梨木，能刻30~40幅4開版畫，沉入水底脫膠一年後打撈晾曬。
「現在印出來，人家都當藝術品收藏的。過去是新年習俗，現在觀念不一樣，認為是一種藝術品，裱在鏡框里，就像一張畫一樣。」83歲的房志達感嘆。
桃塢東風
1979年末，考了五次中央美院落敗的顧志軍，經人介紹，去了剛剛復社的桃花塢木刻年畫社。他從小在桃花塢長大，但十來歲時農村都有了更先進的膠版年畫，總覺得木刻年畫沒落了。「沒解放前，蘇州的農村過年家家戶戶都貼年畫，城市裡沒有，解放後農村也沒有了，只有一些偏僻的地方還保留著。」房志達回憶。
復社後，桃花塢快速遠離了一直保持了30年的常規主題，比如，政治口號、「勞動」意識、代表生產的糧棉豬等。過去所「規避」的、被打入「封建迷信」陣營的傳統年畫意象紛紛蘇醒，也開啟了桃花塢「新年畫」的高潮。
然而，60後中生代初次登場的20世紀80年代，已是桃花塢年畫最後的輝煌時刻。
「最好的時候就是改革開放後，有七八個畫家，20多個刻版、印刷的，大家扭成一股繩，雙手握拳頭，真心真意，就好像看見希望了。」在房志達看來，1979年到1985年，合併至私人公司藝石齋的前夜，是桃花塢年畫社最好的光景。而從這段復興拓展期走出的老人、新人，支撐起了桃花塢在新年畫時代的藝術活力。
顧志軍有紮實的美術基礎，得以拜入著名刻版藝人葉金生門下。新徒弟按規要磨一個月拳刀，他覺得沒必要，磨了一個星期，就開始鉤稿、上樣。兩個星期後，18歲的顧志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刻版《劉海戲金蟾》。「那個版子還在，我敲版的時候斷了一點，用白乳膠膠的，師傅叫我重新刻，我不肯，到現在也沒掉呀。」
身為復社後的第一批學徒，顧志軍卻成了桃花塢唯一一個從體制內跳出、擁抱市場的版畫藝人。
前幾天蘇州工藝美院的年畫展，顧志軍也去看了，順便回了趟年畫社，看望師姐葉寶芬。「他們還在用我以前套版的方式，1985年的時候，我早就摒棄了他們還在用。」他意味深長地笑了笑。上世紀80年代，師父給女兒授業的時候，機靈的他就守在一旁。老一輩藝人沿用傳統技藝，但他時常會反向看待：為什麼這麼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1992年，他鐵了心從年畫社辭職，這種思辨精神讓他迅速獲得市場認可。第一年，他在桃花塢大街租了個門面，不知疲倦地複製了20多幅「姑蘇版」。但半年都沒有生意，直至年底，日本《文藝春秋》雜誌的兩個記者，買走了700多元的版畫。在市場沉浮兩年後，他的年薪已屆三萬，是普通工薪層十年的收入。
35歲時，他終於了卻年少時的夢想，去央美進修一年。「我是不安心的一個人，什麼都學，石板、絲網、銅板……因為石板這種要人幫忙的，我就給他們做下手，搞好關係，這其實就是在學習。」他認真地說，「如果這個錢拿去買房子，現在賺得很多，但這一年學了很多，幸福一輩子，買了房子你有時候也幸福不了。」
從北京回來後，顧志軍的個人藝術風格逐漸清晰。從《畫境文心》、《談古論今》為代表的早期作品，到生肖系列，他擅長古為今用，在吳門畫派的意境中融入當代的社會解讀，技法上也有所調整。「顧老師的畫一眼就看得出來，平面變三維了。」桃花塢年畫社第一個80後傳人孫一波說。
回歸藝術？
十來年前，某個博士生導師在演講上呼籲，桃花塢年畫一定要姓「年」，令顧志軍哭笑不得。
石印技術的流行，分走了桃花塢相當部分的客源，加之外銷完全中斷，桃花塢年畫的市場轉向經濟落後的鄉村，逐漸粗糙，真正成為通俗意義上的「年畫」。解放後，不斷有人提出要「拯救」、「復興」桃花塢，他們一股腦地把門神畫成解放軍，給仕女穿上現代裝，進入90年代，甚至出現了程式化、概念化的主題，以有水、有船、有橋的「三部曲」最為好賣。
「繪畫對象改變了，但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這不是創新，是想附和時代。」顧志軍認為，桃花塢木版年畫現在怎麼做，需要藝術家共同參與。
「可不是嗎，現在沒有人畫，這是最關鍵的問題。」師姐葉寶芬說。她與房志達分別作為省級和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在工藝美院供職，提點年畫社的年輕學生。木刻和印刷需要時間和經驗的沉澱，但首先要有符合當下創作的畫稿。
她曾在一段採訪中坦言，「我雖然被評為省級非遺傳承人，但經常覺得孤獨。在古代，刻工其實一直與畫家亦工亦友，經常切磋探討，而現在我沒有人交流，這樣不太好。」
「現在搞創作的人少，做出來的東西有時候不尷不尬的。」新生代的孫一波也有同感。去年，他從桃花塢木刻年畫博物館出來，回到求學的工藝美院，重新拿起拳刀。暑假裡，他給騰訊公司的一款遊戲刻了「唯我國風」版畫，加班加點做了兩三個月。再早前，雅昌用50萬買去的5000對8開小門神，是年畫社近年為數不多的大單。
作為年畫社培養的第一個學生，孫一波的身上傾注了太多人的期望。他喜歡看武俠片，桃花塢年畫像一門快失傳的武林絕技，而幾個老師傅都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我感覺自己就像《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而王祖德老師他們一幫人就是江南七怪。」至今，他都是年畫社七屆學生中最出色的傳承人。學了三年，他就復原了《一團和氣》雍正版，獲得山東省濰坊全國年畫展金獎。
不過，做版畫的人對傳統主題太迷戀，是顧志軍認為值得警惕的地方。這似乎又回到了那個他從入行起，便如影隨形的困惑：是不是非要大紅大綠，非要用梨木、拳刀，才叫年畫？
在年畫社的13年，他自由散漫慣了，常常半天上工，下午泡在社裡的圖書館，翻看國內外的版畫書籍，不停思考「為什麼我會走這條路」。「我很狂妄，年輕的時候就想做藝術家。」他直白地說。
當年，他憋著一口氣從年畫社出走，沒有人理解。保守的師父直到他闖出了名堂，才真正認可他。現在，他經常時髦地自稱，「我是玩穿越的」——將傳統與現代元素重組，讓年畫回到民間，回歸藝術。「年畫最早出現有其社會性，它是精神為支柱的現實需求，用大量的圖書來傳播，包括財神，都是當時的理念。它是為社會服務，但現在反過來，社會不需要了。」
近年來，桃花塢年畫的相關書籍屢有出版，但顧志軍發現，這些書全是談論哪個時期的哪幅畫以及用了什麼技法，從來沒有人談為什麼有這個畫。「桃花塢的歷史是由藝術家創造出來的歷史。為什麼有《一團和氣》，誰第一個創作，它背後有歷史、文化、政治因素。如果你談了，就會回到現在的時代背景，我們應該創作什麼。」
所以，顧志軍更傾向於稱桃花塢年畫為桃花塢版畫，「姑蘇版」對應傳統版畫，年畫則屬於當代版畫。「如果作為一個版畫的畫種形式，它的藝術發展空間就大了。」（本文圖片均為攝影記者張健、任玉明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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